朱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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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悲剧之源
在《伊芙琳》一章中，年轻女孩伊芙琳饱受生活摧残。母亲的早逝，父亲的专制，工作的艰难，都如同这座瘫痪的都柏林城一样给她施以重担。正当她身处苦难之际，水手弗兰克的出现赋予她生活的全新希望，她决意与弗兰克私奔，却在上船的最后一刻反悔留下······
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蕴的故事，伊芙琳的个人命运彰显了浓厚的悲剧性质，大致可以归纳出两点。第一点是外在行动：伊芙琳本可迎来全新生活，却最终仍被困在原始牢笼。在大部分读者看来，弗兰克富有魅力、活泼热情，伊芙琳如果同他共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一定会拥有崭新的生活。可出乎意料的是，弗兰克的潇洒深情没有打动她，大海的浪漫恣肆没有说服她，比起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她最终仍旧选择回归家庭，继续麻木空洞的生活。由此便引渡到第二点特质上，伊芙琳“出走-回归”行动所蕴含的内在悲剧：伊芙琳初步显现反抗斗争意识，却在都柏林城道德瘫痪的影响下最终丧失人格独立。对作者和读者而言，伊芙琳的出走不仅是个人追求的寻觅，更是反抗精神的伟大显现。《都柏林人》全本都在描述都柏林城市下人们心灵瘫痪下的精神状态，弥漫一种颓废麻痹的沧桑情调，伊芙琳所处的情境也是如此，面对这样的生活环境，她能够产生自我意识并且勇敢与之对抗本是令人精神振奋的事，可笔锋一转，先前对秩序的反抗回归到麻木遵守，她在最后依旧懦弱地选择了滞留，这出乎读者意料，也为整篇文章附上一层悲剧色彩，懦弱的背后寓意着主体意识的消亡，反映着抗争的最终失败。
二、悲剧之因
伊夫琳的个人悲剧是《都柏林人》的一个缩影，她的悲剧命运也是整本书悲剧性质的彰显，因此对其悲剧原因的探寻有重要意义。
对伊芙琳而言，性格缺陷注定了她出逃失败的命运。伊芙琳的母亲软弱顺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嘱托伊芙琳不要离开这个家，伊芙琳的父亲冷酷暴力，在变态的施虐与索取中丧失亲情的温度。面对原生家庭的沉重压抑，麻木已经渗透到了伊芙琳的性格之中，她无力反抗也无法反抗，精神上的苍白空浮使她对未来失去憧憬，势必走上抗争失败之路。从社会氛围来看，回归家庭也是她的必然选择。弗兰克固然看似是一个理想的化身，但是他只能为伊芙琳带来“出走”的动力，却不能保障“出走”的未来，正如《地下铁道》里出逃的科拉“每次醒来，眼前都是地道里的空虚，她每次都要为他哭一场，哭完起身，继续前进”【1】，即便成功同弗兰克出逃，等待伊芙琳的依旧将是面对新秩序的迷茫无措，那早早根植于都柏林社会的精神苍白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瘫痪阴影，与之同行的社会沉重感也将跟随她一生。跳脱出文本，从写作主体的创作动机来分析，悲剧性也是作家情节设置的用心之处。伊芙琳的形象是都柏林社会万千小人物的一个缩影，乔伊斯巧妙的构思也始终是为了照应“道德瘫痪”的主题，这是欧洲新时代的社会特性——麻木、瘫痪、压抑。冷漠的爱尔兰环境是全文叙事的基础，所以创作之时就不能采用传统的浪漫爱情叙事，而是要用“人在爱情中的自私”“面对爱情时的胆怯”等等角度来表现人性的异化，也正是如此，伊芙琳的悲剧性质早早就被塑造定型，无法改变。
三、 悲剧之根
伊芙琳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人性的悲剧，如果在分析时仅仅局限于形象本身就有失偏颇，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作家设置悲剧性的意义所在，其对《都柏林人》整部作品的研究有着显著作用。
对道德瘫痪的强烈谴责是创作的母题。整本《都柏林人》的创作意图可以从乔伊斯在致格兰特·理查兹的信中窥见一二：“我的目的是为我祖国写一部道德史。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2】伊芙琳的悲惨命运源于原生家庭的阴影，更源于现代社会秩序失衡下的精神荒原，全篇没有提及母亲，却处处有母亲的影子，没有死亡，却处处笼罩死亡的阴影，结尾一句“伊芙琳一张惨白的脸对着他，茫然得像一只无助的动物”，通过比伊芙琳为动物，敏锐捕捉到了她迷茫麻木、无助痛苦的心理特性。时代的桎梏之下，欧洲社会幻灭的精神荒原症候渗透进每一个人身上，对信仰断裂与人性异化的强烈谴责也就构成全篇的核心要义。
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怜悯是创作的思考。伊芙琳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是乔伊斯的妻子诺拉，与之不同的是现实中的诺拉很勇敢，乘船离开时没有一丝恐惧，文本中可怜的伊芙琳却只能望着海浪痛苦挣扎。这样的设计也颇含深意，渗透着乔伊斯对女性力量的欣赏与女性命运的同情。就《都柏林人》整本书而言，其男女形象往往存在显著差异。男性人物大多是不负责任的酒鬼，而女性往往不得不过着拮据的生活，在虐待中度日。除了这一篇的《伊芙琳》，《阿拉比》《陪衬物》和《优雅》中也都如此，酗酒粗暴的男人们可以在酒吧或是公共场合喝酒消遣、寻欢作乐，而女人则只能规规矩矩地呆在家里，无止境地干家务、照料孩子，女性被归于社会的边缘，生活在家庭这个有限的空间里【3】。时代的局限桎梏女性前进的脚步，思想的禁锢截断女性发声的渠道，正是面对这样的现实惨况，乔伊斯才不自觉想在书中为女性发声，为女性自我意识启蒙。
对乡土情感的复杂展现是创作的旨归。乔伊斯本人在创作时熔铸了强烈的感情色彩，深刻表达出自己思念家乡却又厌恶家乡的双重矛盾性。乔伊斯自己深恶痛绝爱尔兰麻痹、停滞、荒凉的现实，所以终其一生逃离那个封闭的故乡。自1902 年大学毕业后，除了因母亲病危回爱尔兰之外，直至 1941 年离世他都未曾回过家乡【4】。但同时出于强烈的思乡情愫，他的文学作品却又大都以爱尔兰以及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为题材。正如伊芙琳最终没有离开家乡，乔伊斯其实也在没有走出心中的家乡，他在情节叙述之中，其实也暗暗寄托了一份欣慰与乡土温情。
伊芙琳最终被困于都柏林中，一如无数民众被困于精神荒原之中，《伊芙琳》一章通过这个女性角色的悲惨命运来展现无数人异化了的生活状况、精神世界，也渗透出一代大师乔伊斯的智性光彩。
参考文献
【1】（美）科尔森·怀特黑德.地下铁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 James Joyce.A．Walton Litz.Princeton University.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66，
【3】彭珍珠.《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形象[J] .西华大学学报,2006
【4】高红梅.《都柏林人》诗性政治与精神荒原症候 ——《都柏林人》的圣杯追寻 [J]. 文艺争鸣,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