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真情,就没有记忆。假如没有记忆,就没有丰富的人生。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我忘记了很多人,但我也记着很多人。
有一天我和弟弟骑着车子走在上学路上,弟弟突然说:“慢点,前面是我的老师。”
我们立即放慢了速度,我顺着弟弟的手指看去,原来就在我们前面,有一个身材胖胖的中年女老师,她骑在一辆二八自行车上,她蹬车的腿看上去非常吃力,可是又觉得很轻松。她留着短发,我看不清她的脸,只感觉她的后背很宽厚,让人很放心。车座后面还捎着一个胖胖的小女孩,女孩脸色白白净净,头上扎着一只粉红色的蝴蝶结。
屈老师脚下的自行车车轮悠悠地转着,车链子在脚踏子下沙沙作响,当车轮划过路上的起伏不平时,却安详又平稳。路上留下的印子,拉成一条整齐明亮的带子。后面坐的小姑娘穿着粉粉的衣服,一会儿挥动着白嫩的小手把阳光捧在手里,一会又把脸贴在妈妈的后背。
我在很多年后都很怀念那个背影,我的父母把脸贴在地里的庄稼上,我们很早就能自己骑着二八自行车上学,我们的脸贴在风里。
后来,我对屈老师的印象都来自于弟弟带到家里的奖品里。弟弟每周都能从屈老师那里得到一些形状独特、颜色鲜艳的文具,它们既能当文具,还能当玩具,那些大大小小的奖品,丰富了我们贫瘠的童年。
据弟弟说,屈老师既教语文又教数学。尤其是数学,连他们班上的小神仙都能考到90分,小神仙的父亲是老神仙,老神仙依靠神明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可是儿子小神仙的学习问题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小神仙刚上小学数学就考个位数,老神仙曾看着小神仙试卷上的分数,摇了摇头,说小神仙不是上学的料,然后就在家里养了一些羊,等小神仙小学毕业了就去放羊。
自从屈老师教了数学后,她把每个同学的数学成绩抓得都像爬山虎一样,爬到了高高的墙上,怎么掉也掉不下去,就像牢牢地钉在墙上一样。这些爬山虎上长满了绿色的叶子,枝繁叶茂。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看到小神仙手里的试卷在自行车把上飘着,鲜红的90分耀眼的村里飘荡,喜气吹到了小神仙家里,老神仙激动地跑出门迎接儿子的好成绩,感到儿子念书又有希望了。
屈老师教书真有办法。她对学生的好,不仅仅是学习成绩上,她把自己的所有细胞都化成爱,洒在教室的角角落落。
有一天,我的老师又当着同学的面问我收高价费。那时候我的家刚刚搬到新地方,我们的户口还在老家,办理落户还要交钱。那时候我们能吃饱,能上学就已经很不错了,落户的事情就不在家里经济承受的范围。
没户口就要交高价学费,家里没钱交,父母亲就让我们拖着。
当老师嘴里轻轻念着我的名字,并让我站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脸已经重重的掉在了地上,我像一个犯罪的人,感觉对不起所有的人。我把头埋得低低的,脸上火辣辣的,浑身汗津津的,可是又感觉寒风扑面。
接着老师说:“你赶紧让家长把费用交上来,别让老师为难了。今天中午回家就给家长说。”
我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不想为难他,可是我家里实在没有钱。
老师说完,同学们纷纷朝我看来,几个同学还看着我笑,他们的笑,好像一把锋利的剪刀,把我敏感的自尊剪得绝望而痛苦。我把眼泪收在了肚子里,低下头,一言不发,把身子蜷缩成一团,整个人顿时小了一圈。我知道,我就是告诉家长还是没有钱交。
我看了看自己寒酸的衣着,心里突然冒出一股怨气,我在心里责骂父母的无能,他们为什么要生下我们?既然那么穷,为什么养这么多孩子?养了孩子为什么要让孩子受这么多罪?
我答应着老师的话,我知道我中午还是要不来钱。可是我还小,我只能向父母发脾气。
中午回到了家里,我刚进门,就听到妹妹已经在给母亲哭了,说老师说要把高价费赶紧交上去,不要让我们为难老师。
我对着被体力劳动压得直不起身子的母亲大喊:“你们就知道一天干活干活,挣得钱哪里去了?没本事养,就不要生这么多。我不想念书了。”
我在哭,妹妹也在哭,一个家里被哭声盖住了。母亲已经花白的头发落在枯黄的脸上,一脸无奈。她转身向灶台里添了火,背对着我们说了句:“去给你的爹说,别给我说。”我看见滴滴答答几滴水珠落在了地上的柴火堆上。
那个中午,悲伤把灶火里的火焰都压住了,灶台里的柴火一直燃烧不起来,整个厨房静悄悄的,阴沉沉的。
后来弟弟也回家了,他一进门就喊:“看,我今天拿的什么?”
他笑着说屈老师又给他发了一个奖品,是一个红色的灯笼模样的中性笔。他把那个红灯笼笔在空中摇了一下,小灯笼笔被窗户里放进来的太阳照着,更是鲜艳红亮。我的眼里好像升腾起一阵仇恨,我一把抢过那支笔,一下子扔在已经燃烧起来的灶火里。
弟弟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呆了,只见那只红灯笼笔迅速在火里燃烧,进而萎缩,最后变形了。这一只笔,还没有写过一个字,就这样被无缘无故的焚烧了,连句喊冤枉的机会都没有。
红灯笼笔身上的火焰一直燃烧着,火焰里浸满了愤怒和不甘,它在扭动着燃烧,好像抗争着,挣扎着,最终大火就是不能把它化成灰烬。
这时母亲一把把灯笼笔从灶火里抢出来,突然坐在地上大放悲声:“这日子哪天是头呀!”
听到家里的动静,父亲手里拿着几股绳子进来了,做好了准备抽打的动作,他进门看了一眼,站了几分钟,又低着头出去了。
那天中午,我们都没有吃饭,灶台里的火也熄灭了,厨房又变成冷锅冷灶,只有母亲从火里抢出来的灯笼笔还挺着半个没有烧毁的身子,躺在地上。
我看着那只笔,望着它毁了容的孤零零的身子,它那残留的一小段红亮的身子,却给人一种过年粘贴红对联的喜庆。我们都哭了,我在哭,妹妹在哭,弟弟在哭,母亲也在哭,父亲在门外叹气。
哭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的贫困,它就像无数绳索,把我的父母捆得牢牢的,也同时把孩子们捆得密不透风,它把我们都捆到绝望的墙角,使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呼吸着它寒冷刺骨的气味,感觉不到奋斗的意义。
后来,大家终于平静了。我们三个人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可是弟弟的屈老师没有找弟弟催过高价费,一次都没有,直到我的父亲挤出钱来,我们才一起交齐费用。
后来,不管老师向我催要几次高价费,我还是同样的尴尬难受。再后来我见到任何要账的人,就浑身颤抖,非常恐惧。我和妹妹因为交不起高价学费,无数次产生过退学的念头,弟弟从来没有。我憎恶贫困,它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它将我们打得束手无策,并冷笑着看着我们一家人的狼狈。
我渴望能拥有弟弟班的屈老师,可是屈老师属于不了那么多需要她的孩子。弟弟常常感谢她,她是那样保护一个孩子脆弱的自尊,她没有任何希求和杂念,就是纯粹对孩子好。弟弟曾说他刚转学到屈老师班上,屈老师叫他读课文,弟弟的一口家乡话把同学们笑得前俯后仰,屈老师再没有上课,鼓励大家用家乡话读一段课文,看谁读得好。班上没有人会说方言,弟弟理所应当得到了奖励。可一到课余时间,屈老师就趴在桌子上一字一句给弟弟辅导普通话读,弟弟那像堆满积雪的高山一样有难度的语言关在风平浪静中平稳度过了。屈老师用各种巧妙的方式牢牢地捍卫着弟弟在贫困中害羞的自尊。
可是我注定无缘做屈老师的学生,这样的遗憾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了一些补偿了。
我师范毕业后,曾回到母校当过一阵老师。那时候屈老师已经是校长了,我成了她的下属。她还是那样和蔼,她在学校里一大堆高傲的公主般的同事里,从来没有歧视过我身上的泥土和寒酸。
她对着我笑,夸奖我会是一个好老师。我曾无比自馁,在一群白天鹅中自比丑小鸭,可是她的平等,公平的笑脸就把我轻轻地托举起来了,举到蔚蓝的高空,周围没有尘土飞溅,只有洁净明亮。
世界上的事情很奇怪,人就像树叶一样,不知道风把你吹到哪里,有的人踩你,有的人举起来欣赏你。屈老师把我的尊严装在一个高贵的瓶子里,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价值,她用亲切、温暖的手抚摸着我曾冰凉,自卑的心,我从此不再蜷缩,渐渐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