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踩着岁月的脚步,如牛重负般向前走,他已经老了,背已经弯了。
我没有记住父亲年轻的样子,父亲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跟在他的背后不停地抱怨,抱怨他不供我上高中,导致我一路辛苦白折腾了,由乡里的农民变成了乡里教书的,还在乡里。
小时候家里穷,父亲经常要求我们干很重的农活,他很严厉,我们一看他拉着的脸,一家人都很紧张,不知道手往哪里放。孩子们小到喂猪喂鸡,大到浇水种田都能干,他每天都泡在地里,孩子们也一样,也泡在地里。
因为父亲长期干着很繁重的农活,他的腮帮子上总是瘦瘦的,眼神里总是含着压抑忧愁,忧愁吃饭的嘴多,忧愁怎么也摆脱不了的贫困。但是,他永远都不曾绝望过,他把我们一个个养大,再一个个供着上学,虽然自己被挤到生活的小角落,可是他却从来都不停止希望。
他总是说,孩子们长大就好了,孩子们考上个学就好了,孩子们有个工作就好了。
他挑着家里生活的全部担子,一直保持着耕种的姿势,手里脚下一直忙碌着,两只手疙疙瘩瘩,手里过掉的活就像秋雨一样连绵不断,透过厚厚的钢叉一样的手背,隐隐可以看到父亲在煤窑上、田地里,垃圾池旁弯腰的所有身影。
父亲是个很本分的农场退休职工,他从来不抱怨,当我们一说到苦难的事情,他总是摇摇头,说这算什么,真正的苦你们见都没见过。我们都很好奇,他经历了那些苦,可是他就是不说。
有一天早晨阳光正好射在墙上的画面上,画面上褐色的台阶好像斜眼看着我们,父亲把家里看了个遍,开始说话了:“我在三十岁的那阵,这会已经下井了,井里的颜色就和那画上的一样。”
父亲曾在煤窑里干过几年,我们竟然不知道,后来他就给我们说起了那一段生活。
父亲三十多岁的时候,家里特别困难,他们在农闲之余就和乡亲们一起去山里挖煤。父亲念过小学,算是有文化的人,他第一次远行就是带领18位乡亲去肃南县华尖乡的山里挖煤,那里离家四五百公里,一年就在春种秋收回家,其余时间煤窑就是家。
父亲说,这辈子他在煤窑上把没吃过的苦全部吃了,他说就在煤窑里的那几年,他明白了人难得来这个世上一回,你就一直往前走,多苦都不要回头,老天总会给你一条路。
他说他们到了煤窑的第一天晚上,没有地方住,就在大石头下互相偎依着取暖,大家挤在一起睡了一宿。那时才正月二十左右,山里的天气非常寒冷,山野浑身散着冷气和恐怖,紧紧将他们包围着,四周的黑暗阴森森地看着他们,他们就在寒冷和害怕中度过了自己“创业”的第一晚。
等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躺在地上的乡亲们趁着阴沉又朦胧的亮光,在罩着雾气和黑暗的寂无声息的山野里,草草的吃了几口干馍,就开始打坑了。
打坑干什么呢?主要就是给自己打个住的地方。大家扬起的铁锹,哐啷哐啷就挖出几个洞,这些声响,让沉寂的山野开始沸腾起来,驱散了黑暗里无声的,说不出的恐怖。在生存面前,恐怖好像一下子就退场了,在忙碌中大家有了住的地方。
父亲相当于这十八个人里面的头领,他主要工作是在挖好的山洞里里给乡亲们做饭,做完饭,装煤车来的时候再去装车,煤车没来的时候跟着下井。他做饭的地方就是刚来的时候挖的那几个山洞,在某种境遇下,人活得和蚂蚁一样,都是在一个洞里,都见到同样的阴暗潮湿。
父亲身高180,他每天佝偻着身子进进出出山洞,山洞里没水,他要去外面取水,山里没有水井,水来源于真正的大自然——山上的白雪。
当然白雪上面还有很多赠品——羊粪蛋,父亲担着满满的白雪,有时候刮风的时候,雪粉还一团一团朝乘风乱飞,他的脸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手指头都伸不开。
他每天往返很多回挑雪化水,脚底踩出了一条曲曲弯弯渗着黄水的小水洼路,他把一担担白雪挑来,再一桶桶放进大锅里,接着用柴火烧开,等刚有水飘上来时,赶紧用漏勺把羊粪蛋撇出去,做饭的水算是有了。
紧接着就是和面,和面算里面最大的一项工程,十八个人吃饭,父亲每顿要和很多面粉,就在那个转身都打不过来的地方,他的腰一直弯着。每擀开一张面,他就得用毛巾擦汗无数回,开水锅下熊熊燃烧的柴火把整个山洞烤的炙热难耐,水蒸气、柴火烟雾整个一个云雾缭绕世界,密不透风,令人窒息。
吃饭的人多,他要擀开七张面,再一一摆放在雨衣上,等做完这些后,他整个人汗如雨下,浑身的衣服粘在身上,腰都直不起来了。当然也不能直起腰,因为稍不注意头碰到土洞上面,尘土就会掉落在锅里。
等把面弄好,剩下的就是炒菜,炒菜很容易,就是把土豆和白菜放在一小勺胡麻油里稍微在锅里转几圈,放点盐和醋,一顿饭算是做好了。
等做完这顿饭,他去叫工友的时候,才能伸直腰板。外面的冷风四面八方从他的衣服钻进来,湿透的后背马上又像要结冰,冷透又湿透。一顿饭刚吃完,下一顿就又开始准备了。他每天都过度疲惫和劳累,但是他的眼睛里流露着希望,只要取出煤就好了。
我已经觉得这很艰难了。父亲却说,他算是好的,他在地上面的时间多,井下的时间短。要是去井下挖煤,当天去了还不知能不能回来,煤窑里的石头滚下来,石头可不长眼睛,不幸砸中的话,兴许命就搁在煤窑里了。
井下挖煤的工人每人要背着一个装牛粪的草框,手里拿着铁锤,钳子还有炸药等,自从到井下,他们手里不停地挥舞着这些工具,希望一锤一锤砸下去就有煤出来。
煤出来了,还要把它们运出去,挖煤人或趴着,或跪在地上,在连个转身都打不过的井下,一铲子一铲子把草框装得满满的,装满煤块的草筐重重压在背上,把草筐拉得很长,然后他们弓着腰,或者趴着把一筐筐煤往外面背。
煤窑里实在太黑了,他们像羊群一样挤成一堆,手里拿个煤油灯,整个井下烟气腾腾,大家在黑暗中摸索着,磕磕绊绊把背着筐蠕动着。
煤油灯的煤烟直接进入鼻孔后,大家的咳嗽声在井下回荡着,好像让空间更拥挤了,整个人的心里乱腾极了。乡亲们的脸上都落满了厚厚的煤灰,只有眨巴的眼睛才能看到他是一个活的人,等他们歪歪倒倒地把一筐煤送出去,才能出一口轻松的气。
乡亲们怀着大大小小的希望,想通过在这荒无人烟的山里挖到煤炭,就能让自己的生活好一点。他们呼吸着山野里冷飕飕的风,闻着雪融化的瘦土的味道,一天一天挣扎着活着。
他们每天要下两次井,一次是从凌晨三点到十点,另一次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他们真正放松的就是晚上收工的时候,大家往嘴里扒拉上几嘴饭,然后就拖着重重的身子钻进小山洞里休息,然后随便说上几句回去的人捎来的村上的消息,便躺在一个既当被子又当褥子的破皮袄上,身子下硬邦邦的,困乏的眼睛马上闭上了。
等半夜里冷气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大家冻醒后就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再把眼睛闭上迷上一阵,又到了下井的时间了。醒了就继续干,大家的心里都有一个盼头,等煤挖出来卖上钱,他们就能回家了。
当然,劳动的果实并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能负责挖出煤来,可是真正要把煤卖掉变成钱这一关键环节,他们却并不掌握。
在那个偏僻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总是横七竖八停着许多煤贩子的车。挖煤的人把自己的煤堆成一个个高高的山头,随风摇动的荒草和周围高高低低的石块把煤块层层包包围着,山里的太阳光无遮拦地照在黑黑的煤炭上,煤块闪闪发光,照的大家心里亮闪闪的。
父亲也早早地站在到了路边,气也不透一口,给即将到来的收煤的车扫开一条路,双手捂在袖子中间,心神不宁地张望着。终于来了一辆煤车。
“无烟煤两块,有烟煤一块。”煤贩子挤着眼睛,哈过一口白气说着。
“什么!”父亲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饱饱的希望好像瞬间吃坏了,肚子一沉后又一空,父亲好像被打了一顿似的,身子一下子佝偻了。
“去年八月,你们不是收三元吗?”
“五块也收过,不要说三块。”
“怎么现在就不值钱了!”
“你看你们挖出来的是有烟煤,本身就不值钱。今年这年陈,能卖掉就不错了。煤挖出来,堆在这里又变不了钱。赶紧卖吧!”
父亲每天有的是力气做饭、挖煤,装车,可是自己挖的煤偏偏没能力卖出去。他吸上两口冷气,与煤贩子讨价还价一番,刚刚高高垒起的小煤堆不见了,经过父亲和乡亲们的手和背里刨出来的黑油油的煤块装进了煤贩子的大卡车,父亲接过一叠或多或少的煤票,边走边数,等过上一个月再去管理站兑换成钱。
要是遇上天气不好的时候,冬天天气冷,山里就要提前下雪,煤贩子的车一时半会开不上来。父亲还是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山上向下张望着,望眼欲穿,恨不得把山上的雪都看得融化了,还不曾见一辆车。就这样等到春天的时候,煤贩子更不来了,一直到了六七月份再把煤便宜处理了。
即使这样,父亲总是说,日子比呆在老家好多了,只要人动弹,或多或少增加一些收入,日子就能好起来。
在那种极其困难的时候,父亲丝毫不放弃希望,只要煤出来,生活就能好起来。他愣是在那个地方坚持了三年,直到后来地方上不让他们挖了,他才拖着破旧的行囊和乡亲们回到了回家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里的人生活在好像褪了色的褐色的村子里,可是村上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一直就像河里发青的柳树,遇到春天就发芽,从来不挑拣天气。他们从来不停下忙碌,哪里有活就朝哪里钻,他们被风吹到各处的山上,脸上的皮肤被风吹皱又吹破。
每年庄稼收完,村上就停着一些煤矿老板的大卡车,外出务工的乡亲们站在大卡车里,摇摇晃晃地向亲人们挥手告别。他们这一去就在煤窑里钻上多半年,家里多多少少都能好起来。虽然有些人一去不回了,但是乡亲们对于着唯一能改善家里条件的道路,还是迫不及待地走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在把我的奶奶的后事安排好后,就思考着我们的出路。他想他的这辈子就这样了,如果自己的儿子大了,煤窑也被挖光了,连个出力气的地方都没有了,姑娘也要生活在这个村子上,后代们的日子就难过了。他下定决心带我们出去看看,
后来,他拖着我们就像拖着一只巨大的沉重的箱子,跋涉在异乡的路上,他一路辛苦,却从来不说。他说把该吃的苦都吃过了,也是一种人生历练。我们的父辈曾经仿佛钢铁般坚硬,承担着我们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更为伟大的地方是知苦而不言苦,坚韧如同厚实的大地。
有过往苦难的映照,在如今的年代,他们眼里只看得见和曾经云泥之别的富足安逸,于是感恩地活着,欣悦于儿孙赶上了好时候,过上了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