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年将近,我在忙碌中似乎又听到了那撕心裂肺的哭声。
那是羊年的事。我11岁,个子不高,心眼不少,上墙爬屋,打架斗殴的事常干,虽然结局很惨。
我有一发小,名叫小良,他小我一岁,论辈分他应该喊我叔,但他从来不叫,张口闭口地喊我司令,我到也爽快地答应着而不去反驳。
七十年代初期,正是什么也缺,就是不缺人的年代。衣着方面,夏天还好,遮住羞处即可,冬天可就难为一家之主了,进入腊月,母亲总是在灯下熬到半夜,为儿女们赶制新衣。而一日三餐,年头到年尾却很少见到荤星,吃顿白面也是稀罕,更别说精神生活。
那个时候,就盼着过年。过年能穿新衣,能吃上一顿大米干饭带猪肉炖粉条,能吃一顿水饺,而且管够。
而我对这些吃的穿的,远没有放鞭炮那么兴奋,以至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除夕还不黑天,我就缠着父亲要炮仗,父亲就在仅有的一串炮仗上拆下几个给我。我拿着炮仗蹦着出了门,一直蹦到小良家的门口。
那么几个炮仗是不够我俩折腾的,再问父亲要也是不可能的,那就偷,偷也不能把一串都偷来,那是万万不可的,这个底线我还是有。即使这样,到了家家户户辞旧放炮仗的时候,我家那一串也所剩无几。父亲强忍住愤怒,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秋后算账。
我才不管哪会算账呢,只顾想着法的要得到炮仗。这个想法在当时是有难度的,甚至比要分钱都难,因为有了钱也是无处可买。
没有就造,别人能造我也能造。有了办法,再掏弄材料,买是不可能,只有捡,只有去每家每户捡拾那些未炸响的哑巴炮仗。
我和小良每人提着一个灯笼,灯笼是方的,里面坐一盏煤油灯,四周用纸糊着,还不能见风,更不能快跑。但为了能抢先一步赶到放炮竹的人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所以造成灯笼自焚的事也是常有。
初一早上,我把捡来的哑巴炮仗一层层去了外皮,然后把火药放在竹筒里。小良把他爷爷的古书偷来,一一撕开,再把火药倒在书纸上,夹上一块封窗纸做的芯子,卷起,用浆糊粘住,一个自制的炮仗就成了。
初次实验,差点酿成大祸。我偷出爹的长烟袋,装上烟猛吸一口,流着泪咳嗽着用烟袋点燃了炮仗,没听到炮仗的响声,我的棉裤左腿却引燃了。
失败并没有让我就此罢休,那种不服输的倔强劲此时一发而不可收。我绞尽脑汁,实验了各种土方法,却无功而返。
我又把两寸长钢笔粗的哑巴炮仗的头扒开,露出芯子,让小良攥着,我点燃后,大声吆喝小良把冒着火花的炮仗用劲往墙上戳,轰的一声响了。
我笑了,小良哭了,那声音像杀猪时的猪叫声。他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血肉模糊,我掏空了棉裤左腿的棉花也没止住血的外涌,不得不告诉家人前往医院,尽管治疗及时,但也给小良肉体和心灵上造成了不可弥合的创伤。
我从此失去了街坊四邻和蔼的目光,失去了发小从此的信任,更多的是谩骂与指责还有我一辈子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