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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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喇叭，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给那一代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它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繁荣在乡村，曾是人们主要的娱乐工具。
我上四年级的那个秋末，街上突然竖起了一根根杆子，杆子是从山上砍的槐木，还带有少许新鲜叶子，上头拧着几个白色的瓷器，我们管它叫电线葫芦。
电线就是一根铁丝，沿着前面屋檐，一直伸到炕头，再接到喇叭上。喇叭显得格外的简陋，像一个大黑瓷碗似的挂在墙上。
夕阳贴着山尖的时候，喇叭传来了女人的说话声。母亲坐在炕边专心地听，父亲则站在炕上，慢慢地翻弄着喇叭，左看右看，好像是要把广播员揪出来似的。
广播喇叭有个奇怪的现象。其中一根线接到喇叭的一个接头上，而另一条线则从喇叭的另一个接头伸出来，接到一根硬铁丝上，再插进窗外的土里。
地干燥了声音就小，浇上水以后声音就变大，所以，要经常性地给广播喇叭浇水，才能保持最大的音量。
广播喇叭一天响三次，广播的内容丰富多彩，有新闻联播，政治节目，农业知识，曲艺节目等等，母亲最喜欢听的是茂腔，可也不是经常能听到的。
广播喇叭在农村的影响很深。无论劳作多么辛苦，如有人提起广播喇叭，顿时喜形于色，劲头十足。
尤其是广播喇叭滴滴的报时声，让没见过手表的农民们，第一次对时间有了新的认知，也有了专业的时间术语。
最重要的是天气预报，人们改变了目测天气的落后面貌，走在大街上见了面，最多的一句话是，听广播了吗？天气怎样？直到现在，人们还习惯性地说广播里说的天气怎么样，以此证实广播的权威性。
父亲的去世，虽然与广播喇叭没有直接关系，但我每次看到广播喇叭的影子，或者是听到广播喇叭的声音，都会想起父亲对广播喇叭的那种偏爱。
我把喇叭拆下来，用一块旧黑布包裹起来，放在篮子里，高高地挂在了大梁上，让它跟着岁月流逝，让它带着故事沉睡。
再次听到广播喇叭的声音，是从大队院里的高音喇叭传出来的，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喜讯。十米高的槐树杆子，顶端有一个直径50厘米的铝制喇叭，远看像个大喜鹊窝，在空中摇摇晃晃。
高音广播第一次试播，就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村支书竟然上了高音喇叭。妇女们聚在门楼下，对着高音喇叭指指点点，互相猜测着。
更神奇的是，想让它唱啥就唱啥，想说啥就说啥，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从不误事。到了上工的时间，村支书就在高音喇叭上吆喝一嗓子，村民们便拿着农具，叼着老旱烟，从街里蹭踏着出来。村里谁家有了孩子，谁家的猪跑了，村支书会第一时间把消息传达到每家每户。
但多数时间还是传达上级指示，什么＂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少生孩子多修路，少生孩子多养猪＂等等一类的口号……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们忙的还没来得及吃饭，高音喇叭又响了起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马上就要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了，今晚全体村民到村部开会。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高音喇叭的声音，离开家乡三十多年，虽说中间也经常回乡，但再也没听到那带有乡音的喇叭声。
其实，并不是上级没有指示可传达，也不是村里没有事情可吆喝，主要是现在的通信网络，替代了高音喇叭的作用，村里大事小事，在微信群里＂爱他＂一下，不用几分钟，全村老少，人尽皆知。
近两年，电动广播喇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大街小巷，社区学校，卖水果的，卖海鲜的，卖蔬菜的，卖山泉水的，每人一个电动喇叭拿在手里，或架在车上。
在中学附近的大路上，就有那么一群小商贩，常年占据着半条公路，城管执法几次取缔，也无济于事。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挤满了人门的耳朵。
＂红壤的西瓜，真甜......＂
＂大珠山，山泉水......＂
有的商贩竟然对着喇叭，唱起了自编的快板:＂各位朋友看一看，鲁西南，八瓣蒜，谁不买，就管饭。＂
还没等他唱完，就听见南边的商贩在电动喇叭里，急咧咧大声呼喊:“快抓小偷，快抓小偷。”只见南边跑来一个蓬头散发的年轻人，后面一个胖女人紧追不放。
年轻人刚跑到北边桥头，突然从路边跳出一个老太太。她举起手中的电动喇叭，一下把年轻人打翻在地，又来了几个人，把那年轻人扭送到派出所。
老太太气喘吁吁地坐在马扎上，拿着喇叭，打开开关:＂西红柿，又红又大的西红柿＂，然后自言自语地嘀咕，还没摔坏，这质量不错。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态惊呆了，仅仅几秒钟，就完全改写了我对广播喇叭的认知，原来广播喇叭还可以这样用。（张京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