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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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里盛产红席，在青岛地区乃至整个胶东半岛那都是闻名遐迩的。
在编席的匠人队伍中，不得不说一个人，那就是我的父亲。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冷面人，但他编席的手艺，十里八乡的那可是人皆尽知，甚至更远。
我和父亲的感情，就是以红席为纽带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父亲给我了生命，红席则铺设了我人生道路的起点。
我对红席的初始记忆应该在五六岁的样子，那是个临近年关的日子，大街上冷清的只有寒风的吼声，冻得地面咧着口子，落叶蹿到屋顶上，又窝在院子里。父亲把炕上的旧席卷起来，用绳子捆好放在墙角，又从棚子上拽出一领崭新的红席铺在炕上。
临睡前，父亲趴在炕上一手端着烟袋，一手抚摸着自己的杰作，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但比自己的孩子更加爱惜。
在父亲上去装烟丝的工夫，我就把童年的顽劣演绎得淋漓尽致，或立或卧，或滚来滚去，似乎比吃一顿猪肉还兴奋。父亲回来的时候，这领系着父亲心血的红席，已经遍体鳞伤，一个席角不翼而飞。
挨打是避免不了，大笤帚抽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煤油灯熄灭后，母亲还不停地数落着父亲的暴力行为。
不就是一领席吗？用得着那么狠心打孩子吗？你也下得出手，你也不是不会编，补一补就是了。
父亲似乎被母亲数落醒了，他立即起身，摸索着点亮了煤油灯，披衣下炕，又到编席屋子扒拉出堆在旮旯的下脚料，才返回到炕上。
父亲把煤油灯的芯子拨弄了几下，屋里顿时亮了许多。他仔细地查看着断裂的席角，像是经久沙场的将军在谋划一场战役。那煤油灯跳跃的火光，把父亲的影子盖在我身上。父亲嘴里哈出的一缕缕热气，温暖了整个屋子，温暖了我刚才还有怒气的心。
就是从那刻起，我对父亲有了一种敬畏，也对红席有了一个浓厚的兴趣。
来年的立冬，父亲迫不及待地把门前的半埋式编席屋子，里里外外的整修了一遍。编席屋子可不是一般的地窝子，不但要考虑到采光，而且湿度、温度都要均衡。
屋子整修好以后，父亲就着手编席。父亲先把红白两色的高粱秸劈成篾子，捆绑后放在水库里浸泡个三两天，再捞出经过刮、熏然后才开始编织，在编的过程中还要设计不同的花纹图案，一领红席一般需要三天左右才能完工。
我下了学都会先到屋子走一趟，静静地坐在屋子的一角，闻着带有青草味的潮湿空气，默默地欣赏着父亲跳动的手指，像是钢琴家在弹奏一个高昂的曲子，此时我感到有一种幸福，以至于若干年以后也挥之不去那种感觉，每每想起，一股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进入编席的旺季，父亲抽烟更猛烈了，枯瘦的手指总是夹着那杆裂了纹的烟袋，也许只有老旱烟的辣味，才能刺激父亲的灵感。
夜里，那盏煤油灯坐在父亲面前，昏暗的灯光跳动着父亲瘦弱的身影。他双手飞快地编织着，仿佛编织的不是红席，而是他的未来……
拥有300多年历史的泊里大集，远近闻名。每逢四九日，方圆上百里的人蜂拥而至。推车的，挑担的，剃头的，卖罐的，叉锅子（羊肉汤），烩面的，应有尽有。但我最喜欢卖红席的，红席摊位在大集的西边，南北长约半里地，紧靠泊里西河。
父亲头天晚上就把编好的红席卷起来，分别捆绑在独轮车的两边。鸡叫头遍的时候父亲就醒了，他悄悄地下了炕，从婆罗里摸几个窝头，用包袱包好塞到怀面，再用布条子捆住腰，然后推着独轮车向泊里大集赶去。
我偷偷地跟在父亲身后一声不响，两眼紧盯着父亲模糊的背影。他向前弓着身子，两手紧抓着车把，裸露的手背愈加苍白，那顶有些年头的狗皮帽子，上下跳动着拂晓前的寒影。
天刚露明，集市上早已人头攒动，一捆捆红席或立或卧，散布在河涯上。父亲把红席倚在独轮车上摆好，解开捆在腰上的布条子，又把嘴对准红席连续哈气，然后快速地用布条子抽打席面，此时就会看见红席透着柔滑的暗光，这是父亲的绝招，也是父亲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
我夹在人缝里远远地望着父亲，我从没有这样正眼审视过父亲的面孔，一时间觉得他是那样的陌生。他双眼眯缝着，笑容可掬，嘴不停地一张一合，舌头时不时地伸出抚摸着干裂的紫唇。
父亲的摊前总是人多，大多是老主顾，也有慕名而来的外乡人。此时父亲会从怀里摸出烟包子递过去，点燃一袋烟，人们也就热乎了起来，一来二往就有了回头客，再后来就成了朋友。
当我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时，父亲的脸立马阴沉了。他尽管不高兴，但不难看出他还是有点惊喜，他搓了搓我的耳朵，拍了拍我的破帽子，继续招呼着买客。
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我和父亲已经坐在香油果子（油条）的大锅前了。这大概是父亲最奢侈的一次消费，但他不是为了自己。
当我吃着香油果子，看着父亲两手捧着窝头用劲啃的时候，我心里一颤，我甚至不明白父亲的举动意味着什么。若干年后我身为人父的时候，我才真正领会到了父亲当时的心酸与担当……
父亲有些日子没编席更没赶集，我有些纳闷，拽着母亲求个答案，母亲唉声叹气地告诉我说，上级要割什么尾巴，不让编席了，更不允许赶集做买卖。
那个时期父亲总是白天睡觉，一擦黑就下炕。母亲就包上几个冒着热气的烤地瓜跟着父亲悄悄地出了门。
我好奇地紧随其后，只见父亲一头扎进编席屋子，母亲熟练地把屋子的简易门锁上，又把门旁的玉米秸堵在门口，还顺手扔了些盖在天窗上。
一切掩盖好了以后，母亲小跑返回到堂屋，披上父亲的狗皮坎肩又跑出来，迅速钻进编席屋子旁边的一垛玉米秸内，两眼透过玉米秸的缝隙紧盯着外面，如见有人过来，母亲就放开嗓子有节奏地咳嗽，那声音现在回想起来让人心酸，让人惊恐。
半夜过后，父亲和母亲突然回屋了，他俩身后还跟着一个陌生人。露出棉花的帽子裹住了那人半个脸，一身灰色棉衣棉裤还打着补丁，那双大手不停地揉搓着，他们三人聚在灯下正商量着什么——
母亲催我赶紧起来穿好衣服，父亲收拾了点简单的家当装在独轮车的一边，又把被子铺在独轮车的另一边，让我坐在被子上，身上再披着一床被子。父亲和母亲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头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只把两只眼睛露在外面。
在鸡刚打鸣的时候，父亲就推着独轮车上路了。刚出大门，母亲又返回去抱着一领新席放在独轮车的中间。陌生人在前头带路，母亲紧跟在后面。刚走到山脚下，天空就飘起了雪花，一片片地到处乱窜。
我仰起头，伸出舌头舔着落在我嘴边的那片雪花，涩涩的没有了家乡的味道，小小年纪的我此时也多愁善感，不由地回头望了望来时的路，心里像是丢了东西似的空虚。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踏着已经发白的山路，渐渐地进入了深山老林。
离开家大约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他们说话的声音渐渐大了，也不用顾忌别人听见，走会歇会，不住嘴地拉呱着。
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我们是去往一个叫杨家山里的村子，离我们村足足有一百多里地的山区。父亲管陌生人叫老杨，还让我喊他大爷，我没吱声。他是父亲赶泊里大集卖红席时认识的老朋友。老杨是受村人之托，请父亲到他村里传授编席的技艺。
我半躺在独轮车上还没睡醒父亲就把我叫起来，这时天已大亮，一轮冬日从山头露了出来。我站在街上惊奇地遥看着，村子好像是坐落在碗底，四面环山，连绵不断。近处都是石头，屋是石头的，墙是石头的，地上也铺着青石板，石板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花。
这就是杨家山里，只听村名就知道是山沟旮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政策性的东西相对滞后，在这里没有类似我们村割尾巴的现象。
村里为我们准备了一个独门独院而又靠山跟的石头房子，房子有三间，中间是灶房，两头是火炕，炕上光秃秃的裸露着土坯。母亲抱了些大麦桔铺在炕上，上面再铺上临走时母亲抱出来的那领席，要不怎么说女人心细呢！否则我们可要睡在麦洁草子上了。
还没到做晚饭的时候，老杨领着几个人送来了地瓜、苞米面、大白菜，还有稀罕的苹果，满满地摆了一炕。我们在这里管吃管住，但没有工钱，听说是要给点，父亲说啥也不要。
父亲把带来的被褥抱到炕上，母亲已在灶里烧着木柴，锅里煮了些地瓜，地瓜像是山里女人的脸，红扑扑的。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趁着早饭还没熟，就自个溜达到了一个废弃的山洞，洞不是很大，四间屋的样子，父亲在洞里来回地走着，点着头像是在盘算着什么。
吃罢早饭，父亲招呼了几个年轻后生，把山洞拾掇干净，又在洞口处按上了一个小窗户，窗户贴上白色封窗纸。紧挨着窗户的旁边又按上一个用槐木棍做的门，树皮也没剥，看着就很粗犷。
山区的夜来得早，风声一阵接着一阵的嗖嗖回响。父亲提着泥罐做的煤油灯来到洞里，洞里早已有了人，他们蹲在里面，摸黑抽着老旱烟，烟头冒着火星像是萤火虫似的一闪一闪。洞顶渗着水珠，落在桶里，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像是和尚敲木鱼的声音，在夜里传的很远。
这个洞还真是一个天然的编席场所，特别是湿度恰到好处。编席用的篾子不能太干，干大了容易折断。在我家的编席屋子里，经常看到父亲端着盛满凉水的大黑碗，喝一大口水就喷在蔑子上，把篾子翻个，再喷上一口水，这样才能保持篾子的柔软性。
洞里的温度也比较适宜，在里面蹲一天也不会感到手脚冰冷，不像在我家的编席屋子里，天冷大了还要生一盆火炭，编一会席就要去烤烤手，否则指头冻僵了就只有看的份了，编席的活指头最有发言权。
父亲除了传授编席技艺，有时也到村里走走，村子不大，不到百户人家，都姓杨没有杂姓。全村炕上铺红席的人家不多，大多是铺的麦秸草编织的垫子，遇上像我这样的孩子，炕上都会破烂不堪。
教徒的间隙父亲也自己编席，看起来他很着急的样子，徒弟们都回家吃饭了，他还不停手，母亲气得唠叨几句，无奈之下，只好把饭拿到洞里让父亲抽空吃点。
父亲不光手艺好，编席的速度也是极快的，没用几天的工夫，洞门口就会摆着几领新席。徒弟们惊奇之余没忘了对父亲大加称赞，挣着花高价收藏父亲的作品，都被父亲一一谢绝。
傍晚，父亲把几领红席卷起来夹在胳膊窝里，送到炕上没有红席的人家。每到一家，免不了要说一些感谢的话。父亲听着也不言语，表面上看似淡静，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爱面子的人，他已把编席融为他的生命，而不只是养家糊口那么简单。
山村没有校舍，也没有教师，我到这里以后很自然地成为了一个野孩子。父亲很焦虑，硬逼着我到山洞里学习编席。
我一时难以收敛野性，更难接受长时间地闷在洞里学习，父亲有时疏于对我的严加管理，我便趁他不注意，就会逃之夭夭。
“纵有万贯家产，不如一技在身”，这是父亲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励志言语，但我还是没有如他所愿，早把学习编席的事，抛到这深山野岭之中。
第二年春上，桃梨盛开在村前的山坳，东风一使劲，淡淡的香味猛往村里钻，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杏树也开得欢实，站在高处，村子里，还有那片山坳，都掩映在春色之中。
老家二叔在桃花刚开的时候就托人给父亲捎口信，说公社正在鼓励村民搞家庭副业发家致富，争创万元户。村里人家都大兴土木翻修编席屋子，准备大干一场。二叔还说，泊里大集又可以公开买卖了。
此时村民们已经熟练掌握编席的技艺，父亲便有了回家的念头。临走那天，父亲又特意嘱咐了些技巧，便匆忙告别杨家山里，踏上了归乡之路。
回家后，父亲还是以编席为生，但他再不用亲自到大集上交易，而是有外地的商人上门收购……
父亲编织的红席，走向了家乡以外的很多地方，在他的脸上总是能看到微笑，但额头上的皱纹已经越来越多。
又是一个冬天，雪下的很厚，父亲在那个早晨静静地走了，从他临别的表情不难看出还有那么一点遗憾。我敢肯定，父亲在闭眼的瞬间会有一丝生不逢时的感慨，尽管是一闪而过。
送父亲走的时候，母亲拿出一领新席，含着泪铺在拖拉机后斗里，让父亲躺在自己编织的红席上，走完尘世的最后一程。
我把这领红席一直留在身边，尽管不睡火炕了，但我有时还会把它铺在床上，或铺在客厅里。我或躺或坐，感受着父亲仅有的那点气息。
在父亲去世20年后一个初春，泊里红席被列入“青岛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制作技艺同时被列入“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清明节那天，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亲，我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冁然而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