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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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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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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曳的烛光

                一

 一九四一年,母亲来到了人世。那是个战火纷飞饿殍遍野的年代,难以想象幼小的母亲是怎么活过来的。我想,能够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人,肯定都是受到了上苍的眷顾和祝福。

 我只听母亲说过她出生的年份,却不曾告诉过我她的生日,想必她自己也不知道吧。在岁月的长河里,母亲的命运就像风中一缕摇曳的烛光,直至渐渐地熄灭陷入无尽的黑暗。

 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二十一岁的母亲嫁给了父亲。外祖父的家和我们家横跨两个省,相距六十余里。黄尘掩道,长路漫漫,仅靠两条腿往返一趟实在不容易。所以母亲在出嫁前并没有见到过父亲,仅凭媒妁之言便许下了终身。

 母亲常和我聊天,每当聊起她出嫁时的情景,总是难以掩饰她眉梢间流露的喜悦。那一天,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极大的幸福。尤其对于一生命运多舛的母亲来说,那份幸福更是弥足珍贵。

 母亲说,那天她身披大红色的霞帔。上面绣的金凤凰栩栩如生,似乎随时可以展翅高飞。长长的秀发绾了个髻盘在脑后,髻上簪着珠花玉簪。头上的凤冠璀璨耀眼,凤冠两边的流苏轻柔地垂落双肩。我想象着母亲的样子,那袅袅婷婷的身姿,一定宛若仙女下凡般的飘逸与优雅。在我的心里,母亲是世界上最美的新娘!在外祖父和外祖母不舍的泪光中,二舅搀扶着她迈上了花轿。

 朗朗晴空,微风和煦。吹鼓手吹奏着喜庆的曲子在前面开道,两班精装的年轻轿夫,轮换着将母亲抬到了我们家的门口。父亲早已身穿挺阔的哔叽中山装,胸前戴着大红花守在了村头张望。他的身后簇拥着庞大的迎亲队伍。见到了花轿,他们远远地迎接了过去。欢快的唢呐声穿过了云霄,喜庆的鞭炮声响彻了十里八乡。

 母亲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一张圆盘大脸上,明亮的双眸蕴涵着聪慧和果敢,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垂至腰际。从小她的性格就比较倔强胆大,以致村里有人对外祖母说:“你家那个大丫头简直像个泼小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据说有一次她把玩伴给打了,玩伴的家长找外祖母理论。外祖母十分生气,就顺手扯过一根树条要打她,以便给人家一个交代,可她竟一转身爬到了树上。树下的外祖母只好仰起头狠狠地将她训斥一顿,然后气咻咻地回屋了。

 父亲的身材中等偏高,虽然算不上高大英俊,但他那赭红的脸庞堆满了忠厚和善良。一双结实的手掌如同蒲扇般的厚大,浑身透露着一股地道庄稼汉的味道。媒人是我们家的亲戚,起初她就告诉母亲,父亲识文断字肚子里有墨水,这让母亲心中暗喜。那个时代,有文化是极其令人羡慕的。

 母亲凡事要强,无论田间地头的农活,还是家中的针黹洗浆一律不输别人。十八岁那年,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母亲,竟背着全家人偷偷跑到离家三千多里的包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大舅转业到了那里工作。在她软磨硬缠的央求下,大舅帮她在建筑工地找了一份临时工,做些刷涂料抹油漆的轻活儿。

 大概过了一年多,不知何故母亲辞工回了老家。殊不知,一支丘比特的箭正在射向她。母亲的漂亮和聪明能干,深得领导和工友们的好评。就在她回到老家不久,一位平时交往不多,但相互颇为熟悉的年轻人给她写了封表白的信。那位年轻人相貌堂堂,和大舅同一个单位。由于没有得到回音,后来陆续又写了几封。但这些信全被外祖母悄悄地昧了起来,及至母亲知道时一切都晚了。有时我在心里想,假如母亲没有错过那段姻缘,她的一生也许就不会遭受那么多的苦难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母亲的不幸是由父亲造成的,或许这就是一场宿命吧。

 婚后不久,大舅来信了。母亲兴奋不已地把信塞到了父亲手上,准备听信中的内容。可是父亲望着手中两张薄薄的纸片,仿佛那是刚从炉火里取出的烙铁一样烫手,却又没有丢下的理由。父亲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地变换着,神情显得异常紧张。面对母亲诧异的眼神,父亲只好支支吾吾地坦承自己并不识字。空气似乎顿时凝固了,对于好强的母亲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委屈的泪水沿着腮边婆娑而下。心情失落的母亲开始对父亲产生了怨怼,这便给好事者留下了使坏的可乘之机。

               二

 村里有户人家和我们是本家,两家相距不足百米鸡犬相闻。不知何故,家大业大的本家常以各种借口欺负我们,而弱小的我们只能忍气吞声。本家祖母灵敏的嗅觉觉察到母亲的情绪异常,于是便不失时机地怂恿母亲在家里闹,进而达到和父亲离婚的目的。同一件事反复地做迟早会成功的,尤其对一件坏事来说。年轻且不明就里的母亲,心思开始动摇了。

 本家祖母百般挑唆的一幕幕,都被祖母看在了眼里。于是,怯懦的祖母向母亲讲述了一段辛酸的往事。

 祖母踏进我们的家门相继有了姑妈、伯父和父亲后,祖父就不怎么顾家了,全凭祖母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儿女。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姐弟三人成了她活着的希望和力量。尽管这样一个凄清的家,却仍时常遭到本家祖父他们的欺负。有一次不知何故,祖母和他们争吵了几句,本家祖父就随手抄起了喂牲口的拌草棍,不分轻重地挥向祖母孱弱的身上,棍子顿时折成了两截!

 祖母的讲述打动了母亲那颗善良柔软的心,她不时安慰着祖母,顺手扯起衣襟拭去了自己眼角的泪花。祖母继续说,姑妈、伯父和父亲依次相差了五岁。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不长眼的子弹和无情的饥饿随时都会要了人命。为了活下去,她将伯父和父亲抱到了独轮车上,一左一右坐着,年纪稍长的姑妈跟在她的身后。就这样她带着三个孩子,投奔三十多里地的娘家求得父母的保护。

 祖母曾经的苦难和不幸,触动了母亲脆弱的情感,她在心里暗想:我一旦走了这个家可怎么办?这时姑妈已经出嫁,伯父也已参军入伍戍守边疆,而祖父仍尚未回家。面对年迈的祖母,还有面容悲戚的父亲,母亲蓦然想起离家时外祖母的叮嘱:家里不和邻居欺。那一刻母亲的心仿佛冰封的大地,受到了春风的吹拂而快速地消融。她顿然醒悟,不再理会任何人的蛊惑。她要和父亲一起坚守家园,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再说也不能给胸前佩戴过军功章的大舅脸上抹黑啊!毕竟那时的离婚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似如今儿戏般的随意。

               三

 三年自然灾害终于结束了,但饥荒还没有远去。村头的大路上,随处可见扶老携幼的逃荒者。有一天,我们家门前突然来了两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少年,年纪都在十多岁的样子。其中个头稍高的肩头背着一个蛇皮袋子,里面鼓鼓囊囊地不知装着什么。母亲见到他们猛然愣了一下,随之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原来那是她的两个亲弟弟,我的三舅和四舅。母亲姊妹众多,她排行第三。上面两个哥哥,下面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也便依次有了大舅、二舅、三舅、四舅、二姨和小姨。顾不上说话,母亲赶忙把他们让到了屋里,为他们做了些吃的。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眼里充满了说不尽的疼爱。

 刚放下了碗筷,年纪稍长的三舅眼泪汪汪地告诉母亲说,外祖父和外祖母带着年幼的小姨投奔了大舅。二舅背起他的锻磨工具,远走他乡谋生去了。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丢下二姨外出乞讨。就这样一路上不断地打听,才终于来到了我们家。听到这里,泪水再一次打湿了母亲的眼睑。她实在放心不下年仅七岁的二姨,安顿好了两个舅舅,便和父亲一道顶着星光迈起两条腿奔向了娘家。

 堂屋的大门被二舅用石板封死了,二姨无法进去。锅灶前的柴堆,便是她栖息的地方。肚子饿了就去农田里碰碰运气,搜捡一些人家遗落的红薯或菜叶拿回家洗干净煮熟了吃。母亲见到了形销骨立的二姨,一把把她紧紧地搂进了怀里。然后和父亲深一脚浅一脚,轮换着把她背到了我们家。突然平添了三张嘴,使原本并不宽裕的家紧张了起来。敦厚的父亲只好悄悄地勒紧肚皮,省下了口粮给他们吃。

               四

 母亲嫁到我们家不久,就遭遇了一场史上罕见的洪灾。我们村恰好处于方圆十几里的洼地,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齐腰深的水。在风的鼓动下,水面荡起了一层层浑浊的浪花。田野里金灿灿的麦子,眼看着就要收割了,此时却全都泡在了水里。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事实上又有谁能离得开粮食呢?为了抢收更多的麦子,母亲顾不上正值生理期的身体,毫不犹豫地和大家一起跳进了水里。就这样冰冷污浊的脏水侵害了母亲的健康,以致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遗憾,而是生命的缺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害人匪浅的封建毒瘤,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底。母亲感到了自卑和愧疚,时常地暗自叹息和自责,她无法原谅自己。可是面对既成的事实,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父亲同她一样,陷入了无奈的苦恼中。

 在战场上受伤立功的伯父,战争胜利结束后在西宁安了家。得知老家的情况,他和伯母便主动提出将他们已三岁多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堂哥过继给我的父母。对于我的父母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无上欢喜的好事。不管于亲情还是于血缘,都是非常地理想。然而,本家祖父他们家却容不得我们好。

 大堂哥在我们家长到七岁的时候,早已成为我们家的一分子。那年春节刚过完不久,很少回老家的伯父母一同回来探亲,这对本家祖母来说似乎是个难得的机会。她单独把伯母叫到了她们家,貌似亲热地嘘寒问暖。她转动着令人心悸的眼球,凭空捏造母亲如何地虐待大堂哥。甚至不惜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借以博取伯母的信任。人啊,总能轻易地听信别人的谗言,而罔顾摆在眼前的事实。任凭母亲如何解释,祖母和父亲怎样证明,伯母还是执意将大堂哥带走了。望着视为己出的大堂哥一步三回头的身影,母亲伤心地落泪了。可那毕竟是人家的孩子,自己做不了主啊。

 母亲十分喜欢孩子,尤其见到与大堂哥年龄相仿的孩子总觉得格外地亲。她常将家里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塞满人家的口袋,然后望着远去的背影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五

 一向寡言少语的姑妈在姑父的陪伴下,带着他们大概三四岁的小女儿——也便是我的小表姐来到了我们家。他们开门见山地一致表示,愿意将小表姐过继给我父母。按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小表姐和父亲同样有着至亲的血缘关系。可是不久前的“失子”之痛,让母亲心有余悸。再说这么大的孩子已经懂事了,能不能留得住呢?因而母亲格外地担忧和慎重。我的两个舅舅和二姨早已回家去了,我们家的负担减轻了许多,生活条件恢复了原先的样子。那时姑妈已有了两儿两女,但都年龄尚小缺乏足够的劳动能力。沉重的家庭负担,自然使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姑妈几乎是求着母亲把小表姐留下,并再三保证不会像伯母一样把小表姐接走。心软的母亲有些心动了,加之祖母的百般劝说,就把小表姐留了下来。母亲再一次做起了母亲。比大堂哥年纪略小的小表姐,模样儿俊俏伶俐乖巧,十分惹人喜爱。母亲经常为她缝制各种式样的新衣裳,每天为她精心地梳妆打扮,从而引来村里人的啧啧称赞。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小表姐在我们家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母亲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逐渐安定了下来。

 突然有一天,姑妈来到了我们家,吞吞吐吐地说要把小表姐接走。理由很简单,说她的公婆想孙女了,不舍得送给我们家。可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这又让母亲犯了难。我猜想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他们家的生活条件好转了所以才反悔。两年多的朝夕相处,早已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可是又能怎样呢?母亲再次站在村口,目送一个可爱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

 命运像一块冰冷的巨石,又一次沉重地砸在母亲的胸口。“失子”之痛的伤口刚刚愈合不久,忽然又遭遇了“失女”之痛。我仿佛看到了母亲绝望的眼神,还有她满脸滚动的泪花。假如自己可以生养,何以一次又一次遭受别人的嘲弄?又何以一次又一次无偿地替别人抚养孩子?可是现实没有假如,只有不可改变的事实。姑妈一生有六个孩子,四男二女。伯父同样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他们任谁送给我们家一个,都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何况是为了自己的亲弟弟呢?当然这些仅仅是我的个人看法。再说如果是那样,也便没有了今天的我。

               六

 七十年代初,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我降生到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这时苦命的祖母已经去世了三年。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父亲在去舅祖父家报丧的路上,差点儿被埋在了齐腰深的雪窟里。没能见到过祖母的样子,是我心头拂之不去的遗憾。

 当我幼小的身躯第一次偎依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便已注定了我今生成为她的儿子。母亲自然没有奶水,但她并没有喂给我农村婴儿常吃的米糊糊。而是想方设法地托关系,为我买来了奶粉和白糖。要知道这两样东西,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多么地稀缺和紧俏,并非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得到,有了钱的同时还必须得有食品票。母亲曾经在包头务工的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也算见过了一些世面吧。她凭借聪明的头脑和真诚大方的待人接物,故而结识了一些头面朋友。譬如银行、供销社、粮食站、食品站等,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机构,她一般都能说得上话。也由此母亲成了周围人眼中“有本事的人”,从而就出现了一些找她帮忙的人。

 母亲一生帮助过多少人,我没有统计过,也无法统计。我只记得村里但凡有婚丧嫁娶,总是少不了她忙碌的身影。诸如临时缺钱需要周转,或者需要买些紧俏商品之类的事儿,都是有求必应。有时即使自己家里忙不过来,只要有人找到她,她也会爽快地应承。任何时代都不乏忘恩负义的人,甚至恩将仇报者也不在少数,因而我常埋怨母亲多管闲事。有一天晚饭后,我以完成作业的名义大声朗读那篇《农夫和蛇》的课文,并且故意让她听到。就在我快要读完的时候被她打断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骂我:“这个熊孩子,你这不是在说我吗?”

 我成了母亲的心头肉,成了母亲的宝贝疙瘩。不管田间地头或是走亲访友,母亲总是须臾不离地把我带在身边,唯恐我受到半点儿委屈。母亲倾注于我的爱,我从未想过偿还——我哪儿还得起呢!如今母亲已去世二十多年了,我常在心里祈盼来生还做她的儿子,让我多尽一份人子之孝。而我今生今世要做的是用我并不宽阔的肩膀顶门立户,努力改变这个积贫积弱的家。让这个家走出低谷,获得他人应有的尊重,也是母亲在天国的心愿。母亲生病十三年直至离世,落魄的家境使我们受尽了他人的冷眼和讥诮。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一幕,让我永远无法忘记,每每想起都好似锋利的钢针扎进我的心窝。

 我病了,在我不到半岁的时候。不管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母亲和父亲都要带着我到处求医,就连巫婆神汉也看了不少。然而,病情并不见丝毫好转。我不停地哭,母亲也跟着哭。我不哭了,母亲却仍在哭。我们家泡在了泪水里,失去了人间烟火。

 那天,天气晴得不太好。挂在树梢上的半个太阳,把天地间抹得一片灰暗。黑夜已经在路上,凉意渐浓了起来。母亲抱着我在堂屋和院门之间来回地踱步,她投到地上的身影显得模糊而瘦长。这时几近全部掉下的残阳,似乎要将我一起带走。我开始吐血了,并且出现了短暂的抽搐。母亲连声急促地唤着我的乳名,生怕我就这样猝然离去。她将被泪水打湿的额头紧紧地贴在我的脸上,仿佛那样可以为我输送生命的力量。母亲哽咽着,准备把我抱进堂屋里。这时已经风烛残年的本家祖母,隔着老远就声色俱厉地喝止母亲说:“这孩子眼看不行了,万一毁在了堂屋里不吉利,你不能把他抱进去!”母亲头也没转回答她说:“我的孩子要是没了,我还在乎什么吉利不吉利!”

 夕阳尽了,起风了。母亲撩了下刘海,抱起我向堂屋走去。就在她一只脚迈进门槛的瞬间,心里猛然“咯噔”顿了一下,好像得到了神谕:婆婆是吐血而死,孩子的病会不会与她有关?这个看似唯心的希望,成了母亲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立刻要父亲去把“招魂婆”请来,为我作法禳治。

 “招魂婆”很快就到了,只见她双目紧闭口中念念有词。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她吩咐父亲买来一沓纸钱,拿到祖母的坟前依照她的交代烧掉。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发生了,我竟真的挣脱了死亡的威胁!那一夜我睡得很踏实,不似之前整夜的哭闹。天亮以后,我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健康活泼。母亲用她伟大的爱再一次给了我生命,我又将如何去回报?!

              七

 六十年代末,三舅报名参军,政审和体检全都顺利地通过了。可是,惨遭战争流离之苦的外祖母却舍不得三舅离开身边。大舅参加抗美援朝的枪炮声,仿佛仍在她的耳畔回响,作为母亲对儿子那种提心吊胆的牵挂可想而知。就在征兵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母亲恰好回去看望外祖父母。三舅见到了母亲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他哭丧着脸央求母亲说服外祖母。作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是极其光荣的,为什么要阻止呢?再说了好男儿志在四方,留在身边会有什么出息呢?将来只能像外祖父一样继续胼手胝足地犁地种田。在母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劝下,外祖母总算点头答应了。机会稍纵即逝,母亲马上赶到公社武装部,向负责带兵的同志恳切地解释并说明情况。三舅终于胸佩红花光荣地入伍了,后来服役期满被分配到徐州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轻松而又体面。

 按照习俗,过完了年初一出嫁的姑娘须回娘家。母亲推出了家里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带上我一起去看望外祖母。那一年我大概四五岁,外祖父刚去世不久,大舅和三舅带着各自的小家庭一齐回来陪外祖母过年。雪花纷飞,炉火正旺。大表哥从城里带回的烟花,平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亲人们高兴地欢聚一堂,十分地热闹祥和。午饭后三舅从包里掏出了照相机,在大门口的雪地里给大家照相。我的两个双胞胎表哥,同时“欻”地站到了镜头前。他们是二舅的儿子,大我一岁。他们非二舅所生,而是自幼随着二舅妈带过来的。

 照相在那个年代太稀罕了,尤其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更有魅力。于是我跟着上前几步,站在了其中一个表哥的旁边。正在校对镜头的三舅,见状蹙着眉对我摆摆手说:“去去去,你是外块不给你照。”外块,即不是自家人的意思。当时我并不解其意,但我明白他不愿给我照相。我怏怏地退到了一边,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照。没想到这一幕被母亲看到了,就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似乎找到了靠山,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眼泪汪汪地将心中的委屈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完后顿时恼羞成怒,尽管四舅在一旁极力地打圆场也是无济于事。母亲疾步奔回院子里,将自行车推了出来。任何行李都没顾得上拿,一把把我抱起放在了后货架上,眼里含着泪立刻要带我回家。是啊,我是外块,那两个表哥不是吗?难道仅仅因为我和他们的姓氏不同吗?这样的处境,无论是谁心里都不会好受,都无法控制敏感的神经。尤其对母亲来说,心中更是感到悲哀:如果孩子是自己亲生的,还会不会被认为是外块呢?

 母亲刚推起了自行车,大舅和大舅妈都过来劝解和挽留我们。自知理亏的三舅尴尬地站在一边,不知怎样才能平息母亲心头的怒火。在母亲看来,三舅不仅歧视了我也侮辱了她。如今有时我不经意地回溯这段往事,心里十分理解母亲当时的行为。并且认为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人,都会做出同样甚至更为激烈的反应。

 四舅咔嚓一声锁上了自行车,将钥匙死死地攥在手里。母亲没有索要钥匙,而是不由分说把我从后货架上一把抄起放在她的后背上,并将拦在面前的四舅用力地推开。

 傍晚时分北风更加肆虐,雪花在空中激烈地狂舞。尽管如此恶劣的天气,还是没有人拦得住母亲自尊的脚步。在寒冷彻骨的暴风雪中,母亲背着我蹒跚地向十多里外的汽车站赶去。走累了母亲就在路边将我放下稍作歇息,或者牵起我的手慢慢地前行。

 夜色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到达车站,就见到远处亮起了灯火。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脚下的雪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偶尔也会隐约传来几声犬吠。母亲一会儿问我一遍冷不冷,然而在这样的荒野里冷又能怎么样呢?“孩子,你看前面的亮光,我们快要到车站了!”母亲指着前方一团璀璨的灯火对我说,仿佛在为我鼓劲儿。也许是肚子早已饿了的缘故吧,鼻尖总是弥漫着饭菜的香味,眼前呈现着满桌子的美味佳肴。我们没有赶上车,最后一班车也早已开走了。在饥饿和寒冷的双重侵袭下,母亲带着我借住到了她的一个朋友家里。

              八

 我入学的时间比较晚,读三年级的时候已经十岁了。一天晚饭后,我趴在饭桌上写作业。母亲的手里边织着毛衣问我说:“妈给你要个妹妹,好不好?长大了可以和你做个伴。”我似懂非懂地“嗯”了一声,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母亲又转过脸对着父亲说:“咱们再抱养一个女孩儿吧,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再说孩子长大万一遇到个难事儿,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父亲没有异议欣然同意了。过了没多久,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到家,就看到了依偎在母亲怀里的妹妹。

 小我十岁的妹妹,是她的生母产下的第四个女孩。她的生父一家偏爱男孩,重男轻女的思想异常严重。妹妹刚生下后,他们正欲把她丢弃荒野里任其生死由命,恰巧被我们村嫁到那里的姑娘知道了。那个姑娘之前就已得知母亲想要个女儿,所以她就将妹妹直接抱到了我们家。死里逃生的妹妹,如今早已有了自己的家。我们没有辜负母亲的愿望,彼此相处得十分融洽。妹妹的厨艺深得母亲的真传,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逢年过节的时候,她便特意为我做些家乡的吃食。她若遇到了困难,我也是尽力伸手相助。这些年来我们每次回老家祭拜先后辞世的双亲,便会引来村里一些人艳羡的目光。那目光的背后仿佛在说:瞧人家的这一对儿女,比起亲生的还要孝顺呢!

 妹妹的到来,为我们家增添了太多的欢声笑语。此时祖父已经归家了,一家三代五口人和和美美其乐融融。

 现实似乎是一种宿命,妹妹同样在不到半岁的时候病了。支气管炎,并且有些严重。像我小时候生病一样,母亲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四处为妹妹求医问药。又是一个清冷的黄昏,夕阳半死不活地挂在西天,沉闷的空气几乎令人窒息。妹妹被病痛折磨得哇哇直哭,母亲也在跟着哭。我茫然地望着眼前令人愁苦的一幕,除了心里跟着难过什么也做不了。父亲的眉毛拧成了疙瘩,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闷烟。母亲用手背拭了拭眼角,对父亲说:“你赶紧推上自行车,我们带孩子去乡医院看看吧!”

 我们家距离乡医院十多里地,到了的时候医生正准备下班。医生摸了摸妹妹的额头,又翻了翻她的眼睑。然后叹息一声摇摇头对母亲和父亲说:“这孩子比较危险啊,你们还是抓紧换家医院吧。”母亲和这位医生比较熟悉,就说尽了好话求他想想办法。医生蹙了蹙眉,便指引母亲去找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中医。十多里路半个小时就到了,老中医把了把妹妹的脉搏,同样摇了摇头表示无能为力。母亲的泪水已经流干了,两眼直直地望着怀里气若游丝的妹妹。清冽的风掀起她的衣角,吹乱了她的发丝。

 天渐渐黑了下来,没有月亮,只有稀疏的几颗星乏力地跳动着。晚饭的时间早已过了,可是母亲和父亲却不觉得饿,他们的心里塞满了愁苦。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一条小生命从自己的身边消失?生而为人,她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间的乐趣呢!

 妹妹的病情愈加重了,艰难的呼吸使她一度惊厥。于是母亲果断决定对父亲说:“我们去县医院吧,哪怕还有一丝儿希望也不能放弃!”从老中医的诊所到县医院,大约有四十多里地。那时还没有柏油路,大小不一的石子铺就的路面很是难走。迷蒙的夜色里,父亲早已汗流浃背。顾不上疲劳饥渴,他拼尽全力踩动着脚踏板。也许焦灼中用力过猛,自行车的链条突然断了。母亲隐约觉得这是不详之兆,就抱着妹妹从后货架上跳了下来。她要父亲在原地歇息,自己抱起妹妹侧着身挡住风继续往前走。她在心里想早一秒钟到医院,妹妹就多了一份活命的希望。母亲急促的脚步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惊飞了枝头沉睡的小鸟。

 这时由远而近传来一阵汽车马达声,随之两道白炽的灯光倏然而至。相向而行的汽车,距离越来越近了。只见母亲抱着妹妹,面对汽车驶来的方向突然站到了路中间。她不是去自杀,而是试图拦下疾速行驶的汽车送妹妹去医院!紧跟她身后的父亲见状,随手丢下自行车也跟了过去,并对着车头高举双臂不停地挥动。汽车在距离他们不足五米远的地方,一个急刹戛然停了下来。这是一辆轻型货车,车厢里是空的,可能是刚送完了货回家吧。司机师傅打开车窗问清了原委,二话不说就让他们坐进了驾驶室。然后迅速掉转车头,开足马力向县医院疾驰。

 命大的妹妹得救了。医生说如果再晚来十分钟,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她。那位善良的司机师傅到了医院刚停下车,就急忙四处找医生帮忙挂号。一切停当下来,父亲买了一条烟向司机师傅表示谢意。可是到处都没有找到人,最后发现急诊室门口的车子不见了。我想那位好心的司机师傅,一定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母亲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给了妹妹第二次生命,她又将如何报答?!

               九

 母亲一辈子热心肠是众所周知的,以致常被人取笑爱管闲事。

 一个冬天的傍晚,母亲去麦场上扯柴烧火做饭。忽然发现场屋的山墙根,倚靠着一对年纪不到三十岁的男女。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看上去他们俨然一家。热心的母亲走上前问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天都快黑了怎么不回家呢?”那个男人嗫嚅着回答说:“我们家在山东枣庄,田里庄稼失收出来逃荒的。”母亲对他的话表示怀疑,枣庄离我们那儿并不远,没听说闹饥荒啊。再说农村早已分田到户,怎么也不至于没饭吃。那个女人不时地用手抚摸一下孩子的额头,眼里充满了怜爱,嘴唇翕动着不知在说些什么。那是个小女孩儿,白皙的面孔,大大的眼睛,模样儿十分可爱俊俏。母亲踌躇片刻便动了恻隐之心,就对他们说:“眼看着天要黑下来了又这么冷。你们大人受得了,可孩子怎么办?要不你们先跟我回家吧。”

 就这样我们家平添了两张吃饭的嘴。他们住下后,短期并没有要走的意思。相处了一段时间,那个女人大概被母亲的热情和真诚感动了,终于主动说出了实话。她已连续生下了三个女孩,并遭到了计划生育的重罚。眼前这个孩子,是她和丈夫躲避在外生下的。她挺着肚子离开家的时候,重男轻女的公婆就已明确了态度,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不要回家。

 转眼间两个多月过去了,这样呆在我们家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怎样才能让他们回得了家呢?也许一切都是天意吧。恰巧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生了个男孩,而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希望要个女孩。在母亲的撮合下,他们两家就将孩子互相换了。这样一来他们各自得到了自己满意的孩子,彼此还多了一家亲戚。

 类似的事儿母亲管得太多了,外祖母和一些亲友都常劝告她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要去管别人家的闲事。父亲也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甚至为此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可是母亲却坚定地认为,人多做些善事总是好的。她始终相信好人终归有好报,即使自己没有享用到,这份福报也必将积在儿孙后代身上。

               十

 四舅和村里人打架了,并且把对方打伤了,大队对他做了严肃处理。二舅特意骑自行车心急火燎地赶到我们家,将这个麻烦告诉了母亲。顾不上田间正在忙碌的农活,母亲推出自行车就随着二舅一块儿走了。母亲买了一些营养品,先到被打的那人家里赔礼道歉,然后又想办法把被罚到山上打石子的四舅接回家。

 打架的原因二舅已大概地说了,从四舅那里母亲又作了详细了解。原来被打的那人,他们家的田地和四舅的邻边,双方因为究竟是谁偷偷挪动了地界而发生了口角。激烈的争吵中,那人恶毒地嘲笑四舅没有儿子。四舅被这极具侮辱性的嘲笑惹恼了,一怒之下就下手重了些。四舅只有一个女儿,还不到两岁。在农村没有儿子似乎低人一等,面对乡邻也自觉抬不起头来。哪有出嫁的姑娘不巴望娘家人丁兴旺呢?于是,母亲鼓励四舅生二胎。

 临近春节的时候,眼看着四舅妈就要分娩了。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忙年,她寸步不离地在四舅家守候着。除夕前的一天夜里,随着一声婴儿啼哭,四舅妈生产了。又是个女孩儿!这让盼子心切的四舅和四舅妈懊丧不已,脑袋顿时无力地耷拉下来。他们那垂头丧气的样子,就像志在必赢的赌徒结果输光了本钱。没有太多的商讨和犹豫,立即启动了计划中的方案。同在四舅家的小姨夫,将母亲怀中抱着刚出生的小表妹连夜带到了我们家。母亲决定把小表妹留下来抚养,以便解决四舅和四舅妈的求子问题。

 寒风穿过光溜溜的树梢,发出令人悚然的刷刷声。天气实在太冷了,母亲把裹着小表妹的襁褓掖了又掖,紧紧地把她抱在胸前。深沉的夜色里,稀疏的星星洒下一缕微弱的亮光。小姨夫依仗自己年轻力壮,几乎一口气赶到了我们家。自此我便有了两个妹妹,每天放学回家或周末就带着她们两个。

 不到一个月时间,小表妹毫无征兆地病了。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妹妹和小表妹,一个接一个让母亲承受着焦虑和煎熬。这时的生活条件已改善了许多,同时也许是有了前车之鉴吧,母亲直接将小表妹送去了县人民医院。由于得到了及时治疗,小表妹没费多大周折就痊愈了。

 不久后母亲得知,小表妹离开家的那天,早起的路人便看到了四舅家大门口新燃的一堆灰烬。按照风俗,这是在向人家宣告孩子生下后夭折了。这无疑是一种恶毒的诅咒,按照迷信的说法,小表妹的病便是由此而生。某些所谓的迷信,在无法得到科学论证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遵从摆在眼前的事实。

 农村早已分田到户,粮食能否获得丰收关键取决于勤劳的双手。然而母亲终日里要照顾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父亲一个人的劳动量显然不足。依靠土里刨食的农民,庄稼歉收就意味着生活条件下降。同时抚养两个孩子,开支也是相当地大。面对日渐艰难的家境,母亲经常背着我们偷偷地抹眼泪。

 一年后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四舅有了儿子!母亲得知后,脸上漾起了仿佛大功告成的一丝苦笑。十三个月大的小表妹,已经牙牙学语了。按照排行顺序,母亲亲昵地喊她“小三子”,俨然把她当作了自己的女儿。四舅将“小三子”接回家后,母亲很是难过了一阵子。

               十一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一次做了父亲,小姨夫眉开眼笑地从计生办捧回了独生子女证。然而短暂的欢喜过后他就后悔了——他想要个男孩,儿女双全是多么地好啊!可是,那本猩红的独生子女证怎么办?

 没有什么可以遏制一个人的欲望,尤其是当欲望极度膨胀的时候。小姨夫骑着自行车,把刚怀有身孕的小姨带到了我们家。这让母亲犯了难:接纳还是拒绝?在亲情和政策之间,母亲违心选择了前者。

 时光飞逝,冬天悄然来了。

 向晚时分天空飘起了零星的雪花,气温随之下降了许多。端起碗正准备吃饭,母亲发现小姨的状态有点异常,计算下时间差不多到了分娩的日子。晚饭过后,地面上的积雪越来越厚,空中早已飞舞着鹅毛般的雪片。为了慎重起见,母亲要父亲赶紧去把接生婆请来。

 接生婆的家在我们家东北方向,乘船渡河而过大约六七里。然而这样寒冷的夜晚,船夫肯定早已回家了。再说接生婆已上了年纪,如何在这冰天雪地的夜晚徒步而来?父亲找到村里有拖拉机的二华,请他帮忙开上拖拉机绕行十多里去接接生婆。这是一个白茫茫的世界,几乎分不清路面和沟渠田野,唯有凭靠着感觉缓慢前行。拖拉机的突突轰鸣声,排山倒海似地在夜空里回荡。

 好不容易敲开了接生婆家紧闭的大门,却得知两天前就已被人接走了。接她的那个村子在我们村西北角,距离我们家不到十里路。不过不用过河,沿着乡道弯过两个村子就到了。北风呜呜地嘶叫,像无数把利刃穿透了厚厚的棉衣。父亲想起临走时母亲的嘱咐:一定要把接生婆接到!故而父亲只好又给二华说尽了好话,开动拖拉机沿着接生婆的足迹颠簸而去。

 午夜已过终于把接生婆接到了家里,小姨早已痛得死去活来,母亲正焦急地在屋子里踅来踅去。望着小姨的状态,接生婆大概了解了下情况,然后皱起了眉头。凭借多年的接生经验,她面带忧虑地对母亲说:“有点难办啊,这个孩子很可能是倒生。”天哪,倒生!太可怕了!倒生就是两只脚先从母体里出来,然后才依次是身子和脑袋。这对产妇和孩子来说,都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冷风把遮挡窗户的塑料布刮得沙沙作响,寒意从窗缝里挤了进来。可母亲一点都不觉得冷,她的额头滚满了豆大的汗珠,一颗心悬到了嗓子眼。

 过了很久,一声响亮的啼哭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小姨夫如愿有了儿子。小姨露出了虚弱的笑容,母亲终于如释重负地嘘了口气。事后有人对母亲说:“你的胆子太大了,竟敢大包大揽地把你妹妹留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可怎么向她婆家交待?”母亲听了想想也是,不过她并没有接过话来,只是淡然地笑了一笑。

              十二

 元宵节过后没几天,本家祖父七岁的孙子小亮住进了村卫生所,医生诊断说是食物中毒。后来方才得知,他在外面玩耍回到家,见到桌子上的点心不由分说就一把抓起塞进了嘴里。哪知那点心上被他爸爸抹上了“毒鼠强”,用来毒杀肆意猖獗的老鼠!

 小亮是本家祖父唯一的孙子,全家把他视作了心肝宝贝。不管小亮在哪里受了委屈,本家祖父决计不分是非万分袒护。这时本家祖父早已失去往日的风采,须眉斑白腰身佝偻,说话的声音低沉而乏力。他那日渐衰落的家境,就像一场精彩纷呈的大戏徐徐落下了帷幕。

 八十年代末,我们那里的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医生的水平也是差强人意,只能处理感冒发烧一类的小毛病。小亮在卫生所住了三四天,病情却未见丝毫好转。

 天气依然十分寒冷,温暖的春天还没有到来。晚饭过后,村里正在放电影。将厨房收拾完毕,母亲和父亲都没去看电影,而是一起去了卫生所看望小亮。狭小的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小亮独自躺在病床上微闭着眼睛,苍白而瘦削的双颊显得十分虚弱。母亲走上前俯身轻唤了他两声,他吃力地睁开眼睛,嘴唇翕动了一下却没有说出话来。一种不详的预感在母亲心头陡然升起,她转过身连声喊医生却不见人来。没有时间想得太多,她叫父亲赶紧去把小亮的爸爸找来。按照辈分排序,我喊小亮的爸爸为小叔。

 过了很大会儿,医生总算来了。母亲向他详细地了解小亮的病情,但医生并没有说出子丑寅卯,只是再三表示会尽力医治。父亲翻遍了半个村子,终于在放映员的广播下找到了小叔。父亲气愤地向他吼道:“小亮都病成了那个样子了,你怎么还有心思看电影呢?”自知理亏的小叔撅着嘴,怏怏地跟在父亲身后回到了卫生所。

 医生给不了确切的治疗方案,更无法保证治愈的可能性。对于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母亲果断地对呆在一旁的小叔说:“赶紧把小亮转去乡医院吧!”医生听了立马不高兴了,他语气生硬地对母亲说:“你这是在怀疑我的水平吗?我告诉你们吧,不管转到哪里都是同样的结果!”母亲不待小叔表态,就没好气地回答他说:“我没有怀疑你的水平,但人命关天,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一句话问得医生哑口无言,只好不情愿地让到了一边。

 为了避免拖拉机的颠簸,父亲又跑到电影场找来一帮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简易的凉床抬着小亮去乡医院。朦胧的夜色中,母亲凭着对路途的熟悉,独自骑上自行车先行了。她要提前找到医生,把事情妥善地安排好。这时的医院早已下班了,她敲响了老杨医生的家门,简单地说明了来意。老杨医生二话不说,抓起外套就去往了医院。一切准备就绪后,抬着小亮的队伍恰好也赶到了。

 经验丰富的老杨医生,对小亮作了细致的检查后皱起了眉头,这使母亲隐隐有些担忧。老杨医生站起身对着大家说:“还好送来的比较及时,不过……”母亲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就扯了下他的衣襟示意到旁边单独说。闪开了几步老杨医生压低了声音道:“这孩子中毒并不算深,但阿托品用得过量了。”过量的东西当然不会好,比如饮酒。而阿托品使用过量,将导致智商不同程度地下降。母亲不等他说完就急切地问道:“还有补救的机会吗?”一抹幽暗的灯光映在老杨医生的脸上,他缓慢而坚定地摇了摇头。

 后来太多的事实,验证了老杨医生当初的诊断。上学后的小亮智商明显低于常人,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及至长大踏入了社会,经常借着酒劲惹是生非打架斗殴,给家里带来太多不必要的麻烦。一次次外出打工,都是贴尽了路费甚至欠下一屁股债铩羽而归。

              十三

 费翔在春晚上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响彻了大街小巷,青春萌动的少男少女们都在学着哼唱,争相传抄着歌词。这一年暑假,我读完了初中二年级。待到秋季开学,我就可以升级读初三了。我对读书一直不太感兴趣,除了语文和英语成绩勉强说得过去,其它学科简直一踏糊涂,故而退学的念头在我心里时时滋生。其实在小学四年级,我就有了几次短暂的逃学行为。读书的意义我不太明白,目不识丁的父母也无法给我说出明确的道理,只是总向我强调读了书将来就不用像他们一样种田。父亲是众所周知的老好人,对我的教育方式是无为而治。面对父母的一片苦心,不谙世事的我并不为之所动。母亲见苦口婆心的劝说不起作用,一怒之下就抄起了苕帚向我抡过来。于是,我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重新回到学校。

 暑假马上就要结束,距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下,不甘平庸的母亲像很多人一样做起了买卖。有一天她去县城办事,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摔倒了。所幸并无大碍,受伤的胳膊打上石膏很快就痊愈了。从那看似不经意的一摔,母亲的余生便开始被噩运重重笼罩着,仿佛掉进了不幸的万丈深渊。那时候起,我们家的境遇每况愈下。全村数一数二的瓦房落伍了,一幢幢钢筋水泥筑就的平房拔地而起;耀眼的永久牌自行车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咕嘟嘟冒着青烟的摩托车。昔日的一些亲友像躲避瘟疫一样,开始刻意地和我们拉开距离。贫穷是一种耻辱,拓印在我们家的门楣上。曾经你来我往的热闹景象不见了,如果有人到我们家门口停留片刻,都感到是一种恩赐。走在路上主动和人家打个招呼,人家都担心我们要借钱。真可谓人情薄如纸,天道暗似漆!

 暑气渐渐地消退,偶尔有一丝凉意袭来。聒噪已久的知了终于收了声,它们蛰伏在泥土里期待下一个夏天的到来。我揣着父亲给我的学费来到了学校,不过我并没有将钱交给老师。我漫无目的地四处溜达,快到中午的时候回了家。吃饭时我将学费分文不少塞到了父亲手里,父亲颇感意外地问我:“为什么

没交给老师?”我低着头佯装扒碗里的饭,负气地回答说:“我不去上学了,我要和您一起下地干活!”母亲听到马上气哭了。不过这次任凭她怎样的劝说或抡起苕帚,都无法改变我的主意了。我的七年学习生涯,就这样像途中突然无油的汽车熄火停下了。

 就在母亲的胳膊痊愈不久,她的眼睛出又了问题。视线总是模糊不清,时而还有些疼痛。为了辨得清是谁,不得不觑着眼睛贴近对方的脸。老实的父亲无计可施,我呢,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也不知如何是好,年幼的妹妹就更不用说了。全家人陷入了迷茫,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家无长物才是最大的根源。贫穷限制了我们对疾病的认知,致使母亲身上为病魔留下了入侵的缺口。

 村卫生所的门槛几乎被母亲踏破了,每当病情发作疼痛难忍的时候,便去打一针或开一些消炎止痛药。也是这样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耽误了治疗机会。母亲的病持续了十三年,那每一个日日夜夜,我们全家都如同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深渊里。我们苦苦地挣扎,苦苦地煎熬。不幸就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把我们紧紧地攫住,丝毫动弹不得。

 我们村卫生所的医生有时不在,就要到离家一里多路的隔壁村。尤其是遇到了雨雪天,我便要搀扶着母亲一块儿去。村里有的人见到次数多了,就取笑说我是母亲的拐杖,我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我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甚至根本不去搭理。

 一九九二年春天,年迈的祖父去世了。曾经在村里显赫一时的堂屋破败得成了危房,我们一家四口挤进了狭小逼仄的东厢房。时至今日,虽然时光已流逝了很久,但那个雪花飞舞的夜晚,却在我的记忆里不曾丝毫地消退。

 天气异常地寒冷,我把身上厚重的被子掖了又掖,尽量不让一丝儿风钻进来。我们那里没有烧炕的习惯,更不具备任何现代化的取暖设备。半夜里,母亲痛苦的呻吟声从隔着一道门厅的房间里传来。我蓦然从睡梦中惊醒,母亲的病又犯了。我下意识地拉亮电灯,顾不及披上棉袄,就下床趿着鞋子奔到母亲床前。母亲半倚在床头的墙壁上,满脸抽搐的样子看上去痛苦极了。听到了我的脚步声,便意识到我来了。她艰难地说:“这么冷你起来干什么?快回到床上去!”我没有接过母亲的话,而是说:“妈,您起来我们去卫生所吧。”母亲摇了摇头,又艰难地说:“太冷了,等到天亮再说吧。”早已起身坐在一旁的父亲,要下床和我一起送去,但被我极力阻止了。我用威胁的口吻对母亲说:“如果您不去医院,我就这样站在这里不走了!”

 母亲最终妥协了。我紧紧地挽住她的手臂,迎着漫天的雪花向隔壁村的卫生所蹒跚而去。母亲一路上都在沉默,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雪光朦胧地映照四野,我看到了母亲满脸的悲戚。她不时抬起衣袖揩拭着脸颊,我想那一定是从眼角溢出的泪水。

              十四

 小医院终究治标不治本,母亲的病情开始恶化了。父亲将全家的口粮留了下来,其余的全部拉到集市上卖掉了。母亲又央求人家借了点钱,两下凑在一起去大医院看病。

 汽车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我和母亲终于到了徐州。走了一段路转乘公交车,将近中午时找到了正准备下班的三舅。母亲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就被三舅不分青红皂白地数落了一通。不知他从何处得知,母亲这些年很少去看望外婆。这一点的确属实,可是有谁知道母亲的苦呢?有谁理解母亲的难呢?有谁关心母亲、哪怕一句简单的问候呢?没有,都没有!面对三舅咄咄逼人的气势,母亲黯然垂下了头一声不吭。她能说什么呢?人到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呆呆地站在一旁搓弄着衣襟,为母亲感到委屈和难过。

 待三舅的情绪稍微平息后,母亲嗫嚅着表明了来意。三舅没好气地说:“马上就要过年了,要看病等年后吧。”可是病能等吗?尤其母亲的病并非普通的感冒发烧。这时一位姓范的阿姨看不下去了,她是三舅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她愤愤不平地对三舅说:“看病怎么能等呢?如果你不带大姐去,我带大姐去!”这似乎是一种变相的逼迫,就这样在三舅和范阿姨的共同帮助下,母亲住进了徐州医学院附属二院。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乳腺肿瘤,目前尚属良性,但须尽快手术。

 十多天后我陪着母亲出院回到家里,已是大年二十八。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办齐了年货,村头巷尾到处飘荡着欢乐的笑声,唯独我们家冷锅冷灶一片凄清。没有钱置办年货怎么过年?恰好村里有一家杀猪卖肉,母亲就带着愧疚对父亲说:“你去看看能不能赊点肉回来,哪怕就包顿饺子呢,好歹不能委屈两个孩子。”那个年我们家没有吃上饺子,母亲强撑着虚弱的病体,用那仅有的一点肉为我们炖了一锅白菜。那个年是我记忆中难忘的伤痛,每每忆起眼睛便一阵酸涩,止不住的泪水在眼眶里滚滚涌动。

              十五

 母亲的手术比较成功,但赶走了豺狼却又来了虎豹,之前所患的眼疾日渐加重了。由于受到家庭条件的限制,直至她离世我们也不清楚病因。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所有的用度完全指靠变卖粮食,而粮食是极其有限的。于是,打工成为了我唯一的出路,也是全家最大的希望。

 过了年后,还有一些零星的鞭炮声响起。我带上简单的行李,揣着母亲跑遍半个村子借到的路费出发了。临行前的一天晚上,母亲难过地对我说:“孩子,是妈拖累了你,让你外出打工受苦。”一汪泪水从母亲的脸颊潸然滑落,她接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不要和人家闹矛盾,多干点活虽然累一些,但你还年轻歇息一下就缓过来了。”母亲停顿了一下,似乎要将她知道的人生道理全部一股脑儿地交给我,她又接着说:“自己认准的事儿要大胆地去做,即使失败了就从头再来。没有失败,哪里来的成功……”母亲的一番谆谆教诲,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多年,我却感到言犹在耳。

 没有文化更没有文凭,我只能干些粗重的体力活,这也是意料中的必然。后来在和父亲聊天时偶然得知,从我离开家的那天起,母亲无时不在想念第一次独自远行的我,几乎每天都在悄悄地掉眼泪。

 在我床头的桌子上,有一台比巴掌大一点的录音机。由于使用已久的缘故,放置磁带的舱盒有些破损了,但不太影响播放。那是三舅家淘汰不要的,母亲出院时我向三舅妈讨要带回了家。出于年轻人的好玩,我录下了一曲我用口琴吹奏的《妈妈的吻》。我离开家不久,母亲经常把它放进录音机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听。那喑哑嘈杂的声调,实在是难听极了。然而对母亲来说却是世界上最动听的旋律,仿佛那可以为她的念子心切带来一些慰藉。

              十六

 一九九九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些,天气也格外地寒冷。当时我和领了结婚证而未举办婚礼的妻子,在武汉做点小生意。父亲找人打来电话说,母亲的病情加重了,估计这个新年都不一定熬得过去。我茫然地挂掉电话,顾不上拭去脸上滚动的泪珠,便急切地去买火车票。妻子与我分头行动,她就近到一家商场,为母亲买了一件蓝底缀着白色碎花的外套。说来实在惭愧,那竟是我多年来第一次为母亲买衣服——也是最后一次!

 坚强的母亲没有走,她陪着我们过了一个悲苦却温暖的年。那是母亲最后一次和我们过年,从那以后每次过年就再也见不到母亲的身影。

 刚过完了年初一,我悄悄和父亲商量说,我想和妻子马上补办一场婚礼,也许我们的喜事可以为母亲注入和死神搏斗的力量。再说万一……万一母亲不行了,也可以了却了她心头的牵挂和遗憾。父亲没有异议,赞同了我的意见。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必要隐瞒母亲了,再说这样大的事也隐瞒不住啊。母亲拖着孱弱的病体,参与到了我们婚礼的议事中。

 大年初六,天气晴得很好。阳光和煦,微风轻拂。将近正午的时候,司仪安排我和妻子双双匍匐父母亲面前,给他们行跪拜大礼。就在我俯身跪下的瞬间,泪水禁不住从我的眼眶汹涌而出,我仰了仰头也没能止得住。我想我那满眼的泪花,周围一定很多人都看到了。可是,我的母亲却看不到。她痛苦地扭曲着身子坐在凳子上,极力含笑接受我们的跪拜。母亲的眼疾早已恶化,视力几近失明。可是她必须亲眼目睹她的儿子成家,哪怕看到的只是模糊的轮廓!而我深深地知道,母亲的心里比起任何人的感受都要真切。她在心里将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了她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儿子。在她自知余生不多的时光里,尽力用她最美的微笑陪伴着她的儿子。

 喜庆的婚礼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母亲的病情没有由此好转,而且精神状态变得更加糟糕了,随时都有撒手西去的可能。我和妻子丢下生意没有马上回武汉,也许这已是母亲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了。

 过了几天后,母亲的精神突然格外地好。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她的床畔陪她说话。她的声音比起前几天大了许多,不用把耳朵侧过她的唇边也可听得清。那是母亲最后一次和我谈话,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她说话的声音。也许她已感知自己将要远行,永远不会再回来,因为她的每句话听来都像一场诀别。

 母亲披着那件蓝底白色碎花的外套,身子向后倚在床背上,额前的刘海凌乱地垂着。她朝我要了一杯水,抿了一口后把水杯还给了我。然后缓慢地说道:“孩子,妈的时间不多了。妈走了以后,不管以后你到了哪里,都要把你爸带上。你爸老实一辈子,你一定要把他照顾好!”我的眼睛瞬间潮湿了,脸上滚满了泪珠。母亲的话让我听了非常难过,我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接话。只好郑重地连声“嗯嗯”回应,这也算是对母亲的承诺吧。

 母亲挣扎着坐了起来,伸出她那两只枯瘦而冰冷的手,紧紧地攥住我的手。曾几何时,那双手是多么地圆润、光滑而温暖。然而,残忍的病魔却把它们生生地摧残了。我挪动下身子,向母亲更靠近了一些。几颗滚动的泪珠沿着我的脸颊继续滑落,将被子洇湿了几片指甲大的潮痕。母亲轻咳了一声,像是在鼓足勇气。她嚅动下嘴唇接着说:“我苦命的孩子啊……”话才刚刚开口,便已泣不成声。母亲断断续续地讲述着我的身世,我平静而淡然地听着。我并不感到意外和难过,没有做出任何不良的反应。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就已对此有所耳闻,只是从未放在心上。也许母亲一直以为我不知道这个秘密,也许她希望亲口告诉我,心里才会感到超脱的释然。

              十七

 世纪末的最后一年农历二月十七日,天空灰蒙蒙的,几团铅灰色的云面目狰狞地压了过来。呼啸而至的狂风,将地上的尘土落叶卷得漫天飞扬,迷得人睁不开眼。母亲的脸上完全失去了血色,呼吸也是极其微弱。可我却不知这已是母亲的弥留之际,也是我与母亲一世缘分的最后时刻。父亲不止一次见过他人这样的情形,就吩咐我和他一起将母亲从房间里抬到了门厅正中间。

 母亲身穿那件蓝底白色碎花的外套,垂着头坐在简易的凉床上。为了让她坐着舒服一些,我斜坐在她背后的床边,用大半个胸膛支撑着她的后背。我知道母亲已失去了说话能力,可我还是时而轻声地呼唤她,就像我小时候生病她呼唤我一样。那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本能依恋,那是一个儿子对母爱的本能不舍。母亲偶尔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对我的回应吧。

 上午十点钟刚过,狂风一阵紧似一阵,似乎要把大地万物席卷一空。天空愈加阴沉起来,一场大雨正在路上。母亲沉静地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我保持着身姿不敢动弹生怕吵醒她。可是过了许久,仍不见母亲醒来。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心头,我惶恐地大声呼喊正在门口晾晒衣服的父亲。父亲迅即赶过来翻了翻母亲的眼睑,又把了把母亲的脉博,神情凄然地对我摇摇头说:“你妈……走了!”我妈走了?我妈走了!那一刻,我没了妈。

 雨终于不徐不疾地飘落下来,我呆望着那千万条相互交织的雨线,心里在默默地为母亲祈祷:愿天国没有病痛,愿母亲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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