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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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四一年，母亲来到了人世。那是个战火纷飞饿殍遍野的年代，难以想象幼小的母亲是怎么活过来的。我想，能够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人，肯定都是受到了上苍的眷顾和祝福。
我只听母亲说过她出生的年份，却不曾告诉过我她的生日，想必她自己也不知道吧。在岁月的长河里，母亲的命运就像风中一缕摇曳的烛光，直至渐渐地熄灭陷入无尽的黑暗。
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二十一岁的母亲嫁给了父亲。外祖父的家和我们家横跨两个省，相距六十余里。黄尘掩道，长路漫漫，仅靠两条腿往返一趟实在不容易。所以母亲在出嫁前并没有见到过父亲，仅凭媒妁之言便许下了终身。
母亲常和我聊天，每当聊起她出嫁时的情景，总是难以掩饰她眉梢间流露的喜悦。那一天，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极大的幸福。尤其对于一生命运多舛的母亲来说，那份幸福更是弥足珍贵。
母亲说，那天她身披大红色的霞帔。上面绣的金凤凰栩栩如生，似乎随时可以展翅高飞。长长的秀发绾了个髻盘在脑后，髻上簪着珠花玉簪。头上的凤冠璀璨耀眼，凤冠两边的流苏轻柔地垂落双肩。我想象着母亲的样子，那袅袅婷婷的身姿，一定宛若仙女下凡般的飘逸与优雅。在我的心里，母亲是世界上最美的新娘！在外祖父和外祖母不舍的泪光中，二舅搀扶着她迈上了花轿。
朗朗晴空，微风和煦。吹鼓手吹奏着喜庆的曲子在前面开道，两班精装的年轻轿夫，轮换着将母亲抬到了我们家的门口。父亲早已身穿挺阔的哔叽中山装，胸前戴着大红花守在了村头张望。他的身后簇拥着庞大的迎亲队伍。见到了花轿，他们远远地迎接了过去。欢快的唢呐声穿过了云霄，喜庆的鞭炮声响彻了十里八乡。
母亲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一张圆盘大脸上，明亮的双眸蕴涵着聪慧和果敢，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垂至腰际。从小她的性格就比较倔强胆大，以致村里有人对外祖母说：“你家那个大丫头简直像个泼小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据说有一次她把玩伴给打了，玩伴的家长找外祖母理论。外祖母十分生气，就顺手扯过一根树条要打她，以便给人家一个交代，可她竟一转身爬到了树上。树下的外祖母只好仰起头狠狠地将她训斥一顿，然后气咻咻地回屋了。
父亲的身材中等偏高，虽然算不上高大英俊，但他那赭红的脸庞堆满了忠厚和善良。一双结实的手掌如同蒲扇般的厚大，浑身透露着一股地道庄稼汉的味道。媒人是我们家的亲戚，起初她就告诉母亲，父亲识文断字肚子里有墨水，这让母亲心中暗喜。那个时代，有文化是极其令人羡慕的。
母亲凡事要强，无论田间地头的农活，还是家中的针黹洗浆一律不输别人。十八岁那年，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母亲，竟背着全家人偷偷跑到离家三千多里的包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大舅转业到了那里工作。在她软磨硬缠的央求下，大舅帮她在建筑工地找了一份临时工，做些刷涂料抹油漆的轻活儿。
大概过了一年多，不知何故母亲辞工回了老家。殊不知，一支丘比特的箭正在射向她。母亲的漂亮和聪明能干，深得领导和工友们的好评。就在她回到老家不久，一位平时交往不多，但相互颇为熟悉的年轻人给她写了封表白的信。那位年轻人相貌堂堂，和大舅同一个单位。由于没有得到回音，后来陆续又写了几封。但这些信全被外祖母悄悄地昧了起来，及至母亲知道时一切都晚了。有时我在心里想，假如母亲没有错过那段姻缘，她的一生也许就不会遭受那么多的苦难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母亲的不幸是由父亲造成的，或许这就是一场宿命吧。
婚后不久，大舅来信了。母亲兴奋不已地把信塞到了父亲手上，准备听信中的内容。可是父亲望着手中两张薄薄的纸片，仿佛那是刚从炉火里取出的烙铁一样烫手，却又没有丢下的理由。父亲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地变换着，神情显得异常紧张。面对母亲诧异的眼神，父亲只好支支吾吾地坦承自己并不识字。空气似乎顿时凝固了，对于好强的母亲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委屈的泪水沿着腮边婆娑而下。心情失落的母亲开始对父亲产生了怨怼，这便给好事者留下了使坏的可乘之机。
二
村里有户人家和我们是本家，两家相距不足百米鸡犬相闻。不知何故，家大业大的本家常以各种借口欺负我们，而弱小的我们只能忍气吞声。本家祖母灵敏的嗅觉觉察到母亲的情绪异常，于是便不失时机地怂恿母亲在家里闹，进而达到和父亲离婚的目的。同一件事反复地做迟早会成功的，尤其对一件坏事来说。年轻且不明就里的母亲，心思开始动摇了。
本家祖母百般挑唆的一幕幕，都被祖母看在了眼里。于是，怯懦的祖母向母亲讲述了一段辛酸的往事。
祖母踏进我们的家门相继有了姑妈、伯父和父亲后，祖父就不怎么顾家了，全凭祖母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儿女。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姐弟三人成了她活着的希望和力量。尽管这样一个凄清的家，却仍时常遭到本家祖父他们的欺负。有一次不知何故，祖母和他们争吵了几句，本家祖父就随手抄起了喂牲口的拌草棍，不分轻重地挥向祖母孱弱的身上，棍子顿时折成了两截！
祖母的讲述打动了母亲那颗善良柔软的心，她不时安慰着祖母，顺手扯起衣襟拭去了自己眼角的泪花。祖母继续说，姑妈、伯父和父亲依次相差了五岁。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不长眼的子弹和无情的饥饿随时都会要了人命。为了活下去，她将伯父和父亲抱到了独轮车上，一左一右坐着，年纪稍长的姑妈跟在她的身后。就这样她带着三个孩子，投奔三十多里地的娘家求得父母的保护。
祖母曾经的苦难和不幸，触动了母亲脆弱的情感，她在心里暗想：我一旦走了这个家可怎么办？这时姑妈已经出嫁，伯父也已参军入伍戍守边疆，而祖父仍尚未回家。面对年迈的祖母，还有面容悲戚的父亲，母亲蓦然想起离家时外祖母的叮嘱：家里不和邻居欺。那一刻母亲的心仿佛冰封的大地，受到了春风的吹拂而快速地消融。她顿然醒悟，不再理会任何人的蛊惑。她要和父亲一起坚守家园，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再说也不能给胸前佩戴过军功章的大舅脸上抹黑啊！毕竟那时的离婚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似如今儿戏般的随意。
三
三年自然灾害终于结束了，但饥荒还没有远去。村头的大路上，随处可见扶老携幼的逃荒者。有一天，我们家门前突然来了两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少年，年纪都在十多岁的样子。其中个头稍高的肩头背着一个蛇皮袋子，里面鼓鼓囊囊地不知装着什么。母亲见到他们猛然愣了一下，随之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原来那是她的两个亲弟弟，我的三舅和四舅。母亲姊妹众多，她排行第三。上面两个哥哥，下面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也便依次有了大舅、二舅、三舅、四舅、二姨和小姨。顾不上说话，母亲赶忙把他们让到了屋里，为他们做了些吃的。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眼里充满了说不尽的疼爱。
刚放下了碗筷，年纪稍长的三舅眼泪汪汪地告诉母亲说，外祖父和外祖母带着年幼的小姨投奔了大舅。二舅背起他的锻磨工具，远走他乡谋生去了。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丢下二姨外出乞讨。就这样一路上不断地打听，才终于来到了我们家。听到这里，泪水再一次打湿了母亲的眼睑。她实在放心不下年仅七岁的二姨，安顿好了两个舅舅，便和父亲一道顶着星光迈起两条腿奔向了娘家。
堂屋的大门被二舅用石板封死了，二姨无法进去。锅灶前的柴堆，便是她栖息的地方。肚子饿了就去农田里碰碰运气，搜捡一些人家遗落的红薯或菜叶拿回家洗干净煮熟了吃。母亲见到了形销骨立的二姨，一把把她紧紧地搂进了怀里。然后和父亲深一脚浅一脚，轮换着把她背到了我们家。突然平添了三张嘴，使原本并不宽裕的家紧张了起来。敦厚的父亲只好悄悄地勒紧肚皮，省下了口粮给他们吃。
四
母亲嫁到我们家不久，就遭遇了一场史上罕见的洪灾。我们村恰好处于方圆十几里的洼地，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齐腰深的水。在风的鼓动下，水面荡起了一层层浑浊的浪花。田野里金灿灿的麦子，眼看着就要收割了，此时却全都泡在了水里。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事实上又有谁能离得开粮食呢？为了抢收更多的麦子，母亲顾不上正值生理期的身体，毫不犹豫地和大家一起跳进了水里。就这样冰冷污浊的脏水侵害了母亲的健康，以致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遗憾，而是生命的缺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害人匪浅的封建毒瘤，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底。母亲感到了自卑和愧疚，时常地暗自叹息和自责，她无法原谅自己。可是面对既成的事实，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父亲同她一样，陷入了无奈的苦恼中。
在战场上受伤立功的伯父，战争胜利结束后在西宁安了家。得知老家的情况，他和伯母便主动提出将他们已三岁多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堂哥过继给我的父母。对于我的父母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无上欢喜的好事。不管于亲情还是于血缘，都是非常地理想。然而，本家祖父他们家却容不得我们好。
大堂哥在我们家长到七岁的时候，早已成为我们家的一分子。那年春节刚过完不久，很少回老家的伯父母一同回来探亲，这对本家祖母来说似乎是个难得的机会。她单独把伯母叫到了她们家，貌似亲热地嘘寒问暖。她转动着令人心悸的眼球，凭空捏造母亲如何地虐待大堂哥。甚至不惜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借以博取伯母的信任。人啊，总能轻易地听信别人的谗言，而罔顾摆在眼前的事实。任凭母亲如何解释，祖母和父亲怎样证明，伯母还是执意将大堂哥带走了。望着视为己出的大堂哥一步三回头的身影，母亲伤心地落泪了。可那毕竟是人家的孩子，自己做不了主啊。
母亲十分喜欢孩子，尤其见到与大堂哥年龄相仿的孩子总觉得格外地亲。她常将家里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塞满人家的口袋，然后望着远去的背影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五
一向寡言少语的姑妈在姑父的陪伴下，带着他们大概三四岁的小女儿——也便是我的小表姐来到了我们家。他们开门见山地一致表示，愿意将小表姐过继给我父母。按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小表姐和父亲同样有着至亲的血缘关系。可是不久前的“失子”之痛，让母亲心有余悸。再说这么大的孩子已经懂事了，能不能留得住呢？因而母亲格外地担忧和慎重。我的两个舅舅和二姨早已回家去了，我们家的负担减轻了许多，生活条件恢复了原先的样子。那时姑妈已有了两儿两女，但都年龄尚小缺乏足够的劳动能力。沉重的家庭负担，自然使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姑妈几乎是求着母亲把小表姐留下，并再三保证不会像伯母一样把小表姐接走。心软的母亲有些心动了，加之祖母的百般劝说，就把小表姐留了下来。母亲再一次做起了母亲。比大堂哥年纪略小的小表姐，模样儿俊俏伶俐乖巧，十分惹人喜爱。母亲经常为她缝制各种式样的新衣裳，每天为她精心地梳妆打扮，从而引来村里人的啧啧称赞。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小表姐在我们家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母亲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逐渐安定了下来。
突然有一天，姑妈来到了我们家，吞吞吐吐地说要把小表姐接走。理由很简单，说她的公婆想孙女了，不舍得送给我们家。可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这又让母亲犯了难。我猜想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他们家的生活条件好转了所以才反悔。两年多的朝夕相处，早已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可是又能怎样呢？母亲再次站在村口，目送一个可爱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
命运像一块冰冷的巨石，又一次沉重地砸在母亲的胸口。“失子”之痛的伤口刚刚愈合不久，忽然又遭遇了“失女”之痛。我仿佛看到了母亲绝望的眼神，还有她满脸滚动的泪花。假如自己可以生养，何以一次又一次遭受别人的嘲弄？又何以一次又一次无偿地替别人抚养孩子？可是现实没有假如，只有不可改变的事实。姑妈一生有六个孩子，四男二女。伯父同样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他们任谁送给我们家一个，都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何况是为了自己的亲弟弟呢？当然这些仅仅是我的个人看法。再说如果是那样，也便没有了今天的我。
六
七十年代初，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我降生到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这时苦命的祖母已经去世了三年。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父亲在去舅祖父家报丧的路上，差点儿被埋在了齐腰深的雪窟里。没能见到过祖母的样子，是我心头拂之不去的遗憾。
当我幼小的身躯第一次偎依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便已注定了我今生成为她的儿子。母亲自然没有奶水，但她并没有喂给我农村婴儿常吃的米糊糊。而是想方设法地托关系，为我买来了奶粉和白糖。要知道这两样东西，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多么地稀缺和紧俏，并非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得到，有了钱的同时还必须得有食品票。母亲曾经在包头务工的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也算见过了一些世面吧。她凭借聪明的头脑和真诚大方的待人接物，故而结识了一些头面朋友。譬如银行、供销社、粮食站、食品站等，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机构，她一般都能说得上话。也由此母亲成了周围人眼中“有本事的人”，从而就出现了一些找她帮忙的人。
母亲一生帮助过多少人，我没有统计过，也无法统计。我只记得村里但凡有婚丧嫁娶，总是少不了她忙碌的身影。诸如临时缺钱需要周转，或者需要买些紧俏商品之类的事儿，都是有求必应。有时即使自己家里忙不过来，只要有人找到她，她也会爽快地应承。任何时代都不乏忘恩负义的人，甚至恩将仇报者也不在少数，因而我常埋怨母亲多管闲事。有一天晚饭后，我以完成作业的名义大声朗读那篇《农夫和蛇》的课文，并且故意让她听到。就在我快要读完的时候被她打断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骂我：“这个熊孩子，你这不是在说我吗？”
我成了母亲的心头肉，成了母亲的宝贝疙瘩。不管田间地头或是走亲访友，母亲总是须臾不离地把我带在身边，唯恐我受到半点儿委屈。母亲倾注于我的爱，我从未想过偿还——我哪儿还得起呢！如今母亲已去世二十多年了，我常在心里祈盼来生还做她的儿子，让我多尽一份人子之孝。而我今生今世要做的是用我并不宽阔的肩膀顶门立户，努力改变这个积贫积弱的家。让这个家走出低谷，获得他人应有的尊重，也是母亲在天国的心愿。母亲生病十三年直至离世，落魄的家境使我们受尽了他人的冷眼和讥诮。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一幕，让我永远无法忘记，每每想起都好似锋利的钢针扎进我的心窝。
我病了，在我不到半岁的时候。不管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母亲和父亲都要带着我到处求医，就连巫婆神汉也看了不少。然而，病情并不见丝毫好转。我不停地哭，母亲也跟着哭。我不哭了，母亲却仍在哭。我们家泡在了泪水里，失去了人间烟火。
那天，天气晴得不太好。挂在树梢上的半个太阳，把天地间抹得一片灰暗。黑夜已经在路上，凉意渐浓了起来。母亲抱着我在堂屋和院门之间来回地踱步，她投到地上的身影显得模糊而瘦长。这时几近全部掉下的残阳，似乎要将我一起带走。我开始吐血了，并且出现了短暂的抽搐。母亲连声急促地唤着我的乳名，生怕我就这样猝然离去。她将被泪水打湿的额头紧紧地贴在我的脸上，仿佛那样可以为我输送生命的力量。母亲哽咽着，准备把我抱进堂屋里。这时已经风烛残年的本家祖母，隔着老远就声色俱厉地喝止母亲说：“这孩子眼看不行了，万一毁在了堂屋里不吉利，你不能把他抱进去！”母亲头也没转回答她说：“我的孩子要是没了，我还在乎什么吉利不吉利！”
夕阳尽了，起风了。母亲撩了下刘海，抱起我向堂屋走去。就在她一只脚迈进门槛的瞬间，心里猛然“咯噔”顿了一下，好像得到了神谕：婆婆是吐血而死，孩子的病会不会与她有关？这个看似唯心的希望，成了母亲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立刻要父亲去把“招魂婆”请来，为我作法禳治。
“招魂婆”很快就到了，只见她双目紧闭口中念念有词。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她吩咐父亲买来一沓纸钱，拿到祖母的坟前依照她的交代烧掉。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发生了，我竟真的挣脱了死亡的威胁！那一夜我睡得很踏实，不似之前整夜的哭闹。天亮以后，我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健康活泼。母亲用她伟大的爱再一次给了我生命，我又将如何去回报？！
七
六十年代末，三舅报名参军，政审和体检全都顺利地通过了。可是，惨遭战争流离之苦的外祖母却舍不得三舅离开身边。大舅参加抗美援朝的枪炮声，仿佛仍在她的耳畔回响，作为母亲对儿子那种提心吊胆的牵挂可想而知。就在征兵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母亲恰好回去看望外祖父母。三舅见到了母亲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他哭丧着脸央求母亲说服外祖母。作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是极其光荣的，为什么要阻止呢？再说了好男儿志在四方，留在身边会有什么出息呢？将来只能像外祖父一样继续胼手胝足地犁地种田。在母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劝下，外祖母总算点头答应了。机会稍纵即逝，母亲马上赶到公社武装部，向负责带兵的同志恳切地解释并说明情况。三舅终于胸佩红花光荣地入伍了，后来服役期满被分配到徐州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轻松而又体面。
按照习俗，过完了年初一出嫁的姑娘须回娘家。母亲推出了家里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带上我一起去看望外祖母。那一年我大概四五岁，外祖父刚去世不久，大舅和三舅带着各自的小家庭一齐回来陪外祖母过年。雪花纷飞，炉火正旺。大表哥从城里带回的烟花，平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亲人们高兴地欢聚一堂，十分地热闹祥和。午饭后三舅从包里掏出了照相机，在大门口的雪地里给大家照相。我的两个双胞胎表哥，同时“欻”地站到了镜头前。他们是二舅的儿子，大我一岁。他们非二舅所生，而是自幼随着二舅妈带过来的。
照相在那个年代太稀罕了，尤其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更有魅力。于是我跟着上前几步，站在了其中一个表哥的旁边。正在校对镜头的三舅，见状蹙着眉对我摆摆手说：“去去去，你是外块不给你照。”外块，即不是自家人的意思。当时我并不解其意，但我明白他不愿给我照相。我怏怏地退到了一边，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照。没想到这一幕被母亲看到了，就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似乎找到了靠山，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眼泪汪汪地将心中的委屈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完后顿时恼羞成怒，尽管四舅在一旁极力地打圆场也是无济于事。母亲疾步奔回院子里，将自行车推了出来。任何行李都没顾得上拿，一把把我抱起放在了后货架上，眼里含着泪立刻要带我回家。是啊，我是外块，那两个表哥不是吗？难道仅仅因为我和他们的姓氏不同吗？这样的处境，无论是谁心里都不会好受，都无法控制敏感的神经。尤其对母亲来说，心中更是感到悲哀：如果孩子是自己亲生的，还会不会被认为是外块呢？
母亲刚推起了自行车，大舅和大舅妈都过来劝解和挽留我们。自知理亏的三舅尴尬地站在一边，不知怎样才能平息母亲心头的怒火。在母亲看来，三舅不仅歧视了我也侮辱了她。如今有时我不经意地回溯这段往事，心里十分理解母亲当时的行为。并且认为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人，都会做出同样甚至更为激烈的反应。
四舅咔嚓一声锁上了自行车，将钥匙死死地攥在手里。母亲没有索要钥匙，而是不由分说把我从后货架上一把抄起放在她的后背上，并将拦在面前的四舅用力地推开。
傍晚时分北风更加肆虐，雪花在空中激烈地狂舞。尽管如此恶劣的天气，还是没有人拦得住母亲自尊的脚步。在寒冷彻骨的暴风雪中，母亲背着我蹒跚地向十多里外的汽车站赶去。走累了母亲就在路边将我放下稍作歇息，或者牵起我的手慢慢地前行。
夜色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到达车站，就见到远处亮起了灯火。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脚下的雪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偶尔也会隐约传来几声犬吠。母亲一会儿问我一遍冷不冷，然而在这样的荒野里冷又能怎么样呢？“孩子，你看前面的亮光，我们快要到车站了！”母亲指着前方一团璀璨的灯火对我说，仿佛在为我鼓劲儿。也许是肚子早已饿了的缘故吧，鼻尖总是弥漫着饭菜的香味，眼前呈现着满桌子的美味佳肴。我们没有赶上车，最后一班车也早已开走了。在饥饿和寒冷的双重侵袭下，母亲带着我借住到了她的一个朋友家里。
八
我入学的时间比较晚，读三年级的时候已经十岁了。一天晚饭后，我趴在饭桌上写作业。母亲的手里边织着毛衣问我说：“妈给你要个妹妹，好不好？长大了可以和你做个伴。”我似懂非懂地“嗯”了一声，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母亲又转过脸对着父亲说：“咱们再抱养一个女孩儿吧，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再说孩子长大万一遇到个难事儿，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父亲没有异议欣然同意了。过了没多久，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到家，就看到了依偎在母亲怀里的妹妹。
小我十岁的妹妹，是她的生母产下的第四个女孩。她的生父一家偏爱男孩，重男轻女的思想异常严重。妹妹刚生下后，他们正欲把她丢弃荒野里任其生死由命，恰巧被我们村嫁到那里的姑娘知道了。那个姑娘之前就已得知母亲想要个女儿，所以她就将妹妹直接抱到了我们家。死里逃生的妹妹，如今早已有了自己的家。我们没有辜负母亲的愿望，彼此相处得十分融洽。妹妹的厨艺深得母亲的真传，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逢年过节的时候，她便特意为我做些家乡的吃食。她若遇到了困难，我也是尽力伸手相助。这些年来我们每次回老家祭拜先后辞世的双亲，便会引来村里一些人艳羡的目光。那目光的背后仿佛在说：瞧人家的这一对儿女，比起亲生的还要孝顺呢！
妹妹的到来，为我们家增添了太多的欢声笑语。此时祖父已经归家了，一家三代五口人和和美美其乐融融。
现实似乎是一种宿命，妹妹同样在不到半岁的时候病了。支气管炎，并且有些严重。像我小时候生病一样，母亲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四处为妹妹求医问药。又是一个清冷的黄昏，夕阳半死不活地挂在西天，沉闷的空气几乎令人窒息。妹妹被病痛折磨得哇哇直哭，母亲也在跟着哭。我茫然地望着眼前令人愁苦的一幕，除了心里跟着难过什么也做不了。父亲的眉毛拧成了疙瘩，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闷烟。母亲用手背拭了拭眼角，对父亲说：“你赶紧推上自行车，我们带孩子去乡医院看看吧！”
我们家距离乡医院十多里地，到了的时候医生正准备下班。医生摸了摸妹妹的额头，又翻了翻她的眼睑。然后叹息一声摇摇头对母亲和父亲说：“这孩子比较危险啊，你们还是抓紧换家医院吧。”母亲和这位医生比较熟悉，就说尽了好话求他想想办法。医生蹙了蹙眉，便指引母亲去找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中医。十多里路半个小时就到了，老中医把了把妹妹的脉搏，同样摇了摇头表示无能为力。母亲的泪水已经流干了，两眼直直地望着怀里气若游丝的妹妹。清冽的风掀起她的衣角，吹乱了她的发丝。
天渐渐黑了下来，没有月亮，只有稀疏的几颗星乏力地跳动着。晚饭的时间早已过了，可是母亲和父亲却不觉得饿，他们的心里塞满了愁苦。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一条小生命从自己的身边消失？生而为人，她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间的乐趣呢！
妹妹的病情愈加重了，艰难的呼吸使她一度惊厥。于是母亲果断决定对父亲说：“我们去县医院吧，哪怕还有一丝儿希望也不能放弃！”从老中医的诊所到县医院，大约有四十多里地。那时还没有柏油路，大小不一的石子铺就的路面很是难走。迷蒙的夜色里，父亲早已汗流浃背。顾不上疲劳饥渴，他拼尽全力踩动着脚踏板。也许焦灼中用力过猛，自行车的链条突然断了。母亲隐约觉得这是不详之兆，就抱着妹妹从后货架上跳了下来。她要父亲在原地歇息，自己抱起妹妹侧着身挡住风继续往前走。她在心里想早一秒钟到医院，妹妹就多了一份活命的希望。母亲急促的脚步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惊飞了枝头沉睡的小鸟。
这时由远而近传来一阵汽车马达声，随之两道白炽的灯光倏然而至。相向而行的汽车，距离越来越近了。只见母亲抱着妹妹，面对汽车驶来的方向突然站到了路中间。她不是去自杀，而是试图拦下疾速行驶的汽车送妹妹去医院！紧跟她身后的父亲见状，随手丢下自行车也跟了过去，并对着车头高举双臂不停地挥动。汽车在距离他们不足五米远的地方，一个急刹戛然停了下来。这是一辆轻型货车，车厢里是空的，可能是刚送完了货回家吧。司机师傅打开车窗问清了原委，二话不说就让他们坐进了驾驶室。然后迅速掉转车头，开足马力向县医院疾驰。
命大的妹妹得救了。医生说如果再晚来十分钟，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她。那位善良的司机师傅到了医院刚停下车，就急忙四处找医生帮忙挂号。一切停当下来，父亲买了一条烟向司机师傅表示谢意。可是到处都没有找到人，最后发现急诊室门口的车子不见了。我想那位好心的司机师傅，一定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母亲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给了妹妹第二次生命，她又将如何报答？！
九
母亲一辈子热心肠是众所周知的，以致常被人取笑爱管闲事。
一个冬天的傍晚，母亲去麦场上扯柴烧火做饭。忽然发现场屋的山墙根，倚靠着一对年纪不到三十岁的男女。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看上去他们俨然一家。热心的母亲走上前问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天都快黑了怎么不回家呢？”那个男人嗫嚅着回答说：“我们家在山东枣庄，田里庄稼失收出来逃荒的。”母亲对他的话表示怀疑，枣庄离我们那儿并不远，没听说闹饥荒啊。再说农村早已分田到户，怎么也不至于没饭吃。那个女人不时地用手抚摸一下孩子的额头，眼里充满了怜爱，嘴唇翕动着不知在说些什么。那是个小女孩儿，白皙的面孔，大大的眼睛，模样儿十分可爱俊俏。母亲踌躇片刻便动了恻隐之心，就对他们说：“眼看着天要黑下来了又这么冷。你们大人受得了，可孩子怎么办？要不你们先跟我回家吧。”
就这样我们家平添了两张吃饭的嘴。他们住下后，短期并没有要走的意思。相处了一段时间，那个女人大概被母亲的热情和真诚感动了，终于主动说出了实话。她已连续生下了三个女孩，并遭到了计划生育的重罚。眼前这个孩子，是她和丈夫躲避在外生下的。她挺着肚子离开家的时候，重男轻女的公婆就已明确了态度，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不要回家。
转眼间两个多月过去了，这样呆在我们家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怎样才能让他们回得了家呢？也许一切都是天意吧。恰巧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生了个男孩，而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希望要个女孩。在母亲的撮合下，他们两家就将孩子互相换了。这样一来他们各自得到了自己满意的孩子，彼此还多了一家亲戚。
类似的事儿母亲管得太多了，外祖母和一些亲友都常劝告她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要去管别人家的闲事。父亲也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甚至为此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可是母亲却坚定地认为，人多做些善事总是好的。她始终相信好人终归有好报，即使自己没有享用到，这份福报也必将积在儿孙后代身上。
十
四舅和村里人打架了，并且把对方打伤了，大队对他做了严肃处理。二舅特意骑自行车心急火燎地赶到我们家，将这个麻烦告诉了母亲。顾不上田间正在忙碌的农活，母亲推出自行车就随着二舅一块儿走了。母亲买了一些营养品，先到被打的那人家里赔礼道歉，然后又想办法把被罚到山上打石子的四舅接回家。
打架的原因二舅已大概地说了，从四舅那里母亲又作了详细了解。原来被打的那人，他们家的田地和四舅的邻边，双方因为究竟是谁偷偷挪动了地界而发生了口角。激烈的争吵中，那人恶毒地嘲笑四舅没有儿子。四舅被这极具侮辱性的嘲笑惹恼了，一怒之下就下手重了些。四舅只有一个女儿，还不到两岁。在农村没有儿子似乎低人一等，面对乡邻也自觉抬不起头来。哪有出嫁的姑娘不巴望娘家人丁兴旺呢？于是，母亲鼓励四舅生二胎。
临近春节的时候，眼看着四舅妈就要分娩了。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忙年，她寸步不离地在四舅家守候着。除夕前的一天夜里，随着一声婴儿啼哭，四舅妈生产了。又是个女孩儿！这让盼子心切的四舅和四舅妈懊丧不已，脑袋顿时无力地耷拉下来。他们那垂头丧气的样子，就像志在必赢的赌徒结果输光了本钱。没有太多的商讨和犹豫，立即启动了计划中的方案。同在四舅家的小姨夫，将母亲怀中抱着刚出生的小表妹连夜带到了我们家。母亲决定把小表妹留下来抚养，以便解决四舅和四舅妈的求子问题。
寒风穿过光溜溜的树梢，发出令人悚然的刷刷声。天气实在太冷了，母亲把裹着小表妹的襁褓掖了又掖，紧紧地把她抱在胸前。深沉的夜色里，稀疏的星星洒下一缕微弱的亮光。小姨夫依仗自己年轻力壮，几乎一口气赶到了我们家。自此我便有了两个妹妹，每天放学回家或周末就带着她们两个。
不到一个月时间，小表妹毫无征兆地病了。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妹妹和小表妹，一个接一个让母亲承受着焦虑和煎熬。这时的生活条件已改善了许多，同时也许是有了前车之鉴吧，母亲直接将小表妹送去了县人民医院。由于得到了及时治疗，小表妹没费多大周折就痊愈了。
不久后母亲得知，小表妹离开家的那天，早起的路人便看到了四舅家大门口新燃的一堆灰烬。按照风俗，这是在向人家宣告孩子生下后夭折了。这无疑是一种恶毒的诅咒，按照迷信的说法，小表妹的病便是由此而生。某些所谓的迷信，在无法得到科学论证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遵从摆在眼前的事实。
农村早已分田到户，粮食能否获得丰收关键取决于勤劳的双手。然而母亲终日里要照顾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父亲一个人的劳动量显然不足。依靠土里刨食的农民，庄稼歉收就意味着生活条件下降。同时抚养两个孩子，开支也是相当地大。面对日渐艰难的家境，母亲经常背着我们偷偷地抹眼泪。
一年后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四舅有了儿子！母亲得知后，脸上漾起了仿佛大功告成的一丝苦笑。十三个月大的小表妹，已经牙牙学语了。按照排行顺序，母亲亲昵地喊她“小三子”，俨然把她当作了自己的女儿。四舅将“小三子”接回家后，母亲很是难过了一阵子。
十一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一次做了父亲，小姨夫眉开眼笑地从计生办捧回了独生子女证。然而短暂的欢喜过后他就后悔了——他想要个男孩，儿女双全是多么地好啊！可是，那本猩红的独生子女证怎么办？
没有什么可以遏制一个人的欲望，尤其是当欲望极度膨胀的时候。小姨夫骑着自行车，把刚怀有身孕的小姨带到了我们家。这让母亲犯了难：接纳还是拒绝？在亲情和政策之间，母亲违心选择了前者。
时光飞逝，冬天悄然来了。
向晚时分天空飘起了零星的雪花，气温随之下降了许多。端起碗正准备吃饭，母亲发现小姨的状态有点异常，计算下时间差不多到了分娩的日子。晚饭过后，地面上的积雪越来越厚，空中早已飞舞着鹅毛般的雪片。为了慎重起见，母亲要父亲赶紧去把接生婆请来。
接生婆的家在我们家东北方向，乘船渡河而过大约六七里。然而这样寒冷的夜晚，船夫肯定早已回家了。再说接生婆已上了年纪，如何在这冰天雪地的夜晚徒步而来？父亲找到村里有拖拉机的二华，请他帮忙开上拖拉机绕行十多里去接接生婆。这是一个白茫茫的世界，几乎分不清路面和沟渠田野，唯有凭靠着感觉缓慢前行。拖拉机的突突轰鸣声，排山倒海似地在夜空里回荡。
好不容易敲开了接生婆家紧闭的大门，却得知两天前就已被人接走了。接她的那个村子在我们村西北角，距离我们家不到十里路。不过不用过河，沿着乡道弯过两个村子就到了。北风呜呜地嘶叫，像无数把利刃穿透了厚厚的棉衣。父亲想起临走时母亲的嘱咐：一定要把接生婆接到！故而父亲只好又给二华说尽了好话，开动拖拉机沿着接生婆的足迹颠簸而去。
午夜已过终于把接生婆接到了家里，小姨早已痛得死去活来，母亲正焦急地在屋子里踅来踅去。望着小姨的状态，接生婆大概了解了下情况，然后皱起了眉头。凭借多年的接生经验，她面带忧虑地对母亲说：“有点难办啊，这个孩子很可能是倒生。”天哪，倒生！太可怕了！倒生就是两只脚先从母体里出来，然后才依次是身子和脑袋。这对产妇和孩子来说，都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冷风把遮挡窗户的塑料布刮得沙沙作响，寒意从窗缝里挤了进来。可母亲一点都不觉得冷，她的额头滚满了豆大的汗珠，一颗心悬到了嗓子眼。
过了很久，一声响亮的啼哭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小姨夫如愿有了儿子。小姨露出了虚弱的笑容，母亲终于如释重负地嘘了口气。事后有人对母亲说：“你的胆子太大了，竟敢大包大揽地把你妹妹留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可怎么向她婆家交待？”母亲听了想想也是，不过她并没有接过话来，只是淡然地笑了一笑。
十二
元宵节过后没几天，本家祖父七岁的孙子小亮住进了村卫生所，医生诊断说是食物中毒。后来方才得知，他在外面玩耍回到家，见到桌子上的点心不由分说就一把抓起塞进了嘴里。哪知那点心上被他爸爸抹上了“毒鼠强”，用来毒杀肆意猖獗的老鼠！
小亮是本家祖父唯一的孙子，全家把他视作了心肝宝贝。不管小亮在哪里受了委屈，本家祖父决计不分是非万分袒护。这时本家祖父早已失去往日的风采，须眉斑白腰身佝偻，说话的声音低沉而乏力。他那日渐衰落的家境，就像一场精彩纷呈的大戏徐徐落下了帷幕。
八十年代末，我们那里的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医生的水平也是差强人意，只能处理感冒发烧一类的小毛病。小亮在卫生所住了三四天，病情却未见丝毫好转。
天气依然十分寒冷，温暖的春天还没有到来。晚饭过后，村里正在放电影。将厨房收拾完毕，母亲和父亲都没去看电影，而是一起去了卫生所看望小亮。狭小的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小亮独自躺在病床上微闭着眼睛，苍白而瘦削的双颊显得十分虚弱。母亲走上前俯身轻唤了他两声，他吃力地睁开眼睛，嘴唇翕动了一下却没有说出话来。一种不详的预感在母亲心头陡然升起，她转过身连声喊医生却不见人来。没有时间想得太多，她叫父亲赶紧去把小亮的爸爸找来。按照辈分排序，我喊小亮的爸爸为小叔。
过了很大会儿，医生总算来了。母亲向他详细地了解小亮的病情，但医生并没有说出子丑寅卯，只是再三表示会尽力医治。父亲翻遍了半个村子，终于在放映员的广播下找到了小叔。父亲气愤地向他吼道：“小亮都病成了那个样子了，你怎么还有心思看电影呢？”自知理亏的小叔撅着嘴，怏怏地跟在父亲身后回到了卫生所。
医生给不了确切的治疗方案，更无法保证治愈的可能性。对于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母亲果断地对呆在一旁的小叔说：“赶紧把小亮转去乡医院吧！”医生听了立马不高兴了，他语气生硬地对母亲说：“你这是在怀疑我的水平吗？我告诉你们吧，不管转到哪里都是同样的结果！”母亲不待小叔表态，就没好气地回答他说：“我没有怀疑你的水平，但人命关天，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一句话问得医生哑口无言，只好不情愿地让到了一边。
为了避免拖拉机的颠簸，父亲又跑到电影场找来一帮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简易的凉床抬着小亮去乡医院。朦胧的夜色中，母亲凭着对路途的熟悉，独自骑上自行车先行了。她要提前找到医生，把事情妥善地安排好。这时的医院早已下班了，她敲响了老杨医生的家门，简单地说明了来意。老杨医生二话不说，抓起外套就去往了医院。一切准备就绪后，抬着小亮的队伍恰好也赶到了。
经验丰富的老杨医生，对小亮作了细致的检查后皱起了眉头，这使母亲隐隐有些担忧。老杨医生站起身对着大家说：“还好送来的比较及时，不过……”母亲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就扯了下他的衣襟示意到旁边单独说。闪开了几步老杨医生压低了声音道：“这孩子中毒并不算深，但阿托品用得过量了。”过量的东西当然不会好，比如饮酒。而阿托品使用过量，将导致智商不同程度地下降。母亲不等他说完就急切地问道：“还有补救的机会吗？”一抹幽暗的灯光映在老杨医生的脸上，他缓慢而坚定地摇了摇头。
后来太多的事实，验证了老杨医生当初的诊断。上学后的小亮智商明显低于常人，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及至长大踏入了社会，经常借着酒劲惹是生非打架斗殴，给家里带来太多不必要的麻烦。一次次外出打工，都是贴尽了路费甚至欠下一屁股债铩羽而归。
十三
费翔在春晚上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响彻了大街小巷，青春萌动的少男少女们都在学着哼唱，争相传抄着歌词。这一年暑假，我读完了初中二年级。待到秋季开学，我就可以升级读初三了。我对读书一直不太感兴趣，除了语文和英语成绩勉强说得过去，其它学科简直一踏糊涂，故而退学的念头在我心里时时滋生。其实在小学四年级，我就有了几次短暂的逃学行为。读书的意义我不太明白，目不识丁的父母也无法给我说出明确的道理，只是总向我强调读了书将来就不用像他们一样种田。父亲是众所周知的老好人，对我的教育方式是无为而治。面对父母的一片苦心，不谙世事的我并不为之所动。母亲见苦口婆心的劝说不起作用，一怒之下就抄起了苕帚向我抡过来。于是，我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重新回到学校。
暑假马上就要结束，距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下，不甘平庸的母亲像很多人一样做起了买卖。有一天她去县城办事，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摔倒了。所幸并无大碍，受伤的胳膊打上石膏很快就痊愈了。从那看似不经意的一摔，母亲的余生便开始被噩运重重笼罩着，仿佛掉进了不幸的万丈深渊。那时候起，我们家的境遇每况愈下。全村数一数二的瓦房落伍了，一幢幢钢筋水泥筑就的平房拔地而起；耀眼的永久牌自行车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咕嘟嘟冒着青烟的摩托车。昔日的一些亲友像躲避瘟疫一样，开始刻意地和我们拉开距离。贫穷是一种耻辱，拓印在我们家的门楣上。曾经你来我往的热闹景象不见了，如果有人到我们家门口停留片刻，都感到是一种恩赐。走在路上主动和人家打个招呼，人家都担心我们要借钱。真可谓人情薄如纸，天道暗似漆！
暑气渐渐地消退，偶尔有一丝凉意袭来。聒噪已久的知了终于收了声，它们蛰伏在泥土里期待下一个夏天的到来。我揣着父亲给我的学费来到了学校，不过我并没有将钱交给老师。我漫无目的地四处溜达，快到中午的时候回了家。吃饭时我将学费分文不少塞到了父亲手里，父亲颇感意外地问我：“为什么
没交给老师？”我低着头佯装扒碗里的饭，负气地回答说：“我不去上学了，我要和您一起下地干活！”母亲听到马上气哭了。不过这次任凭她怎样的劝说或抡起苕帚，都无法改变我的主意了。我的七年学习生涯，就这样像途中突然无油的汽车熄火停下了。
就在母亲的胳膊痊愈不久，她的眼睛出又了问题。视线总是模糊不清，时而还有些疼痛。为了辨得清是谁，不得不觑着眼睛贴近对方的脸。老实的父亲无计可施，我呢，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也不知如何是好，年幼的妹妹就更不用说了。全家人陷入了迷茫，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家无长物才是最大的根源。贫穷限制了我们对疾病的认知，致使母亲身上为病魔留下了入侵的缺口。
村卫生所的门槛几乎被母亲踏破了，每当病情发作疼痛难忍的时候，便去打一针或开一些消炎止痛药。也是这样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耽误了治疗机会。母亲的病持续了十三年，那每一个日日夜夜，我们全家都如同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深渊里。我们苦苦地挣扎，苦苦地煎熬。不幸就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把我们紧紧地攫住，丝毫动弹不得。
我们村卫生所的医生有时不在，就要到离家一里多路的隔壁村。尤其是遇到了雨雪天，我便要搀扶着母亲一块儿去。村里有的人见到次数多了，就取笑说我是母亲的拐杖，我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我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甚至根本不去搭理。
一九九二年春天，年迈的祖父去世了。曾经在村里显赫一时的堂屋破败得成了危房，我们一家四口挤进了狭小逼仄的东厢房。时至今日，虽然时光已流逝了很久，但那个雪花飞舞的夜晚，却在我的记忆里不曾丝毫地消退。
天气异常地寒冷，我把身上厚重的被子掖了又掖，尽量不让一丝儿风钻进来。我们那里没有烧炕的习惯，更不具备任何现代化的取暖设备。半夜里，母亲痛苦的呻吟声从隔着一道门厅的房间里传来。我蓦然从睡梦中惊醒，母亲的病又犯了。我下意识地拉亮电灯，顾不及披上棉袄，就下床趿着鞋子奔到母亲床前。母亲半倚在床头的墙壁上，满脸抽搐的样子看上去痛苦极了。听到了我的脚步声，便意识到我来了。她艰难地说：“这么冷你起来干什么？快回到床上去！”我没有接过母亲的话，而是说：“妈，您起来我们去卫生所吧。”母亲摇了摇头，又艰难地说：“太冷了，等到天亮再说吧。”早已起身坐在一旁的父亲，要下床和我一起送去，但被我极力阻止了。我用威胁的口吻对母亲说：“如果您不去医院，我就这样站在这里不走了！”
母亲最终妥协了。我紧紧地挽住她的手臂，迎着漫天的雪花向隔壁村的卫生所蹒跚而去。母亲一路上都在沉默，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雪光朦胧地映照四野，我看到了母亲满脸的悲戚。她不时抬起衣袖揩拭着脸颊，我想那一定是从眼角溢出的泪水。
十四
小医院终究治标不治本，母亲的病情开始恶化了。父亲将全家的口粮留了下来，其余的全部拉到集市上卖掉了。母亲又央求人家借了点钱，两下凑在一起去大医院看病。
汽车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我和母亲终于到了徐州。走了一段路转乘公交车，将近中午时找到了正准备下班的三舅。母亲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就被三舅不分青红皂白地数落了一通。不知他从何处得知，母亲这些年很少去看望外婆。这一点的确属实，可是有谁知道母亲的苦呢？有谁理解母亲的难呢？有谁关心母亲、哪怕一句简单的问候呢？没有，都没有！面对三舅咄咄逼人的气势，母亲黯然垂下了头一声不吭。她能说什么呢？人到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呆呆地站在一旁搓弄着衣襟，为母亲感到委屈和难过。
待三舅的情绪稍微平息后，母亲嗫嚅着表明了来意。三舅没好气地说：“马上就要过年了，要看病等年后吧。”可是病能等吗？尤其母亲的病并非普通的感冒发烧。这时一位姓范的阿姨看不下去了，她是三舅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她愤愤不平地对三舅说：“看病怎么能等呢？如果你不带大姐去，我带大姐去！”这似乎是一种变相的逼迫，就这样在三舅和范阿姨的共同帮助下，母亲住进了徐州医学院附属二院。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乳腺肿瘤，目前尚属良性，但须尽快手术。
十多天后我陪着母亲出院回到家里，已是大年二十八。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办齐了年货，村头巷尾到处飘荡着欢乐的笑声，唯独我们家冷锅冷灶一片凄清。没有钱置办年货怎么过年？恰好村里有一家杀猪卖肉，母亲就带着愧疚对父亲说：“你去看看能不能赊点肉回来，哪怕就包顿饺子呢，好歹不能委屈两个孩子。”那个年我们家没有吃上饺子，母亲强撑着虚弱的病体，用那仅有的一点肉为我们炖了一锅白菜。那个年是我记忆中难忘的伤痛，每每忆起眼睛便一阵酸涩，止不住的泪水在眼眶里滚滚涌动。
十五
母亲的手术比较成功，但赶走了豺狼却又来了虎豹，之前所患的眼疾日渐加重了。由于受到家庭条件的限制，直至她离世我们也不清楚病因。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所有的用度完全指靠变卖粮食，而粮食是极其有限的。于是，打工成为了我唯一的出路，也是全家最大的希望。
过了年后，还有一些零星的鞭炮声响起。我带上简单的行李，揣着母亲跑遍半个村子借到的路费出发了。临行前的一天晚上，母亲难过地对我说：“孩子，是妈拖累了你，让你外出打工受苦。”一汪泪水从母亲的脸颊潸然滑落，她接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不要和人家闹矛盾，多干点活虽然累一些，但你还年轻歇息一下就缓过来了。”母亲停顿了一下，似乎要将她知道的人生道理全部一股脑儿地交给我，她又接着说：“自己认准的事儿要大胆地去做，即使失败了就从头再来。没有失败，哪里来的成功……”母亲的一番谆谆教诲，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多年，我却感到言犹在耳。
没有文化更没有文凭，我只能干些粗重的体力活，这也是意料中的必然。后来在和父亲聊天时偶然得知，从我离开家的那天起，母亲无时不在想念第一次独自远行的我，几乎每天都在悄悄地掉眼泪。
在我床头的桌子上，有一台比巴掌大一点的录音机。由于使用已久的缘故，放置磁带的舱盒有些破损了，但不太影响播放。那是三舅家淘汰不要的，母亲出院时我向三舅妈讨要带回了家。出于年轻人的好玩，我录下了一曲我用口琴吹奏的《妈妈的吻》。我离开家不久，母亲经常把它放进录音机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听。那喑哑嘈杂的声调，实在是难听极了。然而对母亲来说却是世界上最动听的旋律，仿佛那可以为她的念子心切带来一些慰藉。
十六
一九九九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些，天气也格外地寒冷。当时我和领了结婚证而未举办婚礼的妻子，在武汉做点小生意。父亲找人打来电话说，母亲的病情加重了，估计这个新年都不一定熬得过去。我茫然地挂掉电话，顾不上拭去脸上滚动的泪珠，便急切地去买火车票。妻子与我分头行动，她就近到一家商场，为母亲买了一件蓝底缀着白色碎花的外套。说来实在惭愧，那竟是我多年来第一次为母亲买衣服——也是最后一次！
坚强的母亲没有走，她陪着我们过了一个悲苦却温暖的年。那是母亲最后一次和我们过年，从那以后每次过年就再也见不到母亲的身影。
刚过完了年初一，我悄悄和父亲商量说，我想和妻子马上补办一场婚礼，也许我们的喜事可以为母亲注入和死神搏斗的力量。再说万一……万一母亲不行了，也可以了却了她心头的牵挂和遗憾。父亲没有异议，赞同了我的意见。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必要隐瞒母亲了，再说这样大的事也隐瞒不住啊。母亲拖着孱弱的病体，参与到了我们婚礼的议事中。
大年初六，天气晴得很好。阳光和煦，微风轻拂。将近正午的时候，司仪安排我和妻子双双匍匐父母亲面前，给他们行跪拜大礼。就在我俯身跪下的瞬间，泪水禁不住从我的眼眶汹涌而出，我仰了仰头也没能止得住。我想我那满眼的泪花，周围一定很多人都看到了。可是，我的母亲却看不到。她痛苦地扭曲着身子坐在凳子上，极力含笑接受我们的跪拜。母亲的眼疾早已恶化，视力几近失明。可是她必须亲眼目睹她的儿子成家，哪怕看到的只是模糊的轮廓！而我深深地知道，母亲的心里比起任何人的感受都要真切。她在心里将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了她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儿子。在她自知余生不多的时光里，尽力用她最美的微笑陪伴着她的儿子。
喜庆的婚礼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母亲的病情没有由此好转，而且精神状态变得更加糟糕了，随时都有撒手西去的可能。我和妻子丢下生意没有马上回武汉，也许这已是母亲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了。
过了几天后，母亲的精神突然格外地好。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她的床畔陪她说话。她的声音比起前几天大了许多，不用把耳朵侧过她的唇边也可听得清。那是母亲最后一次和我谈话，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她说话的声音。也许她已感知自己将要远行，永远不会再回来，因为她的每句话听来都像一场诀别。
母亲披着那件蓝底白色碎花的外套，身子向后倚在床背上，额前的刘海凌乱地垂着。她朝我要了一杯水，抿了一口后把水杯还给了我。然后缓慢地说道：“孩子，妈的时间不多了。妈走了以后，不管以后你到了哪里，都要把你爸带上。你爸老实一辈子，你一定要把他照顾好！”我的眼睛瞬间潮湿了，脸上滚满了泪珠。母亲的话让我听了非常难过，我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接话。只好郑重地连声“嗯嗯”回应，这也算是对母亲的承诺吧。
母亲挣扎着坐了起来，伸出她那两只枯瘦而冰冷的手，紧紧地攥住我的手。曾几何时，那双手是多么地圆润、光滑而温暖。然而，残忍的病魔却把它们生生地摧残了。我挪动下身子，向母亲更靠近了一些。几颗滚动的泪珠沿着我的脸颊继续滑落，将被子洇湿了几片指甲大的潮痕。母亲轻咳了一声，像是在鼓足勇气。她嚅动下嘴唇接着说：“我苦命的孩子啊……”话才刚刚开口，便已泣不成声。母亲断断续续地讲述着我的身世，我平静而淡然地听着。我并不感到意外和难过，没有做出任何不良的反应。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就已对此有所耳闻，只是从未放在心上。也许母亲一直以为我不知道这个秘密，也许她希望亲口告诉我，心里才会感到超脱的释然。
十七
世纪末的最后一年农历二月十七日，天空灰蒙蒙的，几团铅灰色的云面目狰狞地压了过来。呼啸而至的狂风，将地上的尘土落叶卷得漫天飞扬，迷得人睁不开眼。母亲的脸上完全失去了血色，呼吸也是极其微弱。可我却不知这已是母亲的弥留之际，也是我与母亲一世缘分的最后时刻。父亲不止一次见过他人这样的情形，就吩咐我和他一起将母亲从房间里抬到了门厅正中间。
母亲身穿那件蓝底白色碎花的外套，垂着头坐在简易的凉床上。为了让她坐着舒服一些，我斜坐在她背后的床边，用大半个胸膛支撑着她的后背。我知道母亲已失去了说话能力，可我还是时而轻声地呼唤她，就像我小时候生病她呼唤我一样。那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本能依恋，那是一个儿子对母爱的本能不舍。母亲偶尔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对我的回应吧。
上午十点钟刚过，狂风一阵紧似一阵，似乎要把大地万物席卷一空。天空愈加阴沉起来，一场大雨正在路上。母亲沉静地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我保持着身姿不敢动弹生怕吵醒她。可是过了许久，仍不见母亲醒来。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心头，我惶恐地大声呼喊正在门口晾晒衣服的父亲。父亲迅即赶过来翻了翻母亲的眼睑，又把了把母亲的脉博，神情凄然地对我摇摇头说：“你妈……走了！”我妈走了？我妈走了！那一刻，我没了妈。
雨终于不徐不疾地飘落下来，我呆望着那千万条相互交织的雨线，心里在默默地为母亲祈祷：愿天国没有病痛，愿母亲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