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家

外婆家在三里条石街北首，在奶奶庙门前有一座奶奶桥，桥下不宽的河，沿着大运河的脚下，从外婆家独家而居的，凸起的宅基地西，一路向北数百米，突然折向东北，远离大运河，直奔下桥乡。从我的老家庄台北转了三道湾，然后绵延不断地又向北，向东，再向北，再向东数百里，就消失在苏北里下河的湖泊中。

尤其记得外婆家西旁的小河，水一年四季清澈见底。在放暑假的日子里，由外公陪着，在河面菱盘相互拥挤一起的中间，用外公用家里的竹子做的钓鱼竿，挑起一只菱盘露出一块不大的水面来并且撒下诱鱼的饵食，叫“打塘子”。要不了几分钟就有鱼儿来咬钩，要不了半天就收获满满，中午的餐桌上必有奶汁一样白又浓的鲫鱼汤。

在农历七月十五前后，小河里就会出现许多木质的长澡盘浮游水面上，里面坐着少女或少妇。姑娘们飘逸着长发，把头埋得贴近水面。长发高高地盘在头顶并用簪子栓牢的一定是嫁过来不久的小媳妇，毫无拘束地大声说笑。一手拎起湿漉漉的菱盘，一手摘下饱满的菱角，高兴时就一起和声唱着邵伯秧号子。长长的绿色河道上，飘散着邵伯老菱的清香，更飘荡着柔柔软软的，有吸引男性骚动的女人的乡音。

在冬季，站在奶奶桥上顺着河流望去 ，不远处有芦花白的地方，白絮飞舞在三棵高耸的槐树间，焦黄了的芦苇叶子，在黄昏的西北风里跳着舞并发出哗哗哗的声响来。在夕阳下，在有红光裹着的老槐树的影子里，藏着一排黑瓦白墙的房屋，那就是我的外婆家。

在小河的西堤，就是大运河的东堤。堤底至堤顶有十来米高，坡度陡峭，在夏季长着比大人还高的柳条。走到堤顶，两边是一排排的槐树杨树。在堤上看东面的外婆家的房子，那屋脊梁还在脚下好多，大运河的水面应该与屋顶差不多平。大运河的西面就是烟波浩渺的邵伯湖，湖面上帆樯栉比，舳舻相接。点点红嘴鸥，或上或下地在水上喧闹翻腾。

在屋的东墙根脚下，不知道那个年代自然冒出来的香橼树 ，倾斜地面四十五度角，虬着瘦瘦的躯干，硬是把那深黄色的果果，挂在高处光秃秃的梢头，在寒风中摇曳。西南处的老槐树，粗粗细细的枝条，密密麻麻地无规矩地交错一起。高端上有很大的鹊巢，在另外两棵树上还有几个小一些的鸟窝。每天只要夕阳下湖时，就见到黑白相间的花喜鹊成双成对地，顺着余晖从西边飞回到这里的家。

在屋北面是一片小竹林，这里的晚上时光更加精彩。从邵伯湖，跨越大运河，飞来投宿栖息的有黄雀，麻雀，白头翁等十来种鸟。在月亮还没有升起之前，叽叽喳喳，啁啁啾啾，争先恐后地讲说着自己一天来的有趣的所见所闻。当月亮爬上竹梢头，鸟儿们说累了，此时夜深人静，鸦雀无声了。屋前屋后，屋东屋西，香橼，芦苇，老槐树，竹林在月光如水中，如同浸泡在乳液里一样。一切的一切都静静地悄悄地等待明日复明日的阳光。

我生长一个手艺人之家，是做木匠活有五代了。从五十多年前降生此家，从一睁开眼睛起，没有见到家里有过白纸黑字的书，连一张白白的周周正正的纸未曾见过。见得最多的就是皱皱巴巴粗粗糙糙的方便用的黄纸。能自理时，妈妈还叮嘱，小孩子屁股小，用半张纸就好啦。在儿时的记忆中，老木匠的爷爷个头娇小，在家里从来没有见他笑过，但是性格古怪，脾气暴戾。我们从来不敢轻易近距离地接触他。看见过有一次，他用树枝条暴打哥哥，我吓得全身在颤抖，哥哥用两手抱着头拼命地哭着逃着。不知犯了什么法，让这年轻的爷爷更加暴跳如雷，还要追着不满七岁的哥哥打。奶奶更是有点蛮不讲理，除了跟家里人吵架时会骂人打人，还有打不过瘾就睡到我家的大床上，滚着哭着并且用四肢猛力地敲打床铺板。只要这样一闹，没有三天三夜是不会自动下床的。这事情是常常发生的。那时候，三十三四岁的妈妈含泪拉着我及哥哥和妹妹像逃荒一样去外婆家避难。

尽管外婆家不是地主富农，但是外公在结婚成家后，跟老公公学会了买卖牛匹的生意。在甘棠镇东北角，来鹤寺西河对岸的牛集市上，只要有集市（每月逢十），就能看到体格健硕，身材魁梧的外公活动在市场上。见到他常常是与牛贩们，在用一块厚实布掩盖下，双方四只手在里面比划着，然后外公一脸不爽地摇摇头大踏步离去，并迅速地与另一位贩子用同样的方式交流起来。如果今天顺顺当当财运不错，外公能在集市南门把牛买到手，牵到集市北门一转手就能赚上几个大洋。如果买的是牛犊，就拉回家膘养数天或数月后再出手，这回的买卖就不是赚几个大洋那么简单了。有了会赚钱的外公，所以外婆家里比较殷实。尽管舅舅们没有读过几年书，但是大舅舅好学，常常购买一些线装本或地摊上的章回古体小说大书，一读起来就如痴如醉，而且还练得一手好字。就因为这些，刚刚解放后不久，二十来岁的大舅舅做了本村的支书。到大舅舅家就是书多，还有后来的报纸多。

其实我特别羡慕比我大三岁的哥哥，他可是我们大家庭“长门长子长孙” 。尽管如此爷爷奶奶还是不带，刚刚会走路就送到外婆家了。“长门长子次孙”的我就凄惨了，不但更加没有人带，而且整天一个人关在屋里，在一岁多一点差点被盖着的小棉被捂死。后来的小妹，因为在村庄里拜了个“干妈妈”，一直带到上小学。

当哥哥在没有人带的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有送到了外婆家，那时候的外婆眼睛还是能看得见，抱着哥哥左望望右看看，动情地流下泪，并十分同情她的“老巴子”的女儿命苦，遇上了这么不通情达理的婆家。没有过两年外婆两只眼睛因白内障，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手术不成功而导致成盲。后来当我们再来外婆家时，她就把我们挨个的从上到下摸着，嘴角上露出笑容：老大长得快些，二的好像没有长高，有点胖了。还要把我们拉到旁边与她坐在一起问这问那，尤其问妈妈有没有被爷爷奶奶欺负？妈妈有没有钱去打肉回来红烧？从外婆家抱回去的老母鸡还下蛋吗？在十岁前我们三兄妹隔三差五地往外婆家跑，不仅仅是有位好外婆，还有位可亲的大舅妈。她见到我们去了，就是一脸笑，从来没有见过一次苦着脸，更不要说见她哭过骂过，还烧一手味道好极了的菜。往往大舅妈站锅台上炒菜，外婆在锅台下烧火。

后来因为外婆眼睛失明 ，哥哥放到外婆家就早来晚回，当我能走时也一同带来。再再个后来，我上学了，我与哥哥就每逢星期天来外婆家。一到外婆家，哥哥对这里的环境了如指掌，立即去大舅舅的书桌前找报纸，然后就呆若木鸡地蹲在一角落的小凳子上去读了。我见到报纸也如饥似渴万分来劲，特别是对那大开的《新华日报》感兴趣，四开的《参考消息》不想要，折叠成“四角子”不够大，回家后斗不过庄上的“大公鸡”那小子。因为他家有亲戚在外国，邮东西回来的外国包裹纸叠的四角子又厚又光滑又耐摔打。这次我用报纸叠的必赢，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一次把大舅舅还没有读的报纸悄悄地收藏好，一吃好午饭就想逃。大舅舅觉得不对，赶紧去找新报纸，当然见不到了。大舅舅与我好说歹说，说什么上面有毛主席的讲话全文，明天早上村党员会上要读的，要认真学习的。我不懂这些，只是说，我没有拿，更没有偷。最后还是大舅妈拿来一把大白兔糖才肯交换。还有后来，他们家的报纸上夹子了，而且挂在墙上好高的位置，我知道这是专门防我的。报纸偷不到了，去偷两位正在来鹤寺读高中的老表在实验室做的收扩音器及一些摇摆件。

记得，有一次在三老表的卧室里，我发现了他刚做好的发电装置。好神奇的，手轻轻摇，小灯泡微微的发亮，用力摇，就闪闪亮。当他出门不在时，我把这玩意据为己有，立即跟外婆说了一声，就一路奔跑回了家。当我把这玩意拿出来正在准备摇时，门口站着气喘吁吁的三表哥，央求我说这玩意是明天要缴的实验作业。还带来他做的只能收一个台节目的小收音机来交换。尽管我不舍，但是还是考虑到做学生的怕老师的真理，毕竟我上小学了也是一名学生，就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听外婆说，三表哥见发电装置没有了，急得哭泣起来。大舅舅说，一定是小老表拿回去了，经常停电，可能晚上读书要用。还叫三老表带一样好玩的东西去换。特意关照，不准吓唬，不准打他。还说，舅舅家一头牛，外甥得一个头。就是嘛，舅舅说的真的有道理。牛的头都是我的，没有头的牛还能活吗！不过以后来老表的房间里又多了一大木头箱子而且上了锁，好玩的新奇的东西一样也见不到了。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就是盼望去外婆家看杀年猪。因为可以大块吃肉，还是不限量的。

进了腊月门，就天天盼过年。关键是有好吃的，大鱼大肉有得顺了。那时候的农村极其贫困，平常里只能听到家门前猪圈里的猪叫声，一月，不，一年里吃不了几回红烧猪肉。即使偶然有肉进屋，都是膘肥厚实有一寸之多，还嫌不得红烧，一斤多肉，剁成块，放一大铁锅水，把肥肥的肉放在里面烧开了，再把三四斤的，自家田里的，白的红的粉的萝卜，洗净切成段，放在漂起油亮亮，白花花的锅里。等到半小时后，开饭时，大人们，尤其家里的男劳力，先剩上一大碗，叭唧叭唧地喝起那油晃晃的肉汤。然后小孩子方可围着桌子，由妈妈把一块块肉，安人头数分配给自己。

那一年那一天，屋外堆着厚厚的白雪。妈妈起得很早，因为前几天外婆捎口信来，告知外婆家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杀年猪了。我们兄弟妹三人，在妈妈的前后蹦蹦跳跳地，踩着“吱吱吱”响的雪，向外婆家飞奔而去。

猪舍里的猪长得老肥。来了一对老夫老妻，是屠夫，我们这里叫杀猪的。背着装有杀猪刀工具的竹篓子，走起路来哐个啷地响，未见人进庄，声响早就传来。那猪也神了，吓得藏进草丛中。杀猪的老头，穿着的衣服已经分不清是粗布做的，还是猪皮制的，满身油亮油亮。恶狠狠地，把纸烟咬在嘴中，拼了力气大口大口地吸起来，只见那火光圈在那纸烟上迅速地向他嘴部移动。呸！一口吐，残烟屁股抛出了几米远。只见他用先准备好的扣成圈的粗麻绳，对着发抖的猪头飞去，不偏不倚正套上。随着他一声令下，几个请来帮忙的庄上男劳力，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沉重的猪拖出栏。随后被抬上长桌上，抓腿按脚拖尾巴拎耳朵，哪里还管猪狂叫？哪里还有人见猪在流泪？

我躲在围着一圈来看热闹的大人背后，闭着嘴不敢吭声，只见屠夫拿出白晃晃，寒光四射的，尖尖的三角刀，对准猪脖子猛地刺去，一股热血鲜血，如地下自来水主管道暴破了，喷涌而出。随后把那滴血的尖刀咬在嘴上，使劲地用双手拍打着抽筋的猪身体。只听得见猪长叹一声，不再动了，垂下了头颅。我吓得闭上了双眼，颤抖着双腿。

屠夫从一大早而来，忙碌了好几个小时，有条不紊地，利利索索地，把黑的猪，变成白白的猪。又把整整一头猪，分割出零零碎碎的一块块条状的猪肉来。当屠夫拖着疲惫的身体，挑着十来斤肉，（是当作劳务费给的）在看家狗的叫声中离去后。此时此刻在昏暗的低矮小屋中，飘出来阵阵猪肉香，不是红烧的，就是煲汤的。

这年味儿，是从猪的哀鸣声中由远至近而来。外婆家的年味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比别人家来得早，而且味道浓浓。我们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才真正到来。

我上初中了，哥哥也去来鹤寺读高中了，两老表走向社会了，大舅舅的支书也被“镇工作组” 罢免了，去外婆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外公外婆还是牵挂我们家的，在夏天，在三老表礼拜天休息时，会经常叫他带上家里种的韭菜，然后沿着河沟秧田，一路钓着长鱼来慰问我们。长鱼炒韭菜可是我们家最高档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在秋天，当香橼树果果发黄成熟时，外公外婆就托人带口信，叫我去摘回来当皮球玩。我就会在星期天带上一帮小伙伴成群结队地去外婆家。

三十八年前的那年冬腊两季，下了七八场大雪，气温极寒，是有气象记录以来，近五十年未遇过的低温，最低气温在零下十四度。外婆家门前小溪滩上的芦苇，在次年的春季就没有一棵能发芽，全部冻死了。就是在这一年外婆在没有任何前兆的病情下而在那天安静安详地如同睡着了一样，再没有睁开本就看不见花花世界的眼睛，嘴角依然留着微笑的波纹，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岁。

七年后，外婆家东面的香橼树尽管坚强地活着，但是这一年一只似棒球的黄果果也没有结。此年冬季，外公也永远地闭上眼睛，去天堂了。享年八十七岁。

在以后的七八年间，有一年外婆家屋北面的那片竹林里的竹子全部开花了。大舅妈，大舅舅因病医治无效相继去世。

在大舅舅出殡的那天早晨，外婆家西南处，那高高的老槐树上，那树丫上的不再是喜鹊窝了，从里飞出来的是一只，两只，五只黑黑的乌鸦。它们没有立即远去，而是在外婆家的屋顶上空低低地盘旋了一圈，两圈…数十圈，并发出“呀-呀-呀”的叫声，声声催人泪下。

五十五年过去了，哥哥，妹妹做起了外公外婆了，我也做爷爷了。可是依然最忆外婆家的芦苇，老槐树，香橼树，那片竹林。每当下决心写此文章时，想到外公，外婆，大舅舅，大舅妈时，我还是无法控制，泪流满面，滴在手背，滚落在键盘上，化成了，用尽我仅有的一点文化功底写出来的《外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