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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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不知道为什么事情，我老缠着妈妈狠命地哭，“再闹，非把你给刘老师送去不可！”妈妈这一句话，我立刻就噤若寒蝉了。
刘老师是我们家过去的街坊，平日里父亲称呼他二叔，我自然应该称他为二爷。据说，二爷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其是他龙飞凤舞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前到他家写对联的乡亲们就排成了队！父亲说，在当时我们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之中，二爷是最有才华的一个的。由于村小学师资严重缺乏，村里就聘他当民办教师，一个月发7块五毛钱的工资。
二爷也是我们村有名的热心肠。那时，父亲准备做队里的会计，却不会珠算。二爷就每天晚上到我家，手把手地教父亲打算盘。什么九九归一、三遍九，噼里啪啦打得烂熟！若是夏秋季节，他来我家里，还会带着些他家种的香瓜、杏子、柿子之类的瓜果，说是让大孩（我）尝尝。印象中他家的甜瓜特别的香甜，柿子也特别的好吃。只是他脾气不大好。譬如他教我父亲学珠算，有时候父亲不理解，他就立马虎着脸，瞪着眼，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直骂父亲是脑袋是榆木疙瘩！骂完再咯咯的笑。在学校他对学生的严厉也是出了名的，尽管我没有进过他的教室。
那时，我还是一个顽皮的孩子，生就好奇爱动的秉性。为捕捉一只麻雀，一只知了，在炎炎烈日下汗流浃背地驮着家里的梯子，从这家的屋檐，爬到那家的山墙。从榆树的枝丫，攀沿到桐树的树梢，仿佛我来到这世界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活捉它们。而每当二爷看到树上的我，都会视而不见地慢慢走过去，而一旦我从树上下到地面，他就会立刻折回来，虎着脸劈头盖脸怒吼：“不想活了，那么高的树，摔下来要你好看！”然后他扬起巴掌，就想往我的脸上扇，吓得我连连后退……
妈妈打来了清水，拽着，按着，强行把我泡在家里那个用红石凿成的牛槽里，拧肉一般的搓磨着我脖颈间的灰尘，洗白了我平日用尿泥捏坦克、做炮仗的双手。然后，便搬着凳子，提着一个空书包，把我扯进了学校，送进了那间很是简陋的教室，再把我交给二爷。我乜斜了一下他手里的榆木教鞭，几乎不寒而栗了。临走，妈妈一再嘱托刘老师：“二叔，这孩子再淘气，你就使劲朝他屁股打！”然而，脑壳却是教鞭的近水楼台。开学没几天，我的脑袋就尝到了那教鞭的滋味。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很是可笑。冬日里，寒风凛冽。学校的窗户是由纵横交织的木条制成的方格，被嵌在窗框内那种。从窗子的里面用浆糊贴上一张白纸，以阻挡风寒。从那从白纸上依稀可以看到外面被风晃动着的树枝的投影。
我坐在临窗的位置，目光总喜欢观察那窗纸上的投影。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是刘老师的数学课，而且是在纠正我试卷中的错误。他拿着教鞭在黑板上指点着什么。可是，偏偏在这时候，一只麻雀飞在了我侧面的窗棂上。外面阳光灿烂，麻雀“啾啾”的鸣叫着，在窗纸上的轮廓显得那样的清晰。此刻，你也许无法想象一只被送到门来的麻雀，对于一个酷爱捕鸟的孩子来说，有多么大的诱惑力!
我悄悄的伸出来右手，做出了准备出手捕捉的姿势，心中却“咚咚”直跳，伸出去的手立刻又缩了回去。刘老师还在呢，窗纸会烂的……谁知道那麻雀又从上面的窗棂跳到了离我更加近的位置。唉，顾不得了，再不出手，那麻雀就要飞走了……不能再犹豫了！“啪”的一声，我的右手朝着麻雀在窗纸上的投影破窗而过，一只叽叽喳喳的麻雀就被我攥在手中了。那一刻，我是何等的开心哟！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几乎与此同时，随着教鞭与脑壳之间发出的钝响，我脑壳上平生第一次凸起了一个小杏子大小的疙瘩，扩散出一道道楚痛的波。但我没有丢下手中的麻雀，第一个反应就是嚎啕大哭……
“憋住！”叫声与教鞭齐下，只是这次教鞭没落在头上，而是落在课桌上，桌面上立刻升起了一团尘雾，我立刻只剩下了抽咽。
趁刘老师走上讲台的间隙，我默默地收拾好本子、铅笔，拿起书包，搬起凳子从后门走出了教室。
“拐回来！哟，你咋不上天呢？”榆木教鞭又悬在头上了，我只好乖乖地折了回去。
趁刘老师上厕所的间隙里，我背上了书包，搬着凳子，溜出了教室。一出校门便嚎啕大哭，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
“唉，小朋友，这是要咋回事？”门外，一个骑着自行车准备进校园的中年男子，放稳了车子，问明了原因，接过我的书包，带着我去了村上的诊所。医生在我头上涂了不少紫色的药水……
刘老师，你知道吗？那天过后，我哭肿了眼睛，死活不肯上学了。偶尔，从操场上的秋千架下传来的喝彩声，才把我招回，而我又无所事事的徘徊在校园外的甬道上，以一种超然物外的轻松和高傲蔑视着你，连同你的教鞭。我在小声地骂着你，准备着趁星期天你不在学校的时候，翻过墙去实施我的复仇计划，——朝你的水缸里投垃圾，给你的锁孔里塞竹篾。而此时妈妈还以为我在天天上学呢……
然而，几天过后的一个夜晚，夜色朦胧，细雨霏霏，我看到刘老师打着手电筒，背着自己的行李，从学校返回了家中。父亲说，他被辞退了。
被辞退了？一种复仇了的快意在我心头升起，让我欢呼雀跃！他终于走了！连同那可恶的榆木教鞭。可他家那甘甜的香瓜，那么好吃的柿子……后来才知道那天带我去诊所的是镇政府的文教助理。
离开校园的那几天，他几乎很少出门。后来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他家的红薯地里。那天下着细雨，他一个人吃力的在泥泞的田地里拉着架子车，在地里刨红薯，车上装满红薯秧……再后来我去镇上、县城上学，很少和他谋面。偶尔听村里人说，他提起自己被辞退的事情，总让他感到愧疚，感到遗憾，也很纠结。
我师范毕业后，终于手执教鞭站在这个讲台上。从课本上学到了很多诸如处置“麻雀”事件这类情况的方式方法。譬如，一个眼神，一个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停顿，一个置之不理课后谈心的处理办法，都是非常有效的。可那时的二爷懂得这些吗？谁教过他这些知识？
这次见到二爷，是在他的废品收购门店前。我刚下汽车，别人就调侃说：“二爷，看看还认识他不？”他已经老态龙钟了，专注的看着我：“娃呀，是你哟！当年那只麻雀可真坑惨咱爷俩呀！一教鞭下去，把二爷的铁饭碗给砸没了。要不爷爷早都转正了，每月和他们一样，有几千块的退休金。可上面这样处理咱，也不亏……”
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