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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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晨，烟波浩渺的长江之上，帆影点点，若隐若现。整个江面连同岸边的渡口，都笼罩在轻纱一般如梦如幻的薄雾中……
在江宁渡口边，一位身材瘦弱的白发老翁，手牵毛驴，在来去匆匆的船客中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绚丽的朝霞，染红了脚下汤汤东去的江水，也映红了白发老翁瘦削的面庞……
一叶扁舟从远处飘来，一位身材颀长仙风道骨的中年人，伫立在船头，眺望着前面的渡口，一任猎猎的江风，吹得他头发凌乱，衣袂飘舞。此人正是从黄州赶来的苏轼。而其拜访的白发老翁正是当年的大宋宰相，而今已归隐于江宁与钟山之间那座“半山园”内的王安石。
船刚靠岸，苏轼来不及戴上礼帽就上前迎接，拱手作揖：“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为我辈设哉？”就在他们执手相对，开怀大笑的一瞬间，每个人的眼眶里已溢满了热泪……
曾经，他们在汴京城内同朝为官。作为政敌彼此几乎形同陌路，水火不容；作为文友，他们却惺惺相惜，肝胆相照，演绎出多少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喜剧。
两个多月前，苏轼在被贬地黄州接到移汝州团练副使的诏令。于是，便开始设计着自己赴汝州上任的路线图。本来从黄州到汝州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从黄州北上，翻山越岭便有可以直达的陆路；一条是由长江、运河、淮河等河流相接，形成的“C”形的水路。苏轼对着面前的地图，沉思良久，毅然决定，从水路前往……
绕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的线路设计，竟是为了绕道江宁，来拜见隐居在这里的他！是为了感谢在自己命悬一线之间，他那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的救命之恩，还是应了那句“没有你的日子我太孤单”的心理渴望？还是……
而此刻，大江东去，往事如烟，蓦然回首，已皆成笑谈。他只想要与这位争斗了半生的政敌和解。
二
似乎命中注定，苏轼与王安石的相遇，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必然。
嘉祐元年（1056年）5月，跟着父亲苏洵进京赶考的苏轼，目送着父亲与王安石并肩而行，谈笑风生步入翰林学士、史馆编修欧阳修家的大门，竟陡生出几分自豪感和优越感，由此心中也衍生出太多的梦想。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心中遥不可及的偶像，竟如此这般的近在眼前！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当面拜见欧阳修、王安石等文坛大家。
此后，作为朝廷群牧司判官的王安石，家里时常有同僚或文友相聚，不时会带来了朝廷或坊间的一些秘闻或轶事，偶尔也能看到三苏父子的诗文抄本。闲暇之时他便手捧诗文，仔细地研读欣赏。不知道是受个人偏见或情绪的影响，还是发自内心的理性评价，饮誉京师士人圈的苏轼诗文，在王安石眼中竟有一种“全类战国文章……”，有“纵横家之遗风”的感觉（战国纵横家以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驰骋世间，朝秦暮楚，事无定主，被儒家视为见利忘义的投机派）。
一段时间过后，这话就传到了苏轼的耳朵。视王安石为偶像的苏轼，真诚地想到其家中登门拜访，以期能够给予指点迷津。
嘉祐二年(1057)4月，正当苏轼精心运筹，准备当面拜见欧阳修、王安石等文坛大腕的时候，却突然接到母亲病逝的噩耗，便日夜兼程赶回四川眉山家中奔丧。葬礼结束后,苏轼便留在家中丁忧服丧，以尽为子之孝。期间依然关注着王安石的诗文新作和官场动态。
嘉祐三年(1058)10月，38岁的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正忙于回京师述职。在垂拱殿，王安石面对仁宗皇帝作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以“富国强兵、百姓殷实，重振雄风”为目标的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勾勒出了一幅未来全面改革的蓝图，希望朝廷能够尽快革除当前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从而重振大宋雄风！台上的仁宗皇帝微微颔首而不置可否。
嘉祐五年（1060）2月，为母亲丁忧服丧期满，苏轼再次抵达汴京。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推辞不受，潜心苦学准备迎接来年8月的制科考试。
嘉祐六年(1061)6月，王安石被委任为工部郎中、知制诰，具体负责草拟和颁布皇帝的诏令。
就这样，天各一方的偶像与粉丝，终于在大宋朝廷中的集英殿内相聚了。
嘉祐六年(1061)8月中旬，争强好胜心高气傲的苏轼，一路过关斩，最终在集英殿御试中一举夺冠。而让苏轼始料不及的是御试中自己的许多观点，竟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皇帝所上万言书中的谏言截然相反。御试结束，作为全程参与考务监督的王安石，委婉地评价苏轼之文依然“全类战国文章”，有“纵横家之遗风”之遗憾。
尽管这样，几天后王安石在《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中，对苏轼依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敕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将试尔从政之才。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可。”其真挚诚恳的言辞之中，蕴含着对苏轼的赞赏、关怀、勉励、鞭策和殷殷的嘱托……
大约从那时起，王安石更加关注苏轼的诗文动态，也时常能够读到京师文人圈内传阅的苏轼诗文新作。细读其诗文，难以苟同处，忍不住长吁短叹；精彩动情处，恨不得拍案叫绝！
治平三年（1066）4月，苏轼之父苏洵在京师病逝，苏轼兄弟扶柩回乡。葬礼结束后,苏轼依旧留在眉山家中丁忧服丧。期间依然关注着大宋王朝的时政动态和王安石的诗文新作……
三
治平四年（1067）1月，宋英宗去世，年仅19岁的宋神宗登基，接手了一座摇摇欲坠的江山。
血气方刚的宋神宗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他怀揣着富国强兵的伟大抱负，试图通过一番作为励精图治，让病入膏肓的大宋王朝焕发青春重振雄风。他知道，唯有财力雄厚，国富民强，百姓殷实，方能够打造出一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铁军，这将是定国安邦解决根本问题的终极之道……
宋神宗的用挑剔目光环顾着朝野，在群臣中仔细地搜寻着，寻找着能够担当此任的治世能臣。终于，当年那个为大宋王朝全面改革描绘蓝图的设计者，性格强毅、忠勇兼备，壮志未酬的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王安石，再次进入了自己的视野！
熙宁元年（1068）4月，垂拱殿内神宗皇帝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共谋法度改革和富国强兵之计。那一夜，是君臣两人通宵达旦，运筹帷幄，激情澎湃的不眠之夜。一场亘古未有的社会变革，正在这里悄然孕育着……
熙宁二年（1069）2月4日，苏轼为父亲丁忧服丧期满，再次返回京师，此时宋神宗已有意重用苏轼，但遭到了王安石的明确反对，并极尽刻薄之辞，称苏轼为“邪憸之人”，“岂是可奖之人？”
苏轼遂任殿中丞直史官判官，具体负责编修国史。
苏轼是偶然间得知王安石对自己的种种评价。在他看来，王安石对其本人诗文的负面评价，见仁见智，自然无可厚非；而对自己人格品行方面的种种非议，则让他心中陡生出许多愤懑，莫非往日的偶像已经厌倦了自己的粉丝？
2月中旬，49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组织和领导了一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中央王朝为此特设三司条例司，指导和统筹涉及户口、税赋、财政收支、工商收入等数十项关系国计民生的法度改革，拉开了熙宁变法的序幕。
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激烈较量中，《行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多部法律应运而生，并在王安石不遗余力地推动下相继颁布实施。变法的蝴蝶效应在朝野引发的风暴与狂澜，让处于权力中心的王安石置身于电闪雷鸣下的惊涛骇浪之中。保守派吕诲等大臣强烈抵制新法的实施，他们匍匐于朝堂，叩头至额部浸血，向神宗上疏王安石“十大罪状”，弹劾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恳求立刻废除新法，打响了反对变法的第一枪。
同朝为官的苏轼认为，百姓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长期以来已形成定势，即使实施与推行新法也应该循序渐进，需要前期的铺垫和一个尝试、探索、总结和推广的过程，绝不能急躁冒进。而今王安石雷厉风行地施行新法，要求全部改变原有的典章制度，已经过于激进，超出了社会与民众的心理和实际承受能力，这样势必会动摇朝廷的根本制度，由此而引起民众的强烈抗拒，其结果必将适得其反……
为阐明利害，阻止新法的推行，锋芒毕露知无不言的苏轼，洋洋洒洒写下万言书上疏朝廷，慷慨陈词，痛陈新法的弊病。
4月，苏轼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以物喻理，将推行新法比作深夜驾车，“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力谏皇帝千万不可用过于理想化的《青苗法》等来慑服百姓……
12月，苏轼在《上皇帝书》中，总结历史，分析时事，认为变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过于急功近利……
熙宁三年（1070）3月，苏轼在《再上皇帝书》中，纵横捭阖，娓娓道来，将变法比作医生在患者身上胡乱试药，不顾病人的生死，发出“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的感慨。
苏轼的几番上书，宋神宗竟眉头紧蹙，几乎举棋不定了。
12月，王安石拜相，面对汹涌而来的诘难，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彼时，宋神宗终于在王安石的说服下，坚定信心，力挺变法，连续清除了十四名谏言的御史。在神宗看来，如果不革新，很多事情就会积重难返，祖宗建立的基业，国家的强盛，百姓的福祉，很可能中道崩溃，毁于一旦！
熙宁四年（1071）2月，苏轼又作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一一指出新法存在的严重弊端，认为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是与商人争利，长此以往，必将丧失民心。他在奏章中写道：“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3月，适逢科举考试 , 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他在策问类考题中出的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以此指桑骂槐，暗指王安石挟神宗而独断、专任，并引导考生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这是一种博弈失利之后，徒唤奈何的无力挣扎。
其实，才傲物恃，名动天下的苏轼在王安石面前，终究属于“愤青”型的“初生牛犊”。而他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他自信对新法的质疑与反对，是源于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朝廷分忧的一种良知。涌上心头的谏言，如鱼梗在喉，不吐不快！其言辞之犀利，批评之尖锐，感染力之强大，在当时在朝廷之中反对新法的阵营中，表现出一种无私无畏的斗士姿态，这更让那些视变法为富国强兵灵丹妙药的新党们为之焦虑和愤怒。
事实上，这一切早已激怒了王安石。面对苏轼和御史们的种种弹劾，执拗的王相公脸色已经愈加难看，骨子里他已经把苏轼的这种忠诚，视为一种只能纸上谈兵的书生意气。在他看来，为了大宋王朝的事业，他必须将变法进行到底。为此，他需要尽快将苏轼驱逐出朝廷……
几个月来，王安石已经几次委婉地劝神宗皇帝贬黜苏轼，而神宗皇帝处于种种考虑竟不置可否。王安石就转而求其次，劝谏神宗皇帝说，对待苏轼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眼看着一个个御史被赶出京师，苏轼自感朝中凶险，只想尽快远离这个党派之争的漩涡……终于，在王安石及其党羽的不懈打击中，苏轼也只好自求外放。
熙宁四年（1071）6月，在王安石的建议下，神宗皇帝将苏轼贬到杭州任通判。
夜深人静，在前往杭州途中的旅店里，躺在床上的苏轼还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为国尽忠，披肝沥胆；为民请命，无愧苍生，何罪之有？王相公，你怎么变得如此难以理喻……”
三更已过，躺在官邸中的王安石同样彻夜难眠。此刻，他似喃喃自语，又似在对谁倾诉：“理天下之财，富国强兵，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使国库充盈起来，百姓富裕起来，军队强盛起来，不改变原有的法度能行吗？为国尽忠，为民谋利，为何会给自己招惹来如此这般的是非和磨难……苏通判，你一直是在纸上谈兵呀！也许你们现在还真的不能理解，相信终有一天你们会明白，会理解，也会感谢本相公的……为了大宋江山，百姓福祉，我必须咬紧牙关挺立在由变法而掀起的惊涛骇浪之上，不屈不挠地推行这项事关富国强兵的宏图伟业，直到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方能长眠钟山……”
四
王安石变法在朝野引发的动荡依然在持续加剧。既得利益者的对王安石等革新派群起而攻之的疯狂反扑，已经让身心交瘁的宋神宗左右为难。
熙宁七年（1074）4月，为平衡各方利益，作为权宜之计，神宗皇帝只好暂时叫停了正在实施的相关法律……
熙宁八年（1075）正月，宋神宗痛定思痛，审时度势，决定重整旗鼓，将变法进行到底！而此时，遭受政敌弹劾，新党内讧的王安石，在历经拜相、弹劾、罢免、再拜相、再弹劾的宦海沉浮之后，已经全然没有了先前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平静和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与执着。他已心灰意冷，隐退江宁，宛若一只受伤的雄狮，在钟山之下的“半山园”内，舔舐着自己心灵深处那鲜血淋漓的伤口……
让苏轼始料不及的是，朝廷内部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争论，已经演变成为一种革新派排斥、打击和迫害异己分子的残酷的政治斗争。
其实，为拔掉苏轼这个“眼中钉”，早在熙宁三年（1070）正月，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就控告苏轼在6年前其父死后，护送灵柩返回老家四川时，“多占舟船，贩私盐苏木，及服阕入京多占兵士”。王安石闻过，当即奏知神宗建议明察。朝廷下令命苏轼回船经过的各地官府，逮捕苏轼所用的船工进行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而彻查的真相，最终证明了苏轼的清白。事后，王安石告诫谢景温等始作俑者“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元丰二年（1079年）3月，苏轼自徐州移湖州。到达湖州后，按照惯例，给皇帝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奏章，即《湖州谢上表》。文中”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几句话，在王安石的门生御史中丞李定、何正臣等人眼中，成了“讪讥朝政”、“愚弄朝廷”、“指斥乘舆”、“妄自尊大”的“致命铁证”。于是，他们又开始在苏轼过去的诗词中大肆搜寻新的“证据”。不久，宋神宗遂将苏轼的案子交给御史台调查处理。
7月28日，李定立即派遣太常博士皇甫僎带数名军士，把苏轼从湖州押往汴京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此案也被称之为“乌台诗案”。
这次，新党的爪牙们为苏轼罗织了四项“死有余辜”的罪名，铁了心要将苏轼置于死地，而朝廷中的有识之士却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文豪因言获罪，因此而毙命。于是，朝廷中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争”，牢狱之中的苏轼已经命悬一线。
此时的王安石已经去职退居江宁，归隐“半山园”多年，听到苏轼入狱的消息，竟忧心似焚。当年作为政敌，他只想在必要的限度内教训一下这个桀骜不驯书生意气的“愣头青”，但是绝不愿意看到苏轼因此而获死，于是王安石伏身书案，先是叹息流泪，然后喃喃自语，立刻奋笔疾书上书皇帝，表明苏轼是一个心胸坦荡，光明磊落，敢于忠言直谏的谦谦君子。如今宋朝国力强盛，“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这来自钟山之下的声音，宛若震耳发聩的呐喊，彻底打动了皇帝。朝廷中众人的争论，也因为王安石的这句话趋于平静并定下了结局，神宗遂决定赦免苏轼，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五
王安石居住的“半山园”以北不远处有一个土堆，相传是东晋大臣谢安的故宅遗址，人称“谢公墩”。当他带着苏轼游览长满苍苔和野草的“谢公墩”时，两个人感慨万千，浮想联翩。也许几十年之后，他们也将如谢安一样无声无息地长眠于山野。但愿到那时，彼此都能够无悔无憾地长眠山野……而今有缘相识相知，有着共同的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什么不能冰释的前嫌啊？
半月相处，并肩而行，或喁喁私语，或轻声叹息。举杯共盏间，似乎都有千言万语要倾诉给对方听。王安石更加了解苏轼，力劝他早日退出官场，在江宁买田筑园，过隐居生活。这话说到了苏轼的心窝里，他一时心热，真的在南京城里寻地看园，而这件事后来因种种原因被搁置。
分别后，苏轼又想到王安石的孤单寂寞，于是写信：“已别往宿，怅仰不可言。”王安石回信说：“俯仰逾月，岂胜感怅！”后来，苏轼调动频繁，忙于奔走任职，与王安石比邻而居之事最终并未实现。但此次欢聚，使二人披肝沥胆，心灵烛照，互相留下无比美好的记忆。
作为文学圈子的同路人，王安石和苏轼惺惺相惜，对彼此的文采大加赞赏。王安石写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被看作是怀古词的巅峰之作。苏轼拜读后，掩卷盛赞，拍案叫绝，说：“此老乃野狐精也！”
王安石再度盛赞《刑赏忠厚之至论》：“爱民之深，忧民之切，文辞灿然……”
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
六
元丰八年（1085）3月，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太子继位，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苏轼接诏回朝任中书舍人。不久，司马光便打响了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击战，几乎将王安石颁布施行的新法尽数废除。
当听到司马光宣布废除《免役法》时，苏轼竟为之一惊。几年来，他耳闻目睹了王安石变法在一些领域取得的实际效果。比如，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逐步改变了国家积贫的困局，然而，并没有真正减轻普通百姓的家庭负担。
苏轼认为，不合时宜的新法理应全部予以废除；而对于部分付诸实施并产生积极影响的新法应当予以肯定，也应该保留其中合理的部分；朝廷应当妥善调控财政增收与百姓减负的相关事宜，而不应该全盘否定新法。怎奈司马光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悉数废除了所有新法，气得苏轼回到家中大骂“司马牛、司马鬼”。
这下苏轼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孤家外人”……
此时此刻，苏轼更加怀念和王安石相处的那些日子。那个对自己情真意切，殷殷嘱咐的知制诰；那个心怀社稷，情系苍生的拗相公；那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王荆公；那个文采飞扬，丰神远韵的野狐狸……
4月，他修书一封，寄往江宁，希望再度拜见“半山园”中的那个瘦骨嶙峋的小老头，而间隔月余，却收到了王安石“几近油尽灯枯，奄奄一息”的消息……
他立刻收拾行囊，在夏日轻雾如纱的晨曦中，策马扬鞭，日夜兼程向江宁奔去……
本文参阅文献：
①、《宋史》
②、《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③、林语堂《苏东坡传》
④、李一冰《苏东坡新传》
⑤、刘小川《苏东坡转》
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