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老屋

江西 张伟荣

雷公岭下，梅乌江畔，坐落着一幢两进两层土坯老屋。

老屋修建的时间已然无从考证。唯一知道的，老屋应该是世祖从瑞金迁出，来到白土街。先在水口村开基，后来因为那儿经常闹土匪，才搬迁到现址时修建的第一幢房子。老屋左边一进有三个房间，右边一进前面是大厅，后面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小房间。

当时先辈们的主要营生是种烟叶。爷爷还是蛮有经济头脑的，他从事的是“烟牙尼”行当，撮合烟叶买卖，双方达成协议，交易后从中收取一定费用。所以爷爷当时收入还是蛮不错的。只可惜在父亲不到一岁时，爷爷便因病离开了人世。出生于地主之家的奶奶，在老外公“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影响下，成为了一名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世事的变迁又让她养成了“不吃饭不张嘴”的性格。不善营生，也就自然而然的了。加之堂奶奶的强势，奶奶只得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日子过得那是想象不到的艰难。后来父亲与伯父分家时，父亲分得后面的两个小房间和大厅的一半。

用父亲的话来说，老屋还是蛮养人的。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大伯父的五个孩子也都是在这老屋里面出生的。

记忆中的老屋是充满无穷趣味的。有太阳的时候，阳光便会透过屋顶的那片透明瓦片，穿过楼梯口，照射到大厅后面房间的地面上来。每当地面有太阳的时候，奶奶便会说该吃中饭了。即使冬天吃两餐，也会有一点零食吃，虽然说那时候的零食只不过是一些晒干了的番薯片而已。

记得有一天，奶奶好像是出门了，母亲又上工去了，我们兄妹几个，看见阳光照射到了地面，但奶奶还没回来，于是顽皮的大哥，自己放好楼梯，我们使劲地扶住楼梯，大哥慢慢地爬了上去，从楼上仓库里找来吃的，一点一点往下扔，我们几个在楼下的，那高兴劲不亚于今天的孩子们吃了一顿肯德基。收工回家的母亲得知这件事后，将大哥狠狠地打了一顿，还将楼梯放倒到地上来了，而以前是斜靠在楼梯口的。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我家也分到了七亩二分地。每年交完公粮后，剩下的粮食要弄到二楼仓库里去。这时候，父亲便会在楼梯口上方安装好一个木滑轮，用绳子穿好，绳子一端用钩子钩住一筐稻谷，父亲站在上面提绳，我们便在下面拉，几十斤重的一筐稻谷轻而易举的就到了楼上。那时的我看到父母亲这样搬运谷子，总感觉好玩，至于其中原理，直到我上了初中，物理老师讲定滑轮和动滑轮组合省力时，我才明白父母亲是如此的充满智慧。后来稻谷生产越来越多，楼上仓库放不下，剩余的则会用一个大木桶盛起来，然后盖上一层塑料纸，再用泥巴糊上。即使父亲糊上的泥巴再厚，还是会有老鼠打洞进去偷吃。我们只好每天去检查一下，有洞就再次糊上泥巴。如果木桶里的粮食不多了，则会有老鼠掉下去。木桶有一米多深，所以每次老鼠掉下去都是上不来。于是我们哥仨各找来一根棍子，站在木桶边，怀着对那老鼠的深切痛恨之情，对准那老鼠，大哥一戳，二哥一棍子，我一抽，那老鼠只得在木桶底部打圈。那老鼠从来没有看到过这阵势，疯狂地跑着圈。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的老鼠，也许是跑累了，也许是看到求生无望了，几圈过后，速度也慢了下来。这时大哥用棍子顶部，瞄准那老鼠一击毙命。往往这个时候，我们是最兴奋的了。甚至是大冬天的早晨，一听说有老鼠掉木桶里去了，我们衣服都会顾不上穿，一定要先除之而后快。

老屋在带给我们欢乐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些许无奈。

父亲分家时，老屋前面两间和楼上部分是分给伯父家的，而伯父会烧砖瓦窑。没多久，伯父家做了新房搬出去了，老屋这边就用来存放茅草。记忆中，每到吃中饭的时候，母亲刚炒好的菜一上桌，堂哥一家必会来老屋抱茅草，而且是从楼上扔到地面上来，楼板又是木头的，人一踩上去，下面就掉灰，这个时候母亲只好拿来报纸，斗笠什么的将饭菜盖好。可是我们小孩子就管不了这么多了，毕竟饭菜的香味已经将我们的胃口打开，就像是泄洪的闸门一经打开，要再关上是很费劲的。我们只好边吃边注意楼顶的状况。更气人的是，到了夏天的中午，他们要将田里的晒干的稻草运回来，弄到楼上去，再将楼上去年的茅草弄下来，碰到这种情形，整顿中饭我们都得在提心吊胆中吃完。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兄妹五个已经慢慢长大，父亲叫来做泥水的小舅舅，在105国道边，选了一个菜园，打好基脚。一年后终于一座七字型的新房拔地而起。于是我们也高高兴兴地从老屋搬了出来。

俗话说，共屋屋漏，共牛牛瘦。年久失修的老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轰然倒了下去，光荣地完成了祖先交给它的使命。

上上个世纪60年代，张氏化孙公清河堂二十六世文彩先祖，拖家携口一行人，从瑞金富堡处白布甲楼开岭徙居于此，至今已达三十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