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

瘦长的身材，清癯的脸庞，浓黑的眉毛，额发微微上卷，眼眶深陷，眼神呈现出精神的疲惫；一身宽大的蓝色衣裳掩饰了瘦弱的躯体，肩上挎着装有笔墨印章的棕色背包标志着活着的意义。他正缓缓地、笑眯眯地迎面走来。他，就是我的弟弟亚中，他大病在身。

前年春天，弟弟在医院做检查时发现肝部肿瘤，在大夫的建议下随即又进行了复查，确诊为恶性肿瘤晚期。通过大夫问诊的语气他对自己的病情产生了怀疑而潸然泪下，他预感到了不祥。我在场的妻子也情绪失控，悲切地说：“我兄弟可怜的，妻子去世刚过三年，他又这样了。”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就随他病情在入院与出院中辗转，可还是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终于2020年8月21日因肝病去世，时年55岁。

白先勇在悼念挚友王国祥《树犹如此》一文中说：“自己亦尽了所有力量，去回护他的病体，却眼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终至一筹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这话仿佛是白先勇先生替我说的，实在戳心。

弟弟命运多舛，出生三个多月就意外地被煤油灯烧坏手指，可怜的小生命在襁褓中就承受了不可承受之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地感到了来自肢体残缺的自卑：和别人一起吃饭，很不习惯地用左手操筷；炎热的夏天，总不肯脱去外衣穿上短袖；与别人一起干活，右手经常戴着护套；遇到熟人握手，往往别扭地伸出左手……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无法言说的自卑。就这样，伤残的手指陪伴弟弟度过了有失尊严的40多个春秋。我曾当面指责他过于爱面子、甚至虚伪，对于我的指责，他一声不吭，顶多只看我一眼。后来我意识到，我的粗蛮是对他的伤害，是对他几十年来信任我、期待我的断然背叛。在这个世界上、也在他有生之年，他兴许把被理解、被尊重的渴望全都寄托于我，然而，我辜负了他。

我比弟弟长两岁，上小学前，我们兄弟俩的主要任务就是出山拾羊粪豆换取生产队工分。为了工分，我们一年四季陪伴着队里的羊群，羊群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大风把山草吹老，把千门万户吹彻，顺便也把天上太阳吹淡，可从来没有把我们兄弟拾羊粪豆的意志吹散。那时候，弟弟年龄尚小，还没有意识到伤残的手指会成为他心灵的暗礁。蓝蓝的天空，起伏的山峦，蠕动的羊群乃至黑溜溜的羊粪豆，这些都没有伤害他的自尊，反倒滋养了生命的强势生长，一双小手始终那么自信、那么利索、那么高效。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弟弟离开羊群融入集体生产劳动，开始了与大人们同工同酬的年月。那时，他只不过十三、四岁，早起晚归，打夯筑堤，干着和大人们一样的活，也挣到了和大人一样多的工分。包产到户后，弟弟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种庄稼、务烤烟、打柴禾、修庄院，为了使我能安心上学，他无怨无悔地承担着一切。

陕西的麦子比陇东这边黄得早，每年端午节前后村子里一帮青壮年纷纷下陕西“赶场”，俗称“麦客”。有一年弟弟也随去，他骑着自行车赶到几百里外的陕西礼泉，炎热的天气加之八百里秦川肥沃的土壤和灌溉条件，小麦长得饱满厚实，一个麦客从早到晚收一亩左右麦子，挣30多元钱就算得上“亡命徒”了，为了多挣钱，弟弟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和他一同赶场回来的人对母亲说：娃年龄尚小，赶场是撑不住的，以后别去了，会挣死的。

弟弟与我相伴半个世纪，要说也够漫长。五十多年来，他的生命中不能没有我，我的生命中不能少了他，如此兄弟一场，我很知足。

在对待死亡这一人生重大考验面前，弟弟是达观的，他知道年迈的母亲经受不了老年丧子的打击，每次见到母亲总面带微笑，若无其事。直到最后一次见到流泪的母亲时说：“妈，（我死了）你不要哭，你哭，我不高兴。”

关于弟弟的病情，我从来没有和他进行过正面交谈，主要是不愿意刺激他的情绪，在弟弟而言，他也尽量克制自己，不愿意给我造成过大的思想压力。他最放心不下的事有两件，一是母亲年龄大了，精神上承受不了；二是家庭困难，生怕在自己的后事处理上给原本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减轻他的思想顾虑，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我和他进行了直面交谈，其时，秋叶飘零，冷雨敲窗。他说：“迟早会有这一天。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我实在不愿受这种折磨，很向往一处冰凉的洞穴，在那里听不到任何声音，静静地睡去。”我也着意谈到他的后事，就一般而言，作为亲属是不会当着病人的面提及的，可我转念又想，站在一个普通农民的角度，他或许有自己临终时最低、也是最后的索求，于是我就直白地告诉他：“关于你的后事，我也有过考虑，这方面不用你多想，也无须为丧葬花销忧虑，咱们是埋人，不是埋钱，再说也花费不了多少，我会妥当安排。”他听后，也简短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不请宾，不家祭，墓地选在山上，不要占用塬面耕地；不要为我佩麻戴孝、哭鼻抹泪……这些对死人没任何意义。一句话，越简单越好，埋在土里就行了。”这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最后索求与嘱托，我暗自呐罕。

弟弟有遗憾，但他遗憾的不是自然生命的收场，而是艺术生命的终结。他自小喜欢书法，几十年来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情志不怠，他曾法帖赵孟頫行楷，对镇原书法前辈邓博五、蒋玉书的艺术造诣情有独钟。他曾对我讲，学书法必先从正规的行楷学起，作为一个想写好汉字的人，对每一个字都必先“恭”而后“工”，意即练书法必先怀着对汉字无比恭敬的心态，然后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去书写，不经过这个环节的刻苦学习，书法艺术的灵魂难以捕捉到，写出来的字很可能是“崽怪”。经过多年琢磨与苦练，他的一手楷书写得比较漂亮，曾受托为很多书法爱好者写堂幅、条幅、屏条、横披、对联等，为无数逝者书写碑志，赢得赞叹。他也许预感到大限将至，分别给我和母亲写了一副扇面说“留作纪念，”弟弟的话母亲没听懂，我听懂了。他曾不无遗憾地说：“可惜我的字了，这些年我的行楷刚练出了眉目，写出了个性，也得到有认可，但是，咱人不行了！”我听到这话心里确实不好受，我想，作为一个靠种粮换钱的农民，在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下，能挤出点钱买笔墨纸砚，利用农闲时间苦苦探寻书法艺术，并把这份执着与追求置于金钱、生命之上，是可贵的。

弟弟的另一个喜好是弦乐演奏，尤其是对板胡二胡的理解与操弄。迫于经济上的窘迫，他没有闲钱购置这些弦乐就自己制作，除了琴弦是买的外，诸如壳子、杆子、弦轴、腰码、弓子、底托等全是他刀刻斧凿地用手工做出来的。他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未曾投师，亦无人授业，一个曲目只要试听过两三遍，演奏就能独自完成。他曾多年为远近社火队表演伴奏，也多次参加市、县民间社火调演，我暗自赞叹弟弟的奇巧与天赋。作为一个农民，有着对精神生活的不懈追求，有着对文化艺术的满腔热情，倘论人品，应该坏不到哪儿去。他读书不多，一生和土地相依，但他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喝拉撒、繁衍后代的简单流程上，他试图超越这个层面，他做到了。吾爱吾弟不仅仅因为我和他有手足之情，我更看重的是他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追求。他身上蕴藏着天然的文化基因，并不失时机、锲而不舍地把它激活、舒展、发挥，他借助正在萌动着的艺术手段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和乐趣。他学书法不图名、也不图利，他就想踏踏实实地把字写好，写出自己对书法的理解与格调。为了促使他在艺术道路上虚心前行，我从精神上对他鼓励过，物质上帮助过，但绝没有恭维过、美化过。我曾戏谑他：“你顶多是一个农民书法爱好者，离所谓的‘家’还差十万八千里，”他笑而不答，他不愿、也没有本钱宣传自己、包装自己，名利对他诱惑不大，也与其保持了一定距离，他压根儿没有书法造假、造势、甚至造孽的目的与能力，他只想把自己的喜爱释放到极致。他努力了！我之所以不惜言词为他深爱的书法说这么多，因为他毕竟为之勤奋了数十载，正值盛年，却于无奈中掷笔归去，从事过这个行道的人深知其中的不容易，确实可惜了！我和侄儿在整理他遗存的大把笔管时，不由得泪落笔帘。

弟弟去世后，亲友为他撰写的挽联比较贴切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崎岖一生，夷然一心，立身唯系黄土情。

音弦如昨，翰墨如新，天涯何处觅斯人？

斯人已去，翰墨如新！

亲爱的弟弟，再没有比白纸黑字更过硬、更持久的证据证明你曾有缘于这个世界，为兄为你写就的这些文字，如若有知，也应满足于你心之向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