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谢前的饱满

二00九年秋，我去灵台县出差，这是借道看望大学同学周永文的良机，可从灵台县税务局的同志那里得到一个过于意外的消息：周永文已病逝经年。对此，我颇为震惊，当即追问他妻儿的状况并萌生看望她们母子的想法，他们告诉我，永文的妻子易嫁，儿子正读大学，听到这个情况后我便打消了看望他们的念头。

故人已去，只剩下怀念。

一九八九年秋，我和永文一同进入职工财经学院学习，已是成人了，能再进入高等院校深造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十分珍惜。平日除课堂外，夜夜的晚夕里，学校的图书馆几乎都是我俩先去后离。起初见面谁都不自动打招呼，日子久了便互送一个眼神、露出一丝微笑，抑或礼貌地点一下头；再久了，就开始了语言上的对接，这和旅行一样，旅程长了，陌生自会稀释，静默自会打破。我们交谈的起点是工作状况家庭琐事以及自身课业。缘于投机，话题很快就涉及到文化、艺术、哲学、人生等命题，尽管认识水平浅见，但兴趣颇为集中。渐渐地，谈论由有意识地迎合转向了有原则的争论。他曾向我提出过一个文化现象：为什么人类古文明中文化的源头都由诗歌来打头阵，比如古中国文明下的《诗经》、古印度文明下的《罗摩衍那》、古巴比伦文明下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文明下的《荷马史诗》、古埃及文明下的《亡灵书》……，这些被称为史诗的作品都对世界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比起别的表达形式来，据说作诗最难，可古老的人类历史偏由诗歌来承载，这是什么原因？

答曰：可能是那个时代可供人类使用的文字太少了吧。

对曰：照你这样说，现在的文字够多了，那为什么看不到像荷马、屈原、李白、杜甫这样永恒的文化星座出现，也看不到足以流传千古的壮丽诗篇呈现？

至于他的问题值不值得文化学者研究，但我至少结识了一个勤于思考、善于追溯的生命。

永文是一个认真且才气旺盛的人，昔日的师生们这么赞，而今熟知永文的灵台人也这么看，一个才气旺盛的人总会于不自觉中营造出不错的人生气场。永文喜欢书法，他的隶体相当漂亮，学院的几位书法前辈都给予过不错的评价，他曾告诉我，毕业回单位后，他在本县举办了一次个人书展，还曾在省内外举办的书展上获得过奖项。

对艺术感兴趣的人一般来说都有不错的悟性，这个悟性不仅局限于对己之所好的高度敏感，也体现在对其他学科的认真思考。我们会计系当时开了一门《管理会计学》课程，他结合所学的知识写了一篇《管理会计核算初探》论文，成稿后要我修改，坦率地说，他所思考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作修改的知识贮备，其中的概念、观点与见解我理解起来都很困难，我看了几遍，不敢下手，可他还是反复要求修改，出于礼貌，我只在个别文字上作了微改就奉还了。没想到的是，论文在《财会研究》一九九一年第四期上发表，作者竟然是周永文、张卫中。过了一段时间，《财会研究》杂志社发来邀请函，要我们参加管理会计实践研讨会，我心虚，没敢去，信上得知，他也因工作忙去不了。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我们能被杂志社邀请参加研讨呢，主要因为《管理会计学》当时在国内会计学界刚刚兴起，从管理会计教学到实践运用尚处在探索阶段，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会计核算还有一个健全完善的过程，诸如管理会计科目如何设置、核算什么、核算内容如何量化等都未成型，探讨的空间很大。由此我断定，论文在这方面的见解引起了杂志社的关注，可是把我作为第二作者挂在会计学界比较权威的刊物上，是永文故意把这个“光环”放大让我也钻进来，满足我的虚荣还是暗自给我一个高调的激励？琢磨的结果是两方面因素他都考虑到了。

按惯例，撰写毕业论文是学生在校期间全部课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论文选题是《企业寻觅市场，市场呼唤质量》，背景是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沿海地区已进入客观存在的资本积累期，一些私营企业乃至少数国有企业产品质量意识不强，假冒伪劣产品堂而皇之地进入市场，企业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同时自身也失去了市场，以此便拟定了这样一个有新闻分析味道的题目。我带着提纲去和永文讨论，他的意见是，这个题目用我们现有的知识是很难写深写透，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与质量的关系，这里面涉及到企业管理、经营决策、市场营销、产品质量控制等诸多宽泛的理论知识，不容易把握和驾驭，支撑论文的骨架可能搭不起来，即使勉强搭起来，在内容上可能会泛表面化，深入探讨的空间有限，我赞成他的见解，采纳了他的意见，也就放弃了几天的构思，从中我深切感受到永文思考问题的严谨和待人处事的认真。

田家英“爱书爱字不爱名”的诗句被永文引作自己的座右铭，他长期在买书、抄书、读书中消耗。每到周末，我陪他的去处就是书摊书店。也说不上具体买啥书，反正是去转转瞧瞧，发现有自己感兴趣的书，手头再紧他也得买下，有时为了买书，只有节衣缩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青年诗人汪国真的诗特别流行，先是手抄本，后来才结集出版。永文得知后，午饭都没顾上吃就直奔书店买了回来。他把汪诗读得很熟，好些诗句都背诵了下来，晚饭后我们常到黄河边的田畴里看菜农锄草、施肥、浇水、收菜，也趁机听永文为我吟诵汪国真的诗。汪诗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动静，我想主要是它拥抱了时代，拥有了青年。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这样的诗句，即便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激动。

永文的身体条件很差，他面黄肌瘦，一身疾病，地方水土的原因，自小就患上了大骨节病，走路一跛一跛；腿和胳膊都患风湿，双臂不能伸直，一年四季忍受着疼痛。体质孱弱的人可能蕴藏着善良的生命基因，很难在永文身上发现他对人对事的一丝恶意，即便令人最不能容忍的可恶，一旦被他遭遇，至多发出一声无奈地叹息。有一次，他去距离学校稍远的一个邮电所取家里汇来的生活费，当他乘坐公交返回宿舍时，一摸口袋，竟被刀片划开一个大口子，五十元钱不知在几点几分就成了别人的囊中之物。我替他愤愤，顺便骂了一句脏话，他却平静地说，“我一点都没感觉到；也怪我一时大意没装进内裤。”

他的一位同学老乡因胃穿孔导致过量失血，医院建议输血。那个年代，血源较缺，据说市场上有职业卖血者，又据说卖血人靠喝盐水补充血量，血清不纯，盐分大，永文决定要为老乡输血。

“你这么个身体条件能输吗？敢输吗？”我诘问他。

“你是不知道的。我这个老乡家里可怜，父母都已去世，姐姐供他上学，现在成这样，我知道他没钱买血，市场上的血源质量又不高，灵台只我们两个，不帮他咋办呢？”

“我已做了血化验，和他同血型，也咨询过大夫，风湿病在稳定期血液质量没有问题。”

“怕对你健康有影响！”

“没多大影响，休息一半天就好了。”说着嘴角露出不很精神的微笑。我当时没感到他的可敬，只认为他在帮老乡解难，现在才回想起来，他真正地可敬！

大学毕业后，我和周永文有过一段书信往来，信的内容除谈工作、家庭外，话题最多的是探询对方在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以及乱七八糟的想法。他在信中建议我应该读读《红楼梦》和《老子》，并启发我，读《红楼梦》可以穿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可以捷径地了解中传统文化，相当于我们多活了若干世纪。他说自己很喜欢史湘云和紫鹃，史湘云比薛宝钗命苦，却比薛宝钗有才气；紫鹃善良，对黛玉忠诚，贾母对黛玉尽到了外祖母的心意。读《老子》可以使我们活得理性一些、收敛一些，不至于发狂栽跟头。还说，我们读书太少，这是我们生命的欠账，应努力偿还，我钦服于他对生命的理解与尊重。

二00一年我去灵台县出差，匆忙中和永文有过短暂的谋面，自那以后我们有了对方的电话，联系自然方便多了，可渐渐地彼此联系反倒少了，后两三年竟全然中断。由此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大凡多年未见的同学、熟人，未见之初迫切想见，既见之后则很快就进入了静音模式，慢慢地竟相忘于江湖。唯一可供搪塞的理由是：“人各有事，互不打扰才是礼貌”，看来我和永文都中了这个套。现在，他趁一个普通生命自然凋谢前的饱满逃避了遗憾，我却被遗憾困扰，这也是永文给我的一个提醒和教训：人生一场，一切都得抓紧，因为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