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生火

话说生火

生火做饭，家家如此；千百年来，一贯如此。但生火的方式却各有不同。这三十年来，变化尤大。

记得“文革”期间，我在郊区一所中学教书。一家四口，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我的左邻右舍刘老师、马老师和我一样，被当地社员称为困难户——至少在居住方面是如此。但是，最困难的还数“生火”的问题。

因为住得窄，又没有厨房，无处垒锅台烧柴禾，只得借助炉具用煤生火烧水做饭。炉具与人共居一室，每时每刻都得防止煤气中毒。1973年深冬的一个深夜，我突然醒了。心里十分憋闷，心跳几乎没了，口干舌燥，全身阵阵抽搐，头脑昏昏欲睡。我潜意识里马上蹦出了四个字：煤气中毒！我挣扎着想爬起身，但已没有这份力气了，只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滚到到门口，努力将头接近门缝，心里觉得好受了些，再奋力拔开门闩，拽开了门。一股强冷空气冲进室内，我长舒了一口气，心跳逐渐恢复正常。倘若没有那个潜意识，而是继续睡下去，那么，这世上早就没我了。好在妻子和幼小的孩子去了他们的姥姥家，否则无疑地孩子会被熏死。

最难搞的是煤。要凭购煤本去镇上煤厂买煤末（煤块哪去了？不知道）。学校没有车，小平板车也没有，只得向宿舍附近生产队牲口棚里的童大爷去借小驴车。每次去借都提着心，吊着胆，要看人家是否愿意借给你，更要看小驴是否歇工。好在多数情况下能借到。一路多是泥土路，坑坑洼洼的，街心的公路也破破烂烂。拉着空车到煤厂，已然气喘吁吁，而载着三四百斤煤末往回拉，更是狼狈不堪了。手拽车把拉或人在车后推，都是搞不动的，我只得把驾驴的“套”套在我的脖子底下，弓着身，几乎贴着地，一步一捱地走。因为颠簸，煤末撒了多少，也无暇顾及了。拉到宿舍前面的小空地上，不敢休息，急忙还车。又拿起破脸盆、破铁锨去野外取土，一盆一盆地往回端。用锨拍碎后，与煤末拌匀。再担上两只水桶，去村头共用水管前排队等水，一担一担地往回挑，浇在煤末与泥土的混合物上，再以锨反复拌和之。再另择一片空地，洒上炉灰，把煤土混合物弄上去，用铁锨使劲地把它们平摊开，再用瓦工用的抹子横里竖里把它们分割成若干片片，以便干燥後可以一片一片地揭下来。这时的我，浑身上下全被汗水浸湿，糊满了尘土煤末，松垮地瘫坐在煤坯旁，用手掬一点桶里剩余的水喝……供应的引火用的杂柴不够用（有时根本不供应），必须利用业余时间去田埂、沟边捡枯树枝、枯硬梗植物。

在卧室兼厨房的斗室里生炉子，引柴燃得不够或着过了，都会被煤坯压灭，火候很不好掌握。屋里往往被搞得乌烟瘴气，两个小孩只得躲到屋外去，冬天也不例外。

到了八十年代初，该地建了机球场，居民可以买到煤球了。还是借用平板车。买煤球的人往往排成长龙，一任刮风飞起的煤灰打在脸上身上。球中煤灰不少，有人有意见，负责往煤斗（铁皮制成，重约十斤）里加煤的人会风趣地说：“煤（没）球儿煤(没）球儿嘛！”大家哈哈一乐，给以谅解，因为煤球灰可以用来闷炉子。装满50斤煤球的煤斗（约合60斤），必须由买煤者很快搬到车上倒掉，再送到地磅上继续加、搬、倒、送。动作必须快捷，因为后面还有许多人翘首以待。因此，买一次煤球都如同上一次战场，真玩儿命啊！

煤球的火上来得慢，上来之后火力硬。真是等得心焦，做饭时又急如星火，生怕饭菜被烧糊了……这样，做完一顿简单的饭，要用两个小时。

八十年代末，机球厂改产蜂窝煤。只要把两块蜂窝煤的煤眼大致对齐，则火苗上来快，也匀，不必等很长时间，也不必争时间，抢速度。但还得去煤厂抢购，还得借车，拉车，搬运、、、、、、

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当地城镇人家，几乎用上了煤制气了。只要打开开关，摁一下打火灶上的摁钮，啪的一声，淡蓝色的火苗就整齐地窜出；旋转按钮还可以调节火苗大小。不管是蒸煮，还是烹炸，都极方便，极省力，极省时！真是应了那句话：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好的。这样，大大减轻了人们为了生火问题而付出的劳动强度，并节省了时间，使他（她）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从事工作、学习、文化娱乐、休闲健身……也利于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