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那年春节回老家,村支书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穿身乌黑油腻的长棉袄子,两手插在袖筒里,半蹲在村口那根老槐树下吸叶子烟。树上的乌鸦在掉光了叶子的枝丫上跳来跳去,偶尔拉一串屎下来落在他脚边,全然不把他放在眼里。要是在从前,他的那条大黄狗,即便飞不上树,狂吠几声,也能让那些不知好歹的家伙吓得到处乱飞。
我特别记恨他,记忆里总是徘徊着他年轻时对我父母咆哮凶恶的样子。几年不见,看见他衰老的模样,心生几分怜悯。看见我走来,他急忙站起身子,一双粗糙的手从袖孔里抽出来,不停的搓着和我打招呼。稀疏的头发在冷风里飘动,像冬天岩壁上枯萎的蓑草。
我客气地递上一支烟,喊了声:“福书记好!”
他双手接过烟,不停的说:“好烟!好烟!”“哎哎,你娃儿出席了!”然后把烟夹在耳朵上不好意思的离开。看见他微驼的背影走在远去的田埂上,一股莫名的悲哀油然而生。好似一场比赛,一方铆足了劲儿摩拳擦掌的比划,另一方却弃赛了。夕阳落在他的背上,照着棉袄破洞里冒出来的棉花,仿佛土黄色的墙壁掉落了墙皮,泛着惨白的光。
早年我家祖父外祖父都是继承几代田产的地主。到我父辈的时候,时代已经天翻地覆,我家成了只有地主帽子,没有地主资财的穷人。我在穷困潦倒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时光。多少时候,我望着寂静的空山,满含泪光的想:此生,必从这里走出去!
遇见村支书时,他几个月前刚经历了两场人生的重创,比当年免去村支书时还要惨烈。新修的房子被风吹倒了没几天,他的儿子夜里在县供销社偷东西又被抓住了,据传来的消息,说要判刑坐牢。他院坝外房子垮塌后那些东倒西歪的石柱,硬邦邦的戳在谷田里,仿佛他年轻时直挺挺的腰板,杵在田间地头歪着脑袋骂人的样子:“妈的!你们——翻这些地,比狗刨的都不如!”他双手叉腰骂骂咧咧的咆哮。地里站着我的父亲和那些见了他大气不敢出的村民。
现在回忆起村支书当年看人的眼神,像两道带刺的光。我那时走在那条熟悉的路上,想起他年轻时旺盛的精力和蓬勃的情欲。同样是在一个日落的傍晚,村支书红着脸颊满嘴酒气的喊住走在他前面的女孩。
“李霞,你给我站住!”
“福书记有事吗?”女孩满脸通红,胆怯地问。
“我他娘的没事就不能喊你了?”
女孩无奈的站住。那是一个刚来不久的重庆女知青。圆圆的小脸,圆圆的屁股,看着让人想起挂在树上的苹果。村支书走过去老鹰捉小鸡一样,把女孩连拉带拽拖进了他的屋里。我看见女孩两只挣扎的手在夜幕中挥舞,像小鸡掉进水里拍打水面的翅膀。女孩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头发凌乱,衬衣也撕破了,抽抽噎噎地跑回了住地,没过几天就回重庆去了。
他儿子马彪盗窃供销社未遂,金额也不大,本来是不判刑的。公安在审查中发现他之前有拐卖人口的旧罪,就移送检察院公诉。马彪继承了他父亲的凶悍,那次带着女朋友去县城里闲逛,结识了一个河南耍猴的,一起吃吃喝喝。有天晚上酒过三巡,以500元的价格把那女孩卖给了河南人。那河南人以威胁恐吓的手段把女孩睡了一个月后,又以1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他的同乡,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女孩像猴子一样拴着铁链锁在家中,受尽凌辱。几个月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逃回了老家,那时马彪正在看守所里接受审查。
马得福从我身边走开以后,去了河对面刘寡妇的家。嬉皮笑脸的把一张钞票往桌上一放,就要去搂她的脖子。
刘寡妇伸手一挡:“慢着”。
刘寡妇说:“我可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说着手伸向马得福的胯间摸索了几下。
“怎么样?”马得福嬉皮笑脸的问。
“还行!”刘寡妇轻飘飘的回答。
马得福在经历了几场人生的变故以后,便大摇大摆的干那些他当村支书时都不敢明目张胆干的事。已经从一个流氓变成了一个无赖。
那晚他和刘寡妇一番云雨过后,喝了不少酒。当他醉醺醺的走回家时,在那个冬夜皎白的月光里,不经意间步入了村口的粪池。他掉下去时,并没有发出惊恐的喊叫,只是嘟哝了一声:“娘的,别推我!”
第二天早上,住在村口的王老头以为粪池里漂着一头死猪,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捞上来吃肉。用竹竿翻过身来的时候,看见是死得硬邦邦的村支书马得福,似乎还咧着嘴朝他笑,吓得撒腿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