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的日子

     一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那个令人忧伤的城市。重新变得一无所有，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

 我是在县城里一个不大不小的厂子里，从厂长岗位上离职的，组织部的记录簿上是“正科级干部”。

 离职，其实是被迫下野。我知道那厂子迟早活不成，就像一头老牛到了点，死，是必然的命运安排。

 离开时，新婚几个月的妻子送我到车站。我看着她满含泪光转身的背影，渐行渐远地消失在尘土飞杨的马路上。那凄切的身影多年以后依然徘徊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时常泪流满面。

 打工的第一站，是一家大型农牧企业设在山东大明湖畔的一家分厂，职位是采购部经理。采购经理的职责就是负责公司一年上亿的原材料、药品的采购，听起来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位置。

 厂里的条件很差，除了新修的厂房和新安的设备，其余的都是因陋就简，破烂不堪。老板的目的就是为了省钱，让资本的利益最大化。

 我们住在一个仓库改建的宿舍里。十几个人的上下铺，没有浴室，没有厕所。房子的窗户又高又小，让人想起电影里的集中营。

 安顿以后，我给妻子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信，热情洋溢，饱含深情。那是我第一次给她写信，我在信里描绘了大明湖波光粼粼的秀美景色，夏雨荷凄婉绵长的爱情故事，只字未提我从当厂长到住“集体宿舍”的心里落差。

 到了第一个月发工资，厚厚的信封让我很不淡定。九十年代的3000多元是一个让人惊讶的数字，当厂长时我一个月也不过400来块。我甚至躲在被窝里数了又数，数钱的声音让人流连忘返。

 第二天我便到邮局给妻子寄钱，自己留的很少。我那时不赌博，不交际，吃住在厂里，几乎不用花钱。所有的心事都用在赚钱上，以便让家人过得更好。

 总经理杨大志是一个因嫖娼被免职的文化局副局长。据说是局长设陷钓鱼，逮了个正着。那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衣冠楚楚，风流倜傥。和我住在同一间宿舍里，夜里常常说梦话，喊些女人的名字，我知道那不是他老婆，因为名字经常在变换。

 公司下设五个部门，财务、生产、采购、行政、销售。部门经理都是由总部任免，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也是又总部作决定。所以，总经理实际上只是公司的一个牵头人。

 每一个部门经理身上都有故事，有超计划生育开除公职的，有和女下属偷情被老婆举报被单位免职混不下去出来打工的……

 我们在相互的踩踏和吹捧中升职赚钱，抱团生存。就像一群挤在寒风里相互取暖的猪。

 第一年公司就赚了八百多万，老板笑得合不弄嘴，专程从总部过来开表彰会。总经理和每一个部门经理都领到一个厚厚的大红包。奖金的刺激让大家像吃饱了豆饼的驴，蹦跶的声音愈加铿锵有力，越跑越兴奋。

  一年以后我被提拔为总经理，到安徽去筹建新公司。

 皖北的落后县能引来中国最大的农牧企业，政府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我成了县里的明星企业家，政协委员。

 我那时身材高挑，穿上西装年轻、精神，常常引来公司的客户给介绍对象，让我哭笑不得。有一个当地的玉米经销商让我去他家里作客，把两个漂亮的女儿喊过来让我选，其中一个还在上高中，搞得我落荒而逃。

 在安徽的四年里，我为老板赚下了足够建几个工厂的利润，这也使得我的身价倍增，年薪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

 然而，好景不长，在后来的一次产品质量事故中，我暗淡地离开了公司。

 我的打工生涯又一次回到了原点。我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拿着毕业证四处面试。

       二

 我拼命地奔走在逃离命运的旅途中，却又与命运不期而遇。

 当我每天拿着简历毕业证到处面试的时候，却发现兜里的钱不多了，窘困的现实让我不得不从宾馆搬离出来，住到新南门的一家小旅馆里。一个用三合板夹起来，只能放得下一张床的单间。好在有公用的浴室和厕所，每天30元钱。

 旅馆里有个类似修车场的后院，肮脏而杂乱不堪。夜里一群劳作归来的人叽叽喳喳，口音五花八门，像院子里那些乱飞的苍蝇。

 有人支起石头用破烂的铝锅生火煮饭，有些坐在旁边的条石上扇着扇子聊天。有刷鞋的，卖牛的，办假证的，装残疾沿街乞讨的。那里面尤数乞丐过得舒坦，回来洗了澡便换上干净的西装去美发店、歌舞厅潇洒。

 一个五大三粗的牛贩子走过来和我搭话：

 “兄弟是干什么营生的呢？看你白白净净的，是个读书人吧！”。

 “嘿嘿，没读啥书，想在城里找个工作。”。

 我不能说自己上过大学，混成这样，实在有辱斯文。许多时候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坐在房间里没事的时候，常常扇自己的耳光。

 管理旅馆的是个十八九岁的漂亮姑娘，把旅馆打理得井井有条。她住在库房里，我们贵重的物品都存放在那里，给存放的人一把柜子的钥匙。

 每天晚上旅馆的老板都过来收帐，一个油腻秃顶的四五十岁男人。满眼黑光，从不与客人说话。好几次我都听到那女孩在房里哭泣和哀求的声音。我知道，生存不易，活着艰难。

 在旅馆里住了一个星期，终于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一家女用内衣厂的营销总监，月薪过万。

 报到时遇见了济南大明湖畔那家公司的同事，总经理杨大志。他是这里的办公室主任，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他诡秘地向我眨了一下眼睛，我们装作不认识，互相寒暄。

 老板王满春是一个满脸油光，四十来岁的矮胖女人。

 她满脸堆笑的和我握手，拍着我的屁股把我领进了安排的办公室。落地窗，大班椅，看起来很气派。

 晚上杨大志偷偷请我吃饭，告诉我老板是一个离异多年的单身女人。夫妻俩创业成功后，丈夫在外面有了新欢就分钱走人，另起炉灶。

 我们喝了许多酒，歪歪斜斜地走在路灯昏黄的马路上，大声的唱着没有名字的歌，岁月的沧桑随着嘴里冒出的酒气在夜空中飘扬。

 上任后我对公司的客户进行了分类分级，对不同等级的代理商重新制定了优扣政策，销售越多折扣越高。核心客户实行折上折的激励机制，对于辐射较远的市场制定了保“边际贡献”，打品牌，以骚扰竞争对手为主的营销策略。效果显著，三个月下来销量大幅度提升，利润不断增长。

 王满春时常满眼春光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一堆黄灿灿的金元宝。许多时候应酬都把我带在身边，除了鞍前马后提包，便是替她喝酒。有时候她喝醉了我还得伸出肩膀搀扶着回家。不知不觉中，厂里流出了许多版本的桃色传闻。

 有一次下班，杨大志悄悄的拉着我问：“她上你啦”？

 我沉默无语。我说没有，谁会信呢。

 在那个秋天的傍晚，王满春打电话让我去她家里吃饭。推开门我看见她穿着睡衣，桌上一瓶红酒，两个酒杯，两份牛排。

 我们喝酒、聊天。她聊心酸的往事，聊女人的孤寂。到后来，她爬在我肩上，说我长得像她初恋的男友，第一眼见我就动了心。我不知道是否她一时兴起编出的谎话，我不停安慰，不停的躲闪，几无退路时，逃离了她家。

 我知道自己也并非什么君子和好人。如果她再继续进攻，如果她身材好那么一点点，也许我就从了。

 那天夜里，我再一次失眠，我知道面临的选择。打工的往事如月夜里婆娑的树影，在脑子里幌动。

 第二天一早，我在她办公室的玻璃板上放下了辞职信，收拾起行李走出了工厂的大门

      三

 当我再一次接到录用通知时，已是那个季节的尾声。

 灰白的天空里飘扬着坠落的黄叶，马路上的行人已穿上了保暖的外套。寂静的风掠过发际，让人感到了初冬的寒意。

 我拖着行李箱，走在潮涌的人群里，满怀期待地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驿站。

 这次去的是一家外资农牧企业在昆明的分厂，职位是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年薪30万。

 一下飞机，公司的销售经理就等候在机场大门的出口处。机场离公司不远，迎着午后的阳光，不多一会就到了。

 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住宿都是小套单身公寓，花园式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

 总经理黄红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国企下课厂长，好酒贪玩，下班后基本不在公司里住宿。即便如此，公司的运转依旧良好，购货的车子排成长队。

 办公室主任老邱新来不久，一个因受贿劳改释放的前副县长。时常以抓工作纪律为名，解雇那些他不顺眼的员工，把公司搞得人心惶惶。

 我去的当天，正遇见他解雇一个保安，因为那小子在公司里到处说主任夜里去外面嫖娼，常常半夜里归来。

 老邱的到来，给公司带来了沉重的监狱文化。他把当副县长时的官威和虚伪与当囚犯时的狡诈和凶狠，淋漓尽致地融为一体。像“锦衣卫”一样游走在公司的各个角落，让员工人人自危。

 总经理黄红吃原料客户的回扣，老邱给他掮客。

 老邱常常带着一个卖鱼粉的浙江老板在公司里晃悠，把化验室的两个胖姑娘糊得团团转，所以他的掺假的货化验总是合格的。

 掺假的鱼粉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客户流失严重，销售员怨声载道。我常常与总经理发生争吵。

 有一天，心情郁闷，正在公司后山的松树林里转悠。杨大志打来电话，抑制不住兴奋的告诉我：“我要和王满春结婚啦！”

 开心的语气像是在马路上捡到旧玩具的留守的儿童。

 婚前协议上，他拥有了那个内衣厂一半的股份，从此，他成了老板。

 他对命运的投降，是他认为命运给了他更好的安排。

 他告诉我：“我不想再打工了！”，语气的坚决，像是和打工结下了巨大的仇怨。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临近春节。春城没有冬天，腊月里依然阳光明媚。还没放假，心急的员工就在准备回家过年的礼物了。

 办公室行政助理李庆祥突然跑来和我告别，说订了第二天回成都的火车票。我问他离放假还有几天，怎么就急着要走，他说自己被解雇了。

 老李平常言语不多，为人谦和。五十来岁，瘦得像根竹竿。

 我问他怎么不坐飞机，他满脸通红地说：

 “想节约点钱给老伴买个礼物，快过年了，让她高兴高兴”。难为情的样子让我一阵心酸。

 后来才知道他老婆生病在家已经好几年，家里的经济非常拮据。

 老邱在寒风中离去的背影，把我的心情也拉回了冬天。

 过了一周公司就放假了，我买了回家的机票。

 头天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希望这没有月色的夜晚早些离去，黎明到来时，在清晨的阳光里走在回家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