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活着

孙有良拿着一根绳子，扶着墙壁颤巍巍地走出家门。初冬的阳光照在他乌黑的脸上，干瘦的身体像一个飘忽的影子，投射在墙皮脱落的泥砖上，在微弱的光影里幌动。

他艰难地迈开脚步走向屋外的后山。他要找一颗树，有足够大的桠枝把自己吊上去。他边走边歇，两条腿软得不听使唤。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像样的东西了，家里能吃的都吃光了，肚子里除了菜叶就是水。水填饱的肚子像吹胀的气球，空空的不顶用。尽管肚子鼓鼓囊囊，饥饿依旧潮水般的向他袭来。

孙有良眯眼望着天空里殷红的太阳，他觉得照在地上的阳光过于暗淡，好似梦里见过的阴曹地府，脸上闪过一丝阴暗的笑容。

“一个人怎么可以笑呢？只有疯子才一个人笑。以后别一个人笑了，听到了吗？”

队长六岁的小儿子拿着一把木枪从他身边经过，正好看见孙有良不经意的笑脸，便不得不给了他一个严肃的忠告。

“是、是、是，少公子说的对，以后我都不笑了。”

孙有良踮着左脚，一只手扶在右脚的膝盖上，用极其谦卑和虔诚的点头答应。

小孩向前走几步又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他，嘴里自言自语道：这个人真的是疯了，一个人怎么可以就不笑了呢？如果别人给你家送一只羊呢？

算命先生说孙有良能活八十岁，他曾经憧憬余下的四十年能过上好日子。行医救人，为人服务。然而，自从戴上右派帽子以后，他不仅不能行医救人，还常常挨打不能自救。身上的伤痕结出的血痂像铁皮上的锈迹，旧的没去，新的又生出来了。前几天公社开月度批斗会，挨了一顿暴打，又平添了几条罪过。身体和心灵的创伤让他实在坚持不住了，决定去后山找一颗树，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的脑袋挂上去，一了百了。

孙有良在山丘上找到一根桐子树，上面还剩一颗没有落下的桐子，孤独地吊在枝桠上，他仿佛看到了即将挂上去的自己。桐子树上几片金黄的叶子在冷风里慢慢飘落，像丧葬路上亲人抛向空中的纸钱。他微微一笑，有种老天爷眷顾的安慰。一只乌鸦落在树上，哇哇的叫了几声，好似在向他作尘世间最后的告别。他在这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陪伴他的只有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他在向北的一根树枝上挂上了绳子，那是他打成右派前居住城市的方向。他搬了一块石头放在树枝下面踩上去试了一试，摇晃的石头能保证他头套进绳子以后有足够的力气蹬掉。他没有来得及细想自己死掉的情形：舌头伸出去老长，眼珠鼓突，裤子尿湿……

他迅速把脑袋伸进绳子上结好的圈子里，就像小时候套狗那样，狗头一进去，握在手里的绳子一拉，狗就四脚乱蹬。他用力蹬掉脚下的石头，两腿迅速悬在空中。他的腿和狗一样在空中乱蹬，眼睛发红，喉结鼓突，嘴里冒着白泡，发出沉闷的声响。

在他即将昏厥的时候，“啪啪”两响，桐子树从根部倒下了，他重重的摔在地上，几根茅草刺进裤裆里，把那早已毫无生气的玩意儿刺得钻心的疼痛，那东西仿佛又复活了，活络络的昂起头。他回过神来，看见一堆土豆、花生、黑桃、板栗夹杂着老鼠毛从树丛的根部滚落出来，堆在他的脚边。他揉揉眼睛，感觉不是阴曹地府，便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当他缓过气来，望着天空飘动的白云，忽然觉得生活很美好。于是，用衣服包起老鼠留给他的粮食，满心欢喜地回了家。

孙有良在死亡路上歇息了半个月后，再次踏上了死亡之路。

一天清晨，田野上的薄雾还没有散去，瓦楞上结着厚厚的白霜。没有农活的村民大都赖在被窝里取暖，孙有良也在取暖。队长刘德宝站在门外大声喊叫：孙有良，你他娘的滚出来！

孙有良知道出事了，胡乱的穿上满是补丁的夹袄，提起裤子就往外跑，被队长一脚踢在卵子上，痛得直不起腰来。勾着脑袋问队长，出啥，啥事了？

刘德宝不由分说，牵起他的耳朵就往老祠堂的院坝里走。

生产队里死了一头牛。他从城里来当右派前是大医院的医生，前几天队里有头牛生病了，队长叫他去医。他说自己不是兽医，医不了牛。队长说：你他娘的不老实！人都可以医还医不了一头牛？信不信老子再斗你一回？

说着队长的一根手指就戳在了他的脑门上。 他逼得没办法，只好上山去弄了一大堆草药，在家里熬好后用竹筒灌进牛嘴里。那牛后来能站起来甩着尾巴吃草，大家以为病好了，不知咋的昨晚突然就死掉了。有人怀疑是他把牛给治死了，尤其是李寡妇，她站在死牛旁边信誓旦旦的说：肚子这么大，肯定是吃了孙有良的毒药嘛，我以前吃了毒蘑菇不是肚子也这么大么！比怀孕还大。

其实她是对孙有良怀恨在心。老孙刚来村子的不久，李寡妇见他干干净净文质彬彬，听说还是医生，给村里人治过病，就让他去家里给自己看病。老孙一进门，看见李寡妇脱得一丝不挂，就又退出来说：你把衣服穿上嘛，看病不用这样脱呢。

李寡妇不以为然的笑嘻嘻地说：你这呆子，我脱光了不是让你看得更清楚吗？

“你上来！”她用手势招呼孙有良上她的床。

那时孙有良并不是拔腿就跑，而是缓缓转过身去，并同样缓缓地往外走。李寡妇强壮的身体让他有些迟疑，于是李寡妇从床上跳起来，冲过去一把抱住他，孙有良在迟疑的挣脱中最终红着脸离开了。李寡妇站在后面破口大骂：你个臭右派！还敢看不起咱贫下中农，看老娘以后怎么收拾你！

刘德宝让他跪在死牛面前给牛披麻戴孝，磕头赔罪。说是请示革委会研究决定的，必须执行，是对坏份子的惩罚。他不从，被两个民兵按住脑袋，在地上重重的磕了几个响头。中午回家，孙有良伤伤心心的哭了一场，嘴里嘟嘟囔囔的：没脸见人啊！没脸见人啊！

他觉得这世界再无留念之处。下午去供销社买了一瓶农药，准备夜深人静的时候喝下去。晚上吃了一碗菜叶汤，回想起四十年来跌跌撞撞走过的路，满眼心酸，不禁泪流满面。当他拿出农药瓶准备一饮而尽的时候，听到队长的院子里响起了哭声，仔细听，才知道是队长八十岁的老爹死了。他迅速停止了自杀，黑黢黢的脸上掠过一丝阴笑。

夜里他去队长老爹的灵堂前窥探，准备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尸体背到后山上去埋了，然后把自己装进棺材里。当他背着尸体走到村口的时候 ，脚一打滑把尸体落进了粪池里。捞了一会没捞上来，自己便回家带着农药瓶子躲进了棺材里。这一夜，他没喝农药，他要在棺材里听那些儿子、孙子们为他披麻戴孝，伤心哭泣。天亮的时候，刘德宝六岁的小儿子不知道死亡的意义，以为爷爷躲猫猫，拿着他的小木枪对着棺材“砰砰”的射击，见里面没动静，便用手掌使劲拍打棺材帮子，震得孙有良耳根子嗡嗡作响。

后来他听到队长带着兄弟刘德贝，扶着棺材板哭天喊地叫爹的时候，他控制不住笑了起来，幸好那时鞭炮声太大，没有被人听见。

早上出殡之前，他庄重地喝了几口农药，闭上眼睛，准备和这个了无牵挂的世界作永远的告别。他迷迷糊糊觉得自己在天旋地转中向黑暗的深渊里走去，走入了一条冰冷的河流，在河流的拐弯处沉重的身体似乎搁浅了。他躺在岸边的沙地上，身心疲惫。他太需要休息了，永远的，无声无息的一劳永逸的躺下。

出殡的时候，送葬的队伍抬着棺材，举着纸牛纸马，一路吹吹打打，鞭炮齐鸣。孙有良从梦里醒来，打了一个哈欠，昏昏噩噩的坐起身来，头把棺材盖子顶得砰的一声响，抬棺材的人以为诈尸，吓得扔下就跑。棺材在坚硬的黄土路上摔得稀烂，孙有良艰难地站起来，看见一大群人都在跑，他也跑。

他知道又没死成，事情就要败露，赶快往山里跑。

上午太阳出来的时候，住在村口的罗老头去田边捡狗屎，老眼昏花的看见旁边的粪池里漂个黑乎乎的东西，便大声喊叫：“谁家的猪淹死了？”喊了一声就赶紧闭了嘴，悄悄回家拿来一根竹竿使劲在粪池里鼓捣，欣喜若狂的以为中午有肉吃了。

边捞边嘀咕：“谁养的猪啊，他娘的瘦得跟人似的！”

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捞上来的时候，看见是队长的爹，呲牙咧嘴的看着他笑，吓得撒腿就跑。

边跑边说：“我的个娘哎，这老东西活着的时候欺负我，死了还来捉弄我”。

孙有良跑进大山以后，顺着采药人走的小路往去省城方向的公路跑。在林子里看见队里的一头老牛陷在泥坑里，拼命的蹦跶着想上来。他没理睬，继续向前走。走了几步，犹豫了一下，又返回来搬几块石头扔进坑里，帮助老牛踩着石头爬了上来。

他沿着小路继续向前，脚越走越软，依旧不敢停下来，担心后面有人在追。回想起夜里喝农药的事，凭着当医生的直觉，他知道自己喝了掺水的药。如果是高浓度的“敌敌畏”，虽然只喝了几口，也足够要他的命。没被毒死，只能是农药里掺了水。供销社主任刘德贝是刘德宝的弟弟，平日里爱贪小便宜，只知道他往酒里掺水，没想到农药里也掺水，真是缺德。不过这次能活命，还得感谢他。要是在单位里遇见这样的事，就该写封感谢信了。

想起他们兄弟俩清早披麻戴孝的样子，孙有良禁不住呵呵笑出声来。这两兄弟顶着面粉口袋在棺材边摇头晃脑的走来走去，脑袋尖尖的，像阎罗身边的小鬼。尽管奔走在逃亡的路上，他的心里已经豁然开朗了。两次没死成，那就是上天要自己活着。看见天边升起的太阳，他相信后面的阳光依旧灿烂。

两个月后，孙有良走在北方省城的大街上，衣衫褴褛，像个乞丐。他看见以前的院长穿个白大褂走过来，没敢打招呼。正疑惑那老右派怎么回去上班了？院长认出了他，疾步走过来一把抓住他的手激动的说：“有良啊，我正找你呢！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快回去收拾一下明天回来上班吧，院里需要你！”

他看到街上的黑板报，才知道文革已经结束了，右派都回到了以前的单位。

他大笑三声，提起裤子冲向他工作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