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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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了，悄然无息地走了。恍然间这一走已过了四十年，那年我才十一岁。
在孩童的世界里，父亲的离去是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在那半是懵懂半是疑惑中，只知道父亲从此与全家人阴阳两隔了。自己再也不会看到父亲那亲切而慈祥的音容笑貌了。
那时在十年动乱时期，农村还实行人民公社式的生产队。家里一穷二白，兄弟姐妹多且年龄小，没有什么劳力。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挣工分（那时一个壮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一个工分一年下来平均不到一毛钱）。可想而知，父亲的去世使这个本来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学习优秀且担任学生干部的我，有时不得不中断学习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浇水、施肥、砍柴、打草什么都干，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那时大哥已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到部队服役；大姐也已出嫁，体弱多病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成天为生活劳顿奔波，还总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也时常见她一个人独自在厨房里暗暗哭泣。看到这一切，联想到其他同龄孩子有着不错的家庭条件，还不认真学习或者逃学的情景，不谙世事的我在疑惑不平中默默地忍受着、思考着，茫然中也一度产生了一个单纯又荒诞，幼稚而又可笑的所谓理想，离家出去闯世界，找一个能吃饭又能上学或能挣钱的地方！那是一九七六年年初。
记忆中那年家里连安葬父亲的棺木都买不起，还是在亲戚的帮助下凑了几块木板，加上家里的两块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椁，买了些红砖砌成了一个小墓穴，才下了葬、办完了丧事。也就是这一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用母亲后来的话说：你爹他造化不浅，被这三大伟人招去鸣锣开道了。
父亲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出生在上世纪初叶。尽管他出生在穷乡僻壤的贫苦人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思维敏捷，视野开阔，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开会时往往一讲就是个把钟头。听母亲讲：解放前，父亲年轻时曾在天津当过人力车夫，卖过苦力。刚解放那会儿还当过乡农会会长，按照党的政策带领乡亲们斗地主，分田地，为乡里做了许多工作。他有两个外号：一个是“拼四爷”，一个是“吃不多儿”。第一个外号是说他干事儿不遗余力，做人直爽厚道，无论干什么工作都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有股子永不服输的拼劲。（因他辈分高，家中排行老四）人们故戏称他为“拼四爷”。第二个外号是大跃进时期，全国各地掀起大炼钢铁热潮，村里组建集体大食堂、吃大锅饭。那时每人都有定量，有许多人都不够吃、脸眼浮肿。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中，自己常常舍不得吃把自己的那份送给别人，自己却偷偷吃些野菜填肚充饥。有时人家不好意思接受，他却总是说自己饭量小“吃不多儿”。次数多了，人们发现了他的秘密，私下送给他个“吃不多儿”的雅号。由此他也成了闻名乡里、妇孺皆知的“吃不多儿”四爷。后来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潮的冲击下，他依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而受到一些人的批判。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乡政府又委任他为乡中心小学管委会主任（小学校长）。
上任不久，他不负众望，深入调查研究，虚心征求师生及群众意见，寻求各方支持，严格学校管理制度，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面貌一新。在全县历次的中小学校综合评比中成绩都名列前茅。为此他倾注了许多心血，也付出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教室简陋、设施破旧不堪，学校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场所，他想方设法找关系、跑资金，争取县乡村各方的支持，盖起了新的教室及校舍。学校没有办公经费，他请求乡村领导划出了一百余亩盐碱坑洼地给学校建林场。没有树种，他发动全校师生勤工俭学去采集；没有技术，他聘请林业技术员来指导，自己亲自带领几个村民耕种并吃住在林场的窝棚里。一分辛苦一份收获，几年下来寸草不长的盐碱坑洼地，长起了一片片绿油油的苗圃，一棵棵小树苗也渐渐长成了一片片小树林。林场不仅成了学校师生劳动实践的好场所，改善了学校、乡村周边的植被环境，也成了县里远近有名的苗圃基地。为学校赚取了充足的办公经费，学生的书费、学杂费也得到了减免，而年逾花甲的他却落下了一身疾病。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品德高尚，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丰功伟绩，但他干事认真、坚持原则，一身正气；虽然身材不高，也不算魁梧，但他乐观豁达、淳朴助人、刚直不阿的精神，时刻彰显着他一个大男人的豪迈与伟岸。无论是在解放初期，还是在“文革”年代；无论是他春风得意之时，还是人生失意的低谷，都表现得那么淋漓、那么率性。有人说他傻，像一头老黄牛光知道实干，不知道索取；有人说他好，是一位乐善好施、胸怀坦荡，为人正派、办事公道，远近闻名的好党员、好干部。盖棺出殡的那天，县乡村干部、全校的师生，全村千余名村民，还有许多从四村八乡赶来的群众，都自发地前来悼念，为他送行，彰显了他高尚磊落的人格魅力。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父亲一生没有上过学，但他视野开阔，目标远大。他那“正人先正己，做事先做人”的思想不仅贯穿着他的一生，对我们子女的教育和影响也很大。在那物质极度匮乏“读书无用论”的年代，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农村，他时常因势利导，设身处地的以“人穷志不短”“男儿当自强”的道理来教育我们。教导我们不仅要发奋努力地学习，学好本领报效国家，还教会我们从小要讲文明礼貌、团结友爱，自立自强、正直做人。
还记得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两个小伙伴一人拿着一个黄瓜吃，嘴馋得要命。回家后就跟在家的五姐说了。长我几岁的姐姐不一会儿就拿着两根黄瓜回来了，刚要给我就被回家的父亲发现了。当父亲得知黄瓜是从后邻家墙头上摘取的时候，勃然大怒，把我和五姐狠狠地教训了一番，打得五姐哭了半天，一直到最后给人家了送回去。虽然那时还不理解父亲的做法，甚至有些怨恨他，但那沉甸甸的记忆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使我终身难忘，也时刻鞭策着自己严格要求，努力上进。
父亲一生生活俭朴，善良勤劳，从不奢侈浪费。除了应酬之外，他从不大吃大喝，饮酒也有限。唯一一点嗜好就是爱抽两口烟且量挺大，一天两盒常常不够。时间长了没有钱买，他就让我们小孩子去村里小卖部赊账，然后让母亲去结账或人家来要账。为此母亲不断与他吵架，一来劝他珍爱自己的身体少抽点；二来也减少些家里的负担与开支。为此他也试图戒掉，但最终没有成功。后来他改变策略，到集市上买些便宜的大烟叶或劣质的烟丝，掺和着一些花叶，用烟斗或卷着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辈子就这么点爱好”。直到晚年他得了脑血栓，三年后卧床十余天去世，想来真是让人心痛。
光阴荏苒，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也步入了人生的半百之年。兄弟姐妹也早已成家立业，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耄耋之年的母亲身体依然健朗，精神矍铄。每逢想起这些，回往父亲的点点滴滴、笑貌音容，依然是那样清晰、那么亲切，恍如昨天、令人感动。常言说：“母爱似海，父爱如山。”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再也看不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家的沧桑巨变与繁荣昌盛，再也享受不到今天的好生活；我们做儿女的再也没有机会来报答他老人家如山似海的养育之恩，哪怕是满足一下他当年那么廉价的一次烟瘾。无奈我们只有在每年的祭日为他老人家点上一根根香烟，斟满一盅浓郁的酿酒，连同那燃烧的一张张纸币，寄去我们沉沉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虔诚地祈祷老人家含笑九泉，天堂永眠！
（写于二0一五年父亲节，修于二0二二年一月八日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