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贼

抓 贼

1、

秋暮冬初，老农口诀中的雨天如期而至。前一阶段的秋收把人累得够呛，正好休息两天；秋种即刻来临，正缺几两雨水浇灌干涸的土地。秋收喜旱，秋种喜雨，收前不雨，种前下雨，就是风调雨顺。

秋雨轻轻静静地下了一夜，第二天开门浓雾漫天，大气中弥漫着处于饱和状态的水分子。雨停了，可更像是按了暂停键，水滴悬浮在空气里短暂地战胜了地球的引力。

这遮天蔽日的浓雾大大限制了视线，而浓雾本身也成了一道风景。水泥路上微弱的路灯还在发光，在雾气中努力挣扎出一片扇形光圈，显得如此孱弱无力。东北角一带的远处原本是堤岸内侧的防护林，此时只有一抹淡墨色的阴影。

而视觉上的模糊不清，正打开了听觉官能。村落里的鸡鸣狗吠，像黑夜里一样嘹亮；路上驶过的车辆，连铃声、喇叭声也比以往更清晰可辨。依稀的电力风车应该还立在原地，叶片搅动的声音似乎因空气变重而特别沉缓。

昨天下的雨已足够浸润表层的泥土，悬浮在空气里的雨也终将落下。现在只要等水分再向下渗透一点，不至像面疙瘩一样一团团黏在鞋底就可以开始秋种了。迎来的将是一年里最后的农忙。

2、

杨婶失神地快步踱来踱去，脸上显得惊慌不安，似在焦急地等待。

一辆未鸣笛的警车开到屋前场地上，杨婶站在车门口，几乎要哭出来。车里走出三个警察，端端正正，肩章挺挺，帽徽凛凛。

“黎警官，早上我出门一会儿，就那么一小会儿，就进了小偷。”杨婶没等平顶帽子立定，已经开始讲述，在她内心深处不自觉地为自己没锁门辩解。

“不急的，慢慢说，什么时候发现的？多少钱？”走在最前面领头的警察一边安慰一边发问，用手示意都先别进门。

“钱是不多，就几千块钱。”此时的杨婶真觉得钱不多，比刚才一个人在家时冷静多了，甚至突然好像因为小事惊动了警察而有点不好意思。她告诉警察这道门是锁着的，可以进，招呼他们坐下，还要去给他们倒茶。黎警官阻止了，让她先简单说一下情况。于是杨婶继续往下说：“应该是七八千。关键是别的什么都没动，连旁边抽屉里放在最上面的一张一百元和一个硬币罐子都没拿。他就把那个包里的钱全部拿走了，掏的精光。时间嘛，就上午八点多钟。回家后一发现，自己楼上楼下找了两遍就报警了。”

这是个边防派出所，但实际上边防的功能不强，尤其是近几年来出海捕捞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偷渡、走私也自动消灭了。管辖的区域横跨两个乡，但实际辖区的人口远不到一个乡镇。但既然作为边防派出所，设备和警力都是充沛的。

杨婶一五一十地说了早上是什么时候离开家去看望母亲，又是什么时间回来。然后哪扇门没关，钱包放在哪里。警察初步判断的路线和杨婶怀疑的一样。

接下来就是警察的取证环节，几个警察带了一些设备在地上、墙上、门上、柜子上一通忙，杨婶站在领头的身后，不时回答一两个问题，或者主动说明一些情况。这当儿，杨婶还给警察倒了茶，白瓷茶杯，仙鹤昂首冲天，茶叶滚滚浮沉，在杯底舒发。

此时门外已经候集了多人，都是东邻西舍，警察关照把门锁上，所以他们围在警车和窗口推推搡搡。有几个人把脸贴在门窗玻璃上，试图使劲看得更清楚些，仿佛头能穿过玻璃，目光能穿过墙壁。

“洪狗，你知道出什么事了？怎么警察上门了？”门外有人问。

洪狗家住在杨婶家后面，隔着一条水泥路，他又是杨婶的亲戚，所以想通过他打听点情况。

“我不知道，我坐在门口劈蛤蜊，看到警车才跟过来。门已经关上了。”其实洪狗知道一些，刚才杨婶找他问过，但是洪狗不想告诉这些一天到晚没事专嚼舌根的女人，也怕他堂妹事后责备她。

“你能不知道？你也姓杨。肯定是大事，不然不报警的，警车开到大门口，以后不好给儿子找媳妇。”听似莫名其妙的风凉话，实则也是农村的现实舆论世界。

在农村，不管谁家出点什么事，哪怕是风闻出点事，就会有人削尖脑袋去打听不知经过几手的道听途说，然后经过自己的加工后再传播出去。他们不是信息的简单接收者和传播者，而是修订者和放大器。譬如某人发布了某一消息，过几天等他再听到的时候，故事已经有了新进展，那么他自然义不容辞地进行再创作和再传播。所以往往事实的本身还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故事流传的版本已经刷新了十几个版本。他们之中有人有心，有人无意，但是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如果有一天需要当面对质，他们无一不会一撇精光，毕竟其间经过的环节太多，根本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或者说，根本不是具体的哪一步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系统都有问题，最后自然只能是不了了之、法不责众。

杨婶从来就讨厌这些看热闹的人的，尤其今天来看她的热闹。她称这种人“红头苍蝇”。老人告诫小孩苍蝇有毒。也对也不对，其实不是那些“红头苍蝇”本身有毒，而是因为那些苍蝇无处不在、无所不至，它们有可能携带各种病毒。

“早上我看到杨婶到东面去看母亲，这几天老人家胃上不舒服。”

“是胆上，胆结石，年纪大了就不开刀了。老太太已经好福气，女儿住得近。”

“哎，小菊，你们看小菊。”有人透过窗户看到了杨婶，隔着十万八千里大声地问，“小菊，怎么了？出什么事？”这是发自肺腑的亲友般的关心，也是娱乐记者刨根问底敬业精神的写照。

里面的人自然不会看她，而门外的她只这一瞥就已瞬间构思了一个故事。“小菊在里面，还有好几个警察。”她在酝酿故事、组织语言，“我说，这是一个盗窃案。”

“早知道是盗窃案，你们看，小菊人没事，她家里人都在外地，老太婆坐在家里打牌，还能出什么事？无非是小偷小摸。”

看来这样的故事不具有新颖性，简直就是一目了然。接着就有人说一看里面的情况就知道，有人一看见警车就知道，还有人警车没来就已经知道了。真不知道没看见警车就知道的那人是谁，如果让我知道，我就报告警察同志：此人似乎有极大的嫌疑。

众口一致，又众说纷纭。

取证结束，警察到大厅里坐下，揭盖喝茶。杨婶没有坐，听领头的向她解说刚才取证的结果，最后他说：“王女士，就现场看，这个人非常机警，进门以后换了鞋，开门的手戴了手套，所以脚印、指纹都无法有效采集。不过，你刚才说他只拿了钱包里的钱，别的一概没动，说明他是有预谋的，早就注意到这个钱包了，而且早上你离家前后才一个小时的时间，基本判定这个人就是近边人。”警察负责任地通报了以上情况，但凭着职业习惯也不忘提醒道：“当然这都是推测，具体的结果还得看证据。”

其实杨婶在报警之后马上就意识到这个案子不好破，主要原因是涉案金额太低。杨婶记得上大学的儿子给她讲过一个故事，说英国街边出了一桩抢劫案，英国的警察出动了多少直升飞机，多少汽车，多少警力，最后抓到了那个罪犯，花了几百万英镑只为维护这几百英镑的财物。可这毕竟是故事，而且还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发生在外国的遥远故事。

杨婶还要添水，警察已经起身。互相感谢了一番，就开门出来。黎警官知道集合在门外的群众要知道什么，一开门就先发制人：“各位，大家都是乡亲，我们怀疑今天王女士家进了小偷，如果有线索的可以到西边边防派出所反映情况，我是黎启明警官。”看没人现场举报，就上车走了。

浩浩荡荡的人潮不顾主家是否欢迎都涌进门。

“小菊，怎么回事？多少钱？”

“没多少。”杨婶随意应一声就急忙忙端走桌上的茶杯，要去东房里搬凳子过来，瓜子水果堆在桌上。有人在杨婶身后跟进跟出、问东问西，杨婶正好缺几个搬凳子的帮手，他们就勤快地代劳了。

坐定下来满满一屋子的人，屋里还挤不下，有几个抓了一把瓜子站在门外东张西望，隔着河与对岸的人大呼小叫拉家常、通情报。

杨婶已经完全沉着了，她大概讲了事情的经过和警察的判断，看看有没有人会提供些有用的信息。毕竟事情自己讲出来比从别人嘴里传出来的要好得多，何况也需要热心的“朝阳群众”。

“昨天赶海，今天雾太大，起得晚，路上没见人，门前一个都没经过。”洪狗率先发言，他离得最近，如果他有发现可能就是目击者。他说话时都叼着烟，烟头在拉碴胡子的嘴唇上上下跳动。他猛地吸了一口，烟头像电烙铁一样亮了一下又接着暗下去了。他继续说：“我坐在门口劈蛤蜊，斜斜望出去，一早上没看见几个人经过，向东也好向西也好，人像蛤蜊一样都缩到洞里去了。”

“今天是周六，小孩又不上学，这么大的雾，谁出门？没事都别出门，电视上说这不是雾，是霾，有毒的，里面都是有毒的东西，吸多了肺就坏了。”本来要接送孙子的一个家长说，农村里只有他们对周几有感觉；一般农村人只知道节气，要是这个月里有要祭的老祖宗，他们会注意阴历的日子。至于阳历的号数和星期几，虽然在日历上写得最大，但其实是他们最不关心的。

“雾还有毒？都听电视里说，人就没法活。我抽烟抽了四五十年，肺还在喘气啊！”洪狗是在场为数不多的男性，再加上他的烟龄，他对肺和抽烟有天然的发言权。

有人和洪狗是开惯玩笑的：“洪狗，你说你一天到晚又抽烟又喝酒，米饭一日三餐还不比别人少，这些东西都塞进你狗肚里了？”

东拉西扯地大家笑一会，也都是日常的把戏，你来我往应付自如。到底好像洪狗赚了一点便宜，偷吃了蜜一样开心站在角落里，用衣袖擦了一下冻出来的鼻涕。

在说到李二嫂子来喊洪狗媳妇去东面打牌时，住在杨婶和她娘家中间的顾家媳妇想起早上看见东面李海涛门前经过。“我真看见李海涛，时间大概就在八点多九点方向，我楼下洗好衣服脱完水拿上楼晾在阳台上。他黑衣服、黑裤子，听着耳机，一个人埋着头走。”

又有人回应：“那我也看到了，当时我还想是谁呢，原来就是这个贼骨头。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李海涛二十岁上下，是个偷窃惯犯，大家知道的就被抓进去不少于三次，两个月前刚放出来，现在住家里。父母都智力低下，靠吃低保。他爸前两年去外面工地打工，有一回喝多了说去上厕所，一个人跑出去就迷了路。全工地的人带薪帮老板找人，后来通过警察在医院里找到。原本上厕所，不知怎么搞的走出了工地，一头栽在路边满头满脑的血。老板也是村上的，本来是好心照顾他，这下差点出大事，二话不说哗哗哗付完医药费赶紧把他送回来。他妈呢，经常拉着人说自己儿子成了小偷，有人叫她“祥林嫂”，一直不断地重复儿子被狼叼走了。

“不得了，这个小贼骨头出来了，以后可能真的不得安宁。”

“可不，小菊出门一个小时就进来偷东西，简直是贴在脚跟上摸进来的。”

“红儿，你长年一人在家，可更要注意啊！”这话本是轻浮的玩笑，可无意中真让在场的年轻女人们一惊。

“照我说，以后大家都得小心点，出门就把门都锁上，牢牢靠靠的。虽然我家里没钱，我也锁得死死的。想想真是害怕。”她脑海里浮现出前几天电视里入室抢劫的画面，还有裸死在床上的画面。

“是啊！要锁门，现在不安全。”

“怎么会这样！我平时从来不锁门，有时候到田里去，或到镇上，钥匙就插在房门上，哪里天天顾着上锁，烦都烦死了。”

“可不是？以后得锁门。我把厕所的门都锁起来，小偷来了，东西偷不到不说，还要把他憋死。”

大家哄堂大笑。

“小菊，警察怎么说？”说到主题，都静下来。

“也没什么说法，说那个小偷挺狡猾的，线索不多，让等消息。”杨婶缓缓地、平静地说，“不过警察分析可能是近边人。”

“说什么来着？我刚才就说是近边人，熟悉得很呢！”哪里都从来就不缺明见万里的事后诸葛亮。

“哎呀，那个该死的贼骨头早有目标，肯定盯了好久了。”

“小菊，你看那时间段里，正好那个贼骨头出现。合得上。”

“那小贼骨头生来就是贼眉鼠眼，脑袋削尖，你看他下巴越长越尖，下巴上还流氓兮兮的留了小胡子。对了，现在还染了黄毛，不是整头染黄，就额头上的一撮，像阿飞。”

“上次回来的时候，瘦得人都认不出来了，像剥了皮的山羊头，眼珠子爆剌剌，看着吓人。顾家老爷子暗里说他抽大烟。”

“你们没看他两条腿细得像麻雀腿，皮包在骨头上，松垮垮的，一点肉都没有。里面肯定吃苦。”

“里面要不苦，我也进去住，国家养我一辈子。”

“公安都说狡猾，就肯定是那个贼骨头了，他是做惯的，有经验。年纪轻轻就进去好几次，是常客了。”

“回头客，回头客，哈哈哈！”

“时间也对得上，万无一失了。小菊，你和公安反映这个情况了吗？”

杨婶早上没有看到李海涛，当然没法和警察说这些怀疑。

这是一个民间智囊团，不被官方承认，没有专业资质，成果也不具法律效力；但是这个组织又广泛存在、根深蒂固。他们的指导思想是，真理来自对历史经验的归纳总结；他们的信仰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他们的工作原则是，群众路线。好处很多：建立村社舆论，联络感情，维护正义等等；唯一的副作用是，三人成虎，再借助群众路线的温床，谣言也能像病毒一样迅速扩散。

其实在如此安宁静谧的乡村里，偷窃已经是大事，而且就发生在身边，震撼力决超过美国攻打伊拉克。实在说美伊战争，管你美国佬多少飞机大炮，乡下人只当做是火星上的事，我自岿然不动，更多的人都没听过伊拉克，还以为是易拉罐的兄弟。纯朴的乡民对土地充满温情，进而对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也同样温情脉脉，那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毕竟天恩和地利是如此逼近：狂风席卷了你的庄稼自然不会放过我的，雨水浇灌了你的土地也不会空开我的。你田里的玉米杆沉甸甸的倒进我的地头，我会扶一把，但绝不会掐掉归进我的粮仓，连一个瓜一粒麦都不会碰，更别说是钱财之物。别人看见也好，不看见也好，这种坚守是农民世世代代的传承。

“那小贼骨头真是要了命了。你们听过他娘老子说她儿子是怎么偷东西的吗？”

“哪次？”

“就是前年进去的那次。”

“你说说，怎么回事？”

“她妈说，海涛要买手机，手上没有钱，就想去偷，他看准了一家人家，就一个女人在家，丈夫出门打工，还是个独宅。”

“听听，丈夫不在家的真危险。”

“他先暗中摸清门路才进去。那天他看准了女人出门到田里去，带了喷雾器、药水壶，肯定是棉花上打药水，所以不到天黑不会回来。那贼骨头就从后门里溜进去。”

“看看，贼骨头真的是蹲在暗处，狡猾狡猾的。”

“等等，这谁说的？他娘老子？刘金花？他娘老子的话也能信？还不如听他爷老子的。”

“哈哈哈，天生的一对，都不能信。”

“别别别，刘金花好的时候讲得挺好的。上次他在胡家说她男人上海回来躺在医院里，民政部门到医院去那段，说得很好。她说她站在病房的门口看着那些人握握她男人的手，回来又握握她的手就走了。一分钱都不给就想走，她就追出去跟在第一个人屁股后面问他要钱。问她为什么跟在第一个人屁股后面，想吃屁？她说她知道，走在第一个的肯定是干部，干部手里有钱。”

“是吗？原来刘痴子天天装疯卖傻。”

“好好，听我往下说小贼骨头的故事。小贼骨头从后门进去，就上楼开抽屉，刚开了五斗橱和一边的衣柜，那女人又回来了。小贼骨头无法，只能从二楼爬到假三层的屋面里去。”为了营造气氛，讲述者表示口渴，有人给她倒水递上。

“要死，小贼骨头要出不来，晚上怎么办？想想都吓死了。”

“别吵，听我说。爬到假三层后，下面就烧晚饭，那女人后来没有出去，所以小贼骨头就一直躲在假三层里。小贼骨头自己说，晚上有蚊子，一直咬也不敢拍，只能慢慢、轻轻地用手掌搓过来再搓过去，也不知拍死了多少只。到了晚上还不能睡觉，万一睡着了打鼾就麻烦了，所以一等有睡意就掐自己。”

“真不容易，要我一个人在上面，吓都吓死了，蚊子咬也受不了，还不睡觉，哪是小偷，比电视里地下党还苦，能经受住国民党渣滓洞里的酷刑。”

“第二天一早，那女人天不亮就到田里去了。小贼骨头听下面没有动静了就下楼。昨天翻了抽屉没几个钱，只好打黄豆的主意。于是，就在电瓶车的前踏板上放两包，后面座椅上放一包，一共三包外加一辆车，顺利逃走。那里的邻居后来说早上看到有人骑着电瓶车拖了几袋东西出去的，不过天蒙蒙亮谁想到会是小偷，以为是家里人。”

“狡猾，真狡猾，比日本鬼子还狡猾。还来个顺手牵羊。”

“这小子挺聪明的，以前上小学，队里同龄的五六个孩子就属他成绩最好，后来大了点知道家里的情况就自卑了，也不上学。可惜啊！”

“一听就是刘金花胡说八道，就几袋黄豆，几百块都不到，还能抓起来？”

“还有电瓶车，还有抽屉里的钱，说不定还有个耳环、戒指、银洋钿什么的，说不准。”

“说不定还有别家的事一起爆发，加起来就多了，这里一千，那里五百，一年下来累计个万把块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看，小贼骨头的手法和今天的有点像，猫在暗处等人不在就下手。而且现在更可怕了，知道防备指纹和脚印了，坏人在不断升级啊！”

“确实很像，照我说，肯定就是他干的，不然还能有谁？我们这里一直就是清清静静的，他一出来，你看才多久，就这样。以前还说兔子不吃窝边草，饿极了什么都不管了。”

关于这个传奇人物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是大家知道的，但也有些可能不知道，或者知道的不完全一样。口口相传本来就会留下糊涂账，听说古时候的说书人也是一代传一代，譬如都是讲水浒故事，却说法不一，有说潘金莲罪大恶极与奸夫西门庆谋杀亲夫，也有说潘金莲本就是受害的弱女子，为找依靠才傍上西门大官人。事实是什么，又有谁知道呢。

“这么说，小贼骨头今天不在家，吃过午饭，我问问他娘老子去。是不是又有什么急用？”

“不用问，就是他了。吃过午饭去问刘金花，能问到什么？中午和她男人老酒一吃，一句话都对不上来。”

“你不管，这夫妻两开不了口，我就问他们李家的二嫂子，反正要去找她。我去买点羊肉，干净廿八一斤，半只羊送三斤油。你们要买吗？买过几年了，她家羊还不错。”

“她家的羊好是好，廿八，贵不贵，现在还没看到镇上有人卖，不知道今年价格怎么样？下午我也去，你过去的时候叫上我。”

“好，经过门口喊你。”

“哎呦呦，快十一点了，也没人说，早点回家烧饭吃，下午早点上班。”

3、

案件的进展没有音讯。

杨婶的心里一直郁结，几千元的钱不是特别多，还不至于因此致贫，但是杨婶仍然挺不是滋味的。丈夫是个手艺人，卖日头吃饭，这两年稍微宽绰一点，但是儿子还没有结婚，在城市里买了房子花销也大，能帮衬就帮衬点。杨婶的职业是种地，一个人种了洪狗一家的地，可是土地的收入实在微薄，除了自己吃的粮油蔬菜，再养些鸡鸭，粮食作物基本耗尽，唯一能作为货币收入的其实只有棉花和油菜。好歹有些收入还得支付化肥农药、家庭日常的开销零用、人情往来，着实不易。所以杨婶也会跟着别人去海里挖挖蛤蜊、海蛏，或者哪里有红白喜事去帮帮桌，总之这里的一分一角都是血汗赚来的，精打细算省出来的。一年到头都舍不得买一件衣服，现在可好，自己的辛勤血汗和省吃俭用竟给别人花销，越想越气人，忍不住要暗暗流下泪来。母亲、丈夫、儿子都劝她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当破财消灾，话虽如此，可仍不免心伤。

已经是冬天，前两天飘过零星的雪花，可地下的温度仍不低，雪花没能积起来。天一放晴，温度就降下来，靠天吃饭的农民迎来了寒假。

午饭没吃完，陪读回来手痒的美兰就拉杨婶去打牌，三缺一，拉着拽着，火急火燎。杨婶前面还晒了被子，于是美兰就帮她收被子，杨婶洗碗，两不误。

打牌的时候又聊起了失窃的事。杨婶说警察那里没有进展，大家也没什么高见。出事的时候美兰不在家，知道得不多，就问：“杨婶，我听说就是那个黑的手包？”

“是啊，钱都丢了，我把它扔进垃圾堆了。”

“洪狗家的还当成宝，捡回家去了。”

“那包里有不少钱，我记得上次在我家打牌的时候，我还帮你一张张数过，七千多。”美兰有印象。

“就是那个。算了算了，不说了，丢都丢了，今天让我多赢一牌就好了。”杨婶开玩笑地说。

“好好好，不过打牌要靠本事，靠手气。”

“那是上个月，也是我女儿放假，侄女来玩，我就请人陪陪她，我侄女和我一样，也手痒，一来就要打牌，半天都闲不住。”美兰自嘲地笑着说。

“哦，就那以后两三天，包就让人偷了。”

杨婶心里突然一紧，就像那天她回到家发现钱不见的时候一样，也像听到儿子考上研究生时一样，又惊又喜。她突然怀疑，失窃会不会和那天打牌的人有关，之前怎么从来没想起那一天的事。因为正如所有人判断的那样，作案手法太熟练，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了李海涛，所以，这就是李海涛干的，只是苦于没有证据证据罢了。如果当时那里装了一个摄像头，就能拍下李海涛作案的全过程，换鞋、戴手套、伸手拿钱，不慌不忙地逃走。杨婶坚信这一切，虽然没有摄像头的记录，但是这些画面在她脑中已经播放过无数遍，每放一遍，就让她的信念再加深一层。现在她却觉得自己被误导了，被民间的智囊误导，被警察误导，也被李海涛的历史背书误导；同时，自己也加深了这层误导。

杨婶发现了整个故事中的一个漏洞，就像白瓷碗上初显的一条细纹，也像退潮后粼粼沙滩上留下的一个个不经意的沙花。小细纹下是分崩离析的前兆，沙花下是吞吐着沙子的蛤蜊。

杨婶越想越觉得这个漏洞巨大，大到能让整个故事链绷断。那么本来坚信不疑的故事可能会有另一种更有可能的可能。那天美兰坐在桌边数钱，旁边的人都听到了，这就让其中的某人起了歹念。这个人知道包里有这么多钱，知道这个包会放在哪里，如果自己缺钱这就是一笔容易到手的资金。对，那个人当时正缺钱。那么会是谁呢？那天打牌的有：上家是美兰侄女，对门是小姑子，下家是李家二嫂子张品文；看牌的有，看牌的人前前后后好多人，哪能一一记全。

杨婶陷于回忆，没有心思打眼下的牌，借口上个厕所，让母亲王老太替一下，王老太本来坐在太阳里悠悠嗑瓜子，冬日下晒得昏昏欲睡。王老太得令就站起来替女儿，一边慢腾腾移着步子，一边乖觉地说：“可怜可怜老太婆，打得慢，年轻人包涵包涵。”

“杨大妈，到你这样的年纪还能打牌，还不带眼镜，我都高兴得不知怎样呢！”

杨婶走出门重拾刚才的思绪，过筛那天看牌的人。那天和今天一样，也是好太阳，比今天暖和，也在美兰家，此情此景让杨婶的回忆清晰起来。

美兰和她侄女绝对可以首先排除，美兰去陪读，她侄女不住在这里。再就是小姑子和张品文：小姑毕竟是小姑，排除；等等，李二嫂张品文有问题。

杨婶没细想就认定张品文嫌疑很大，她的名声让她做出什么事都不稀奇。十几年前张品文偷人，她老公知道后回来把家里砸个稀烂，一拳打碎一面落地大镜子，导致手臂伤残，后来干不了重活，只能帮人家看工地、看池塘。丈夫不在家那更方便，超出常规意义的偷，直接住在一起，只有老公回来的时候那男的才搬出去几天，饭仍旧在一起吃，酒照样在一桌喝。起初村里人看热闹去，看他们三人酒桌上如何相敬如宾，还要看晚饭吃完之后怎么睡。时间一长，大家就对这个节目失去兴趣，无非当个典故偶尔说说。大前年戴绿帽子的老公车祸死了，其实是他自己酒后追尾停在路边的汽车，最后可能是冻死的，不过法院还是判了一点钱。刚好，钱一拿到就把茅草屋修缮了一下，还剩了点，大手大脚两三个月后也差不多了。这个张品文的儿子也不是什么老实人，三十多岁吊儿郎当的没个正行，长年在外打工，可还要家里汇钱给他。几年前的春节，传要回来结婚，果然如期带着女人回来了，轰轰烈烈、欢天喜地把婚结了，可还没等过完年小媳妇就跑了。这里的人都说，这个小媳妇是花钱雇的，把婚一结，礼金再一分，合同就结束。不过张品文还是蛮高兴，电话里儿子告诉她生了个孙子，下次回来的时候带回来，可去年过年也没回家。偷鱼捞虾的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用说了，太多了说也说不完。

总之，整个这家人都不靠谱。说是张品文偷的钱，甭管有没有证据，包管大家都能相信。

可要落实，关键还是证据。

首先，那天美兰数钱的时候，张品文在，她听到也看到了，所以她知道这个包里有不少钱。其次，她缺钱，她实在是无时无刻不缺钱，又没什么经济来源，就靠三四亩地，还懒得很；姘头在一个工厂上班，不过是小工，没技术，工资自然不高，而且两人都嗜好一百零八张，输多赢少，每个月都青黄不接，每月十五之后喊他们俩打牌就像抓壮丁一样，没命地躲。

别忙，再想想看牌的人。

美兰的婆婆，那天她忙进忙出，屋前屋后兜兜绕绕，也不知道数钱的时候在不在现场，有点记不清了。美兰坐在我旁边点钱是刚开始打，不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圈打完要算账，所以就是第五把摸牌的时候美兰数的钱。时候看牌的人好像还不多。美兰的婆婆应该在，她在西房大客厅里吃饭，捧着饭碗站在美兰侄女背后看牌。没错了，美兰婆婆当时在，听美兰数到两三千之后，她婆婆捧着碗凑过去看看到底多少钱。

杨婶不禁后悔起来：打个小牌干嘛带这么多钱？要是不带出来，人家哪里会知道？都怪自己，给了小偷机会。此时杨婶认定，偷钱的不是李海涛，而是那天在场的人。不管是谁，本来她们都清清白白，可自己的钱让她们失去了清白。

美兰婆婆，最多不确定也不排除，先放一放。看牌的还有老娘王老太和小姑子的婆婆陆老太，这两个老太都可以排除。母亲王老太自不用说，陆老太家号称“沈万山”，不缺钱，而且陆老太又耳聋又健忘，别人聊天她都听不见，即使听见了也记不住。

当时大概就这几人，可那天后来看牌的不少。流水席一样来过的有：美兰大姐红英和小外孙女、邻居普兰、路亚玉、辛家婆媳、包林旺，后来还有美兰丈夫和公公，还有送信的邮递员。不过杨婶觉得这些都不太可能，或者说她已经认定就是张品文。

虽说张品文一年中有十二个月缺钱，但当时的张品文到底缺不缺钱呢？通常，张品文但凡手头有点钱，尾巴能翘上天，别说她的左邻右里，大概全村的人都会知道。一天上三回镇，打牌最积极，走起路来像大公鸡昂首阔步；讲起话来像政府官员作报告声音洪亮。可那段时间呢？那几天仿佛有点抖抖索索，当天喊她打牌就是，扭扭捏捏不肯来，最后美兰开车去接才勉强赶鸭子上架，来了也唯唯诺诺，轻声细语。而且，听说那时候他儿子又问她要钱，小孩要交上学费用。在此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品文没到西边来打过牌；而她也知道杨婶因为狗虱的原因不会去她家——所以基本没见过面，那是躲着呢。

一切都是明摆的了，不是张品文又能是谁？杨婶松了口气，可顿时又心灰意冷：关键要看证据，可时过境迁注定找不到证据。杨婶认准了张品文，她下定决心，明天定要会会那张品文，来个当面对质，看她招还不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