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秋日,在广州飞往北方的航班上,我遇见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姐。她头套U形枕,在座位边瞅我,她说想靠舷窗眯一会,能否换个座。看她疲惫的表情,我不太情愿地挪了窝。
两小时后,她醒了。先是道谢,接着解释道,“昨天清晨就从堪培拉机场起飞了,飞了十四个小时,中途还转了场,语言又不通,好不容易赶上国内这班机,累得不行!”
我问她去那边干啥,她理了理有些蓬松的头发说,她与老伴都是下岗工人,儿子却很争气,考上了留澳博士,娶了当地的洋媳妇,留在了那边。年初,洋媳妇怀孕保胎,儿子便央她去照料,这一呆就是半年。如果不是担心留在东北的老伴,可能还要呆一阵子。
谈到澳洲,我的大脑迅速被互联网与朋友圈一条条、一段段,一篇篇有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各种恩怨情仇的信息塞满。而她却修炼得风雨不侵。
她说,“澳洲的老百姓非常实在,像他们的宗主国英国一样,甚至较之更为远离政治,更为善待自己,更为享受生活。在澳洲,似乎什么东西都贵。可对我来说,最金贵的就是‘——空气’!基本没有环境污染的南半球拥有足够的富氧,让你活着每天感到最惬意的事,就是拼命想要呼吸。”
“在澳洲,一件衣服常常能穿两三天,脱下洗时,你会发现衣领、衣袖并不显脏。洁净透明的天空,云朵显得老低,仿佛伸手即可触摸。巷子、院落,青草地上,常见光着脚丫子满地跑的孩子,家长们并不责罚。因为被绿色层层覆盖的地表释放着大自然清新的体香,那是一种原生态的味道,一种你可以触摸与亲近的味道,就像你家里的地板一样。”
大姐说话较慢,仿佛在说一个梦境。我能想象,半年关在有地热且密不透风的房子里,半年固守在烟火气息浓郁的北方城市,在雾霾威胁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她内心的渴求。更能理解她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陌生的语境,陌生的家里发生了什么。
她说,最留恋的便是堪培拉的风。倚在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控制的莫朗格洛河边,立在海边,行走在宽阔的街角,或者低头吃冰淇淋,耳畔、发梢掠过的便是呼呼的风。从宽广无垠的南太平洋吹来的蓝色的风,从空旷神秘的南极大陆吹来的浴雪的风,没有鱼腥味,没有咸涩味,只有淡淡的香。如同滤过的雨水,洗过的苍穹,融过的积雪。拂过脸庞,袭入鼻腔,吻上唇角;掬一棒,吸一口,有种星际穿越之感。
我问她,你从堪培拉带回了什么?她说,啥也没带,啥也带不走,就像当地的风一样。她担心她的孩子以后为了孩子,会走得更远。一如当初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远方一样。
我知道她说的那种远,不仅仅是地域上的远;而她所留恋的风,也并非寻常意义上的风。
二
朋友半夜从开普敦发来信息,说他作为企业家代表去迎接赴南非访问的国家领导人了,他为祖国强大,为旅非华侨的身份感到骄傲。
开普敦是南非的首府,比北京时间慢六小时。他忙完一天躺在有月光的床上,兴奋得无法入睡;而我被一缕晨光惊醒,为了新一天的生计,愁得无法再入睡。
朋友在开普敦生活了十多年,先后在当地与约翰内斯堡、德班开办了几家小型超市,生意一直不错。这座城被“开普医生”宠爱,空气清新纯净,肤色黑白分明。
朋友是第二代华人,对他而言,能说中国话的朋友,能写华文的人就是他的故乡。
他祖籍福建,祖上原本是做黄金珠宝生意的,父辈在南非置业安家,娶妻皆为华人,语言文化习俗倒还相通。我翻看了他的朋友圈,每条都是国内的相关信息:有从同乡朋友圈转的,网上摘的,也有自己写的。为他点赞朋友也不少,包括能看懂华文的非裔人。
我好奇地问他,“你们生活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做生意,你们生活圈那么大,怎么没被同化呢?”
朋友在微信里发了个笑脸表情。等了好久,朋友打出一行字——“我们白天工作交流,说的是英语,写的是英语,只有同乡聚会,只有回到家里,打开微信,进了朋友圈,才能痛快地说写母语,才能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华人。”
朋友在南非有个不大的华人圈,他们把爱好文字的同乡拉了个群,组建一个华语文学平台,一起分享华语创作心得。我看了几则,大多是写中国古典名著、国学史籍的读书心得,以及思亲怀乡的习作,他们中少有人在国内学过汉语言文学,足见那份执着与坚持。
看了朋友背着孩子在大西洋海岸玩耍的图片,我便问起在非华人子女的状况。
“不少华人子女长大了,选择去欧美留学,有的娶了白人媳妇,有的嫁了洋老外。这是没法阻止的事。”
“血脉可能会变,但文脉不能断。只要从小骨子里种下华语的根,五千年中华文化沉淀下来的价格观、道德观就不会有大的偏移。”
朋友说,他们华人现在迫切地把华语教育放在首位,极力鼓励子女上当地的“孔子学院”,以此来影响孩子,保住一颗“中国心”。
南非作为“金砖四国”之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站点,正在一路向好。我在朋友圈中看到朋友一家人过国庆的视频:栅栏围着的庭院开满鲜花,院墙上插满五星红旗,草坪上摆着中式庆祝宴。被异域的太阳晒黑的皮肤,被他乡的海风吹皱的笑容,一声整齐的“祖国,你好!”承载了太多的沧桑。
中午十二点,朋友说,天要亮了,他要起床上班,给我留了言。
留言内容是这样的:要入夏了,欢迎来开普敦。来踩踩被蔚蓝色海洋浸泡的沙滩;来爬爬被祥云覆盖的“桌布山”;来吃吃即买即食的原生态鲜果;来吹吹“风的王国”里“开普医生”馈赠的清风……
看着朋友的文字,我忽然想起1977年在美上演的一部科幻片《大西洋底来的人》。剧中一个神秘的元旦晚,一股海底巨浪把一个奇异的生物“麦克·哈里斯”送到了人类圈,于是他成了地球上唯一干净、善良的人。
我的朋友与他的华人圈朋友,都渴望做这样一个有来处的人,一个纯净的生意人。而他们所凭借的方式是中华文明,如同洗涤人们心灵的“开普医生”一样。否则,他们最终都会变成无根的风。
三
尧是加籍华人,她工作在上海。我记得她说过,她回国来寻根。
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有些神志不清,自草原回来后,她在床上躺了七天。我一进她的卧室,她就仰头对我说,让我挤她的奶喝。
愣了半天才明白,她从草原带回一批有奶嘴的羊奶瓶,奶是原生态的。我瞅了瞅一身羊奶味且虚弱不堪的她,直摇头。
她是一名心理咨询医生,对远方的风景有着执着的信仰,如同她的洁癖。她的床不能穿着大裤坐,地板不能穿鞋踩,喝的水杯必须用清洗液洗七遍,连上厕所小解,也要用掉一叠纸……
可是,我在她房间里发现:地板上泥土斑驳,鞋子里黄沙堆积,换下的风衣折皱纵横,立在床头柜上的单反镜头还裂了……我想,草原一行,尧被折腾得够惨的。
尧是那年九月中旬只身前往呼伦贝尔草原的。她计划以海拉尔为中心,包车北上白鹿岛,再沿着俄蒙边境额尔古纳河流域,行至阿尔山原始森林。七天,七天走完大8字地图,再去拜访心中的圣地“科尔沁”。
可是,尧一到呼伦贝尔地界就什么都忘了,在那里足足耗了十五天。
秋天的呼伦贝尔美得像幅油画。金色的阳光与山林、黄色的野草与沙地、绿色的野花与沼泽、白色的云朵与羊群、蓝色的天空与河流……整个草原由东向西分别被大森林,大湿地、大草原主宰与切割。森林神秘莫测,草原野花一片;湿地丰富的植被,层层渐变,由浅而深,像上帝打翻的调色板,五彩斑斓,百翠流金。
尧是个不婚族,三十岁童心依旧。她说她天生是个无根的风尘女子,与那片洁净的土地前世有缘。
尧爬上额尔古纳的山包看日落,她可以两个小时不挪眼。蜿蜒曲折的额尔古纳河像一条蓝腰带,将草原紧紧环抱。在那片蒙古的发祥地,草原广亵苍茫,落日雄浑苍凉,一条母亲河把“呈上”与“贡献”的含义演绎得淋沥尽致。
尧看硕大的红日一点点,一点点地下沉,一马平川的草原刹那间变成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染缸,变成一个红色星球。马尾、羊头、牧羊人都是流动的画笔,描摹着秋天的童话世界。直到尧成为草原落日里的一幅剪影,渐渐地,被红色的海洋吞没。
草原的秋夜,呼呼的风,生生的凉。为看草原的夜色,为避风,尧把帐蓬扎在山包下。她将洁白的毛毡都搬出来,铺在草地上,用毛毯裹着身子,只露一双黑漆漆的眼睛。天空灰寂,晚云低垂,繁星仿佛镶在长生天胸脯上会发光的钮扣,彼此很近,近得仿佛能听见彼此的呼吸。
整夜,耳畔只有苍凉的风,吹尽黄沙,吹净草原,吹近千年的岁月,吹老马背民族沧桑的容颜。
一轮红日重新统治草原的时候,长风渐远,明净天外。尧庆幸自己没有感冒发烧,她立即把自己扔进帐篷里,盖上厚毛毯,等体温一点点升上来。她不想错过去恩和小镇的最佳时间,她知道与俄罗斯仅一水之隔的恩和在召唤她;那整排的木刻楞房子,木栅栏围住的院子在召唤她;还有会莳花的俄罗斯族姑娘在召唤她。
尧没有去风吹落叶沙沙的白桦林,也没有去风景迷人的阿尔山,她在室韦与黑山头逗留了太久。等她想起圆梦之旅的最后一站——大玉儿的故乡“科尔沁草原”时,已到了国庆节。
当她抵达的时候,她的眼前一片荒芜。被牧民收割后的草场上,堆着一卷子一卷子的大草甸。没有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没有白云覆盖着的洁白羊群,没有一代皇后大玉儿的歌声。连日的雨裹着长长的秋风,摧毁了草原上勃勃的生机。满目积水与沼泽,满目泥沙与瘦马。远处,从封闭的牧场里传来古老的马头琴声,像直下的长风,嘶哑低徊。她在呼伦贝尔积攒的所有美好记忆荡然无存。
尧怆然走出大玉儿的故居“孝庄园”,想着草原的盛与草原的衰,想起海子的诗《九月》:“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鸣咽,泪水全无;我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她心里又仿佛听到了旦增尼玛那悲怆悠扬的歌声——“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
尧在我心里一直是个无比干净的女人,她的世界太过透明,和她坚守的洁癖一样。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如顾城的诗——“你,一会儿看云,一会儿看我;我觉得,你看云时很近,看我时很远”……所以,我们始终没有交集。八年间一直如此。
八年后,无根的尧像风一样飘回了加国。她的微信里再未出现远方的图片与视频。而我已远在离她万里之遥的远方,甚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