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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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听着它起床，伴着它出行，陪着它劳动，抱着它入眠。它就是时钟，它就是天气预报，它就是指令，它就是良师益友，它就是最忠实的伴侣。它曾用悦耳的歌声，温情的话语，激情的声浪，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年少步入暮年，半个多世纪的温暖记忆历久弥新。直到今天仍存在于被遗忘的角落，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
一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拥有的第一件电子设备便是有限广播。那时，“村村有广播，家家有电灯”是奋斗目标。因此有限广播每家每户都有一两部。从村头牵着一根电线，连入每一家。天井后的中堂门楣上挂着一个广播，电线连着广播喇叭，地线扎入地下。我家有两部广播。除了中堂外，父亲的床边还装有一部。
广播的信号来自村里，村里有一个总控台。尽管广播何时响，使用哪个电台频率，播放什么内容，播多大的音量等，全然不由户主控制，但作为户主兼使用者、拥有者还是十分期待从广播里获得更多外面的消息。
播音员有时是村长、村干部，有时是临时出场的广播站管理员。都是土得掉渣的家乡话，广播的时长根据需要有长有短，内容也较丰富，也会有语句不通，但并不防碍村民们对它的喜爱，可谓是雅俗共赏，人们亲切地叫它“小秘书”。
年轻的村民们很喜欢在集体劳动时，听村里的有限广播转播省电台的热门歌曲，如《在希望的田野上》、《九九艳阳天》、《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歌曲过后，常常插播镇里、村里的政策、文件与制度，或者有关生产劳动任务的通知；或者村小欠学费的学生与家长名单播报；或者是好人好事的表扬，以及生产队家禽、粮食被盗事件的批露……人们边劳作边倾听，手脚一个比一个更加轻快有力了。到了歇脚拉家常的时候，男村民们便坐在田梗上抽上一袋旱烟，女村民们则哼哼刚播出的当红歌曲，或是与路过的村邻们聊聊广播里的新闻。
傍晚的时分。那时天渐渐黑下来，村民们结束一天的田间劳动，疲惫地歇着脚，或者正围着大方桌吃饭，聊着家常。若是广播播放诸如《李天宝吊孝》、《宝莲灯》等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戏曲片段，或者播放天气预报，户主们便立即号令全家安静下来，腾出耳朵细细地听。这一场景曾在人民公社集体劳动的年代给了许多村民温馨的记忆。当然村里偶或会发生个别村民拔有限广播线的事件，少不了会挨家族长辈们的训斥。
后来，由于有限广播功率大的大，有的小，音调高高低低，此起彼伏，久了便会出现杂音，有时也会变哑巴，维修起来太过费劲。于是村里对农户们的有限广播进行改革，改为在水泥电线干上绑定两三个高音喇叭。播出的频率少了，内容却更加规范了，只有村里发生较紧急的事才会起用它。再后来，人们的精力更多地参与到了自然村的民主生活会，以及新农村的建设话题上来，有限广播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习惯了“小秘书”的村落一下子便安静下来，垄头陌上，屋里屋外，少了戏剧，少了人们茶余饭后对村里村外发生的新鲜事的议论。村里的五保户们似乎更加孤独了，住在三间瓦屋的院落里，忙完家事的户主便搬了门板斜斜地背着光躺下，打起盹来。晴朗的日子，日光与月光相约光顾庭院，一寸寸的光影从东头的屋檐移到窗下，缓缓地掠过到水缸，掉到天井里，尔后渐渐窜入后院，钻入竹林里，最后坠落在矮矮的土墙外。除了那只乖巧的花猫不时地亲吻女主人安眠的脸颊，饥饿时叫唤三两声，断然不会再有任何的声响。
村庄的时光仿佛静止了，被遗忘在时光里的村庄又开始听到蝈蝈唱曲、孩子们嘻戏，年轻的母亲唤儿归，以及村民们手舞镰刀撩倒庄稼，负重的板车辗过黄土路的声音。
二
故乡的村庄被再次唤醒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故乡迎来再次的土地改革，村民们重新获得了自主使用的土地。生产力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善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第一台收音机就在这种大背景下落户到了村民家。
那时一台32开本大的收音机要二三十元左右。这小小的能发声的家电曾经是一枚标签，成为村里“当家人“的脸面，成为一个家庭走向富裕的象征，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春天来的时候，父亲背着母亲用卖“金针菇”的钱买了一台“长江牌”半导体收音机，那是台单波段中波收音机，上下两个可旋转的按钮。上面的用来调频率，下面用来调音量。拿回来的时候用红布巾包裹着，向母亲炫耀。母亲本打算用这点钱买小猪崽的，颇为不悦，一连几天不搭理父亲。父亲舔着脸讨好母亲，没两天就给母亲赊回来两头小猪，并保证把买这台收音机的钱给赚回来，母亲才肯罢休。
接下来，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搞了一个简短的收音机落户协议。他将收音机用两条红绸系紧，在中堂的左侧挂日历的墙上钉了一个长木桩，然后悬挂上去。那礼遇就像对待革命年代获得荣誉奖章的“英雄”。
随后，父亲与我们约法三章，确定了收音机的使用办法。早上6：30起床，一家人吃早饭，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7：00听天气预报，听完出门劳动。12：30-14：00回家午餐与午休，听广播剧。14：30-17：40由父亲与姐姐们轮流拥有。一般是将它带到田野里，放在在田梗上，用一把大洋伞遮着。姐姐们一边在娇阳下劳作，一边听着歌儿，生产效率居然提高了许多。18：30全家人回家一起听全省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与天气预报。19：00后便是音乐、广播剧或戏剧等精彩节目时段了……上学的小孩子必须做完作业才能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小喇叭》等少儿节目与歌曲。
起初，大哥与二姐都遵守父亲定的制度。但随着大家对这台收音机的使用，发现这家伙能调出七八个电台的频率来。而且每个台在不同季节不同时段都有着相当精彩的内容，于是大家便更离不开收音机了。
我们家自从有了收音机，父亲仿佛有了得力助手。他从收音机学到了许多科学种田、科学养殖等知识。成为村里粮食亩产过千斤的种田能手与家禽养殖标兵。我们家在分田到户那年就脱了贫，第二年就跨入万元户行列。父亲坦言，这都是那台收音机的功劳。
从收音机获益的父亲，过去一直以家庭“一把手”自居，后来所幸退位让了贤。父亲将收音机尊为“一把手”，对它可谓言听计从，而且轻易不会借人。
自然村邻们都羡慕我们家。春天什么时候适合落种？是种蔬菜好，还是种庄稼好？种子、肥料哪个地方产的质量好？该施几种肥？施多少斤的肥？什么情况下准备抗旱？什么时节打沟排水？什么日子收割庄稼？就连过去晒谷子这种不是事的事儿都来问父亲。于是父亲逢人就嘿嘿地笑，也因此得意了很久。
夏日农忙的时间，收音机播出的节目是最为精彩的。结束劳动后的一家子盼来一天中最美好的休憩时光——纳凉的夜晚。夜晚的乡村，繁星满天。村落依旧有些炎热，男人们无一例外地赤裸着上半身，脖子上挂着擦汗的毛巾，有些湿漉漉的。萤火虫开始亮灯的时刻便是蚊子偷袭的时候，父亲在天黑前早早地将竹桌椅、竹床搬到院子里。未等菜摆上桌，父亲就打开了收音机，调好戏曲频道。一边饮一口烧酒，一边听着戏，一脸的得色。
饭毕，夜色朦胧起来。一家人围着竹床，或坐或卧或把脚丫子搁在竹床上，躲避蚊虫的偷袭。人们的手上断然不能缺少那把大蒲扇，一处处，一排排摇起来，风便像长了翅膀，在身体的周遭忽忽地游走。一会儿撩拨着新媳妇胸前的钮扣儿，一会儿卷起大姑娘的裙角儿，一会儿抚摸一下趴在竹床上，光着屁股蛋数星星的孩童们，一会儿又扑上奶奶们的鬓角与发梢。收音机里的戏曲也跟着这游走的清风摇曳起来，远远地听着仿佛更灵动婉转了。
年长我八九岁的二姐与三姐不太喜欢听戏，她们钟情于《高山下的花环》、《夜幕下的哈尔滨》等广播连续剧，以及邓丽君的系列歌曲。我与大哥则喜爱当时最流行的新派武侠小说，譬如梁羽生的《萍踪侠影》、《七剑下天山》，金庸的《雪山飞狐》等。那个时候的武侠小说一般以评书方式播讲，说书人模仿不同男女角色，以高超的口技艺术，让人物性格栩栩如生，让那个年代的武侠迷们着迷、发疯。
那年，评书播出时段恰好是酷热的中午。大哥患有小儿麻腗症，有严重的腿疾，便被父亲安排在家做饭。武侠小说播出的时间一到，我俩便将收音机取下来立在饭桌上。遇到收音机电池量不足，声音变小时，我俩便趴在饭桌上，把耳朵贴近收音机的喇叭口。说书人每每讲得到精彩的打斗环节时，大哥便激情四溢，拍案叫绝，浑然忘却了做午饭这档差事，结果大哥受到父亲严厉的责罚。
然而，收音机给我们家带来的并不总是和谐与快乐的音符，也出现过几起摩擦。
由于大家喜欢的精彩的内容时常出现在同一时段，这样家庭成员之间便出现了矛盾，大哥与二姐争抢收音机的事件接连发生。父亲钟爱的“一把手”也因此遭了殃，大哥自然也遭了殃。父亲的巴掌在大哥的耳边呼啸而过。
为了让大家不错过精彩的节目，平息父亲的怒气，大哥除了赔理道歉，还得负责修理收音机。渐渐地，聪明的大哥居然成了村里修理收音机的小行家。
三
后来，村里的电器产品渐渐多了起来。黑白电视、录音机开始进入部分富裕的家庭。尽管电视与录音机风头正劲地抢占着人们的生活空间，但由于村子里常常断电，它们出场的机会便很有限。收音机在大多数的家庭，大多数的时间里依旧扮演着有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走到谁家，走过谁的窗前，耳边都能听到它的低语。
那时候我上了镇上的中学，大哥则辍了学，他拜了镇上的一位修理师傅为师，学习电器修理。于是，家里更换了一台双波段调频收音机，尽管是组装货，但音质还不错，能听三五个台，哥哥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父亲。那台收音机对于父亲有着特别的意义，在姐姐们相继出嫁，我离家求学的日子里，收音机与父亲几乎形影不离，陪伴着父亲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晚年，直到父亲患病去世，它被转给更加孤独的母亲。
许多个寒暑假里，那台已经老旧的收音机白天是陪着母亲说话的人，到了晚上就是我的枕边人，我的良师益友。入夜，沉寂下来的村落，沉没下来的秋夜，静谧清冷，如水的月色洒在窗台上，晒在床沿上，一台收音机卧在枕边，小小的音箱里流淌着动听的旋律，最走心的当数散文与诗朗诵。
那时，正处于创作旺盛期与苦闷期的海子诗集尚未有出版，统治诗坛的是继“食指”之后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诗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 “朦胧诗派”。在相对落后的乡镇，名家的诗集是不可能进入新华书店采购目录的，于是大多数农村的文艺青年想要接触或接受雅文化的洗礼，主要途径还是靠收音机。
记得收音机里常播的诗朗诵是舒婷的那首《致橡树》——“如果我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舒婷的这首诗全然没有“朦胧”色彩，相反它有着明丽隽美的意象，充满着浪漫的英雄主义气息。诗歌通过木棉对橡树的独白，诠释的是全新的爱情理念。在那个年代感染了无数情窦初开的痴男怨女。
我也是从那时起开始了解诗歌、诗人并爱上诗的。那时收音机这个神秘的东西能收到港台的一些电台。邓丽君、汪铭荃的歌就是这样走进千家万户的。那段岁月，我不仅喜欢上了音乐，爱上了文学，还学会了一两门外语。这不能不说是收音机给予我的。
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收音机开始小型化，带着耳机的微型收音机大量出现。它依旧是离家千里的打工族们喜爱的“枕边人”。
不少农村青年从城里的大学毕业，因学校不再包分配，于是又回到故乡，成了村里的零余汉。为了寻找出路，大多人再次背井离乡。出门的时候，再少的行囊里必有一部收音机，当年一档名叫《夜半心声》的电台节目曾陪着多少打工族度过了多少他乡的难眠之夜。
我正是听着《夜半心声》里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成长的，并在一家机构找到了一份做编辑的工作。我的文学之路也开始峰回路转。我从给电台栏目投稿，渐渐地转向报刊杂志写专栏。我不仅成为几家电台栏目的特约评论员，还成为几家杂志报刊的签约撰稿人。从写诗歌、散文到写小说、评论、剧本，我的文路越走越宽。
随后几年，作为通讯工具的手机开始出现，物态意义上的收音机日益成为“零余汉”，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夹进了历史的书页。
可是我依旧保留着听收音机的习惯，把手机放进裤兜里，插一对耳机，工作之余，出差的途中，回家的路上，享受放松下来的时光，听着听着便进入梦乡。如果是开车，或是打的，也会打开收音听，听听交通路况，听听当地新闻，听听本土音乐，给自己提提神，听着听着便到了家。
我们小区有位门卫，是位五六十岁的大叔。我每次进出小区，都能看到他小小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他看上十分的苍老了，每次见到我都满脸的笑容，友好的站起来点头示意。而他的一位老乡，据说是老伴过世后来城里投奔儿子的，也必定每天早上六七点会路过保安亭，会和他打招呼。老友手里常常举着一台收音机，边散步边跟着收音机唱着我听不懂的地方剧。
这是我看到的为数不多，依旧使用着老式收音机的人。我想，那些步入暮年的老听友们，有收音机几十年忠实的陪伴，他们应该是快乐的。而那些走远的日子，那些年轻的岁月，那个激情的年代，因了共同的记忆，因了一台老式的收音机，因了一段怀旧的歌声，热腾腾的心便被排山倒海地激活起来。就像住在三亚的东北人，有了那温暖的一个手势，一个动作，一个表扬，一口浓浓的乡音，老人们便感觉自己仿佛不再是别人城市里的零余汉，而是城市的主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