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悟爱

城里的月光

我生长在福州，却从未把自己视作地地道道的城里人，这或许是我的潜意识里已把童年留在了农村的缘故。

我是十岁那年才随父亲进城念启蒙班的。入住城市，我几乎没有朋友，对城里的陌生和对城里随时都会冒出“黑五类”、“狗崽子”、“牛鬼蛇神”之类人的思想戒备，还有那规规矩矩貌似正统教育的学堂，厌倦的情愫常常使我怀念起乡下那自由快乐的日子。

早晨，我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午后约了玩伴挎着竹篓到村外的河边捡蚬子。那时河水很清澈、凉爽，我们高高地卷了裤脚，猫了腰，总是要等到夕阳西下，河水涨潮，脚趾儿泡得发麻、发肿了才极不情愿地上岸。归途中，那一篓篓的蚬子总会引出一路的儿歌。母亲这时已在家门口守望，目光充满深深的关切与担忧。我常因弄脏了衣裤，或者迟归挨母亲的训斥。但母亲的臂弯依然是我儿时最美的童话。入夜，柳梢上的月光一点点的升起来了，透过屋顶的缝隙泻在母亲安详的脸上。大蒲扇下幽幽的轻风呼呼的，把一个个关于月亮的故事，夹进我心灵的书页里。萤火虫就是这时候走进我们蚊帐和梦里的。

城里没有月光，只有很深的孤独围绕。我和父亲当年的住所是20来户人家围起来的大杂院。确切地说，是一排非常简陋的小木屋。楼上人家偶尔用拖把拖一下地板，涓涓的污水都会渗透到楼下。于是，那继之而起的争吵声、咒骂声常常惊扰我的睡眠。我们的木屋子斜对面的院墙处是一间大大小小的炉灶组合起来的厨房，那地面久积的污水、稀泥，使我常常不愿涉足。

记忆中，父亲常常加班，深夜才归。晚上放学后的那段时光是我最难熬的。我常放了书包倚在门槛上，看一家家男男女女从锅里乒乒乓乓地盛了饭菜兴冲冲地往楼上走，落下鞋子震动地板的特有节奏，此刻我的胃就感觉饥饿。当一些声响渐次止息后，我时常看到我家对门高我四级的那个男孩（他母亲和我父亲同单位）每晚半伏在地上，卷起长长的纸筒，吹炉火的情景。那张红通通的脸，在夜色里是那样生动，我的心里便升腾起一阵暖意。我很少和他搭言，只是痴痴地望着他。他常常乘他母亲不注意，给我送来香喷喷的饭菜，我大多是一把接了，缩进屋子里狼吞虎咽地吃，他则在一旁微笑地看我。我不知道那时我为什么竟不懂得羞怯。

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里，关爱与米饭的香甜常常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冥冥之中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大哥了。久了，我会告诉他关于月光的故事。

他说，城里没有月光，月光都被下乡的知青带到了宁静的农村。城里只有星星，星星也都变成了一双双父母盼儿归的眼睛。他说这番话时，语气像个大人似的深沉。我后来才体会到城里也有月光，他曾经照亮过我人生最美丽的一段日子，且一直会照耀下去。那个男孩，后来成了我的夫君。

两个男人的故事

那年夏天，陈毕业的时候，我也念完了初中。母亲和弟妹们也陆续搬到城里来。家里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已很难支撑下去，母亲便去建筑工地当临时工，傍晚回来一个人坐在短凳上捶着腰叹息。看她憔悴的模样，我决定去找活干来减轻她的负担。母亲得悉后没有反对，并且很快帮我找到一份临时工。晚上我到厨房去做饭的时候碰到陈，陈已经在一家工厂做了好几天临时工了。高高大大的陈话不多，他一边从容老练地翻动锅里青菜，一边有些腼腆地问我的打算，我发觉我们都长大了。

陈第一次约我看电影是在我做了一个多月临时工后。正逢周末，陈说：“今晚电影院里放电影《甜蜜的事业》，很多人去看呢，我弄了两张票，你去吗？”我不加思虑的答应了他。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去看电影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我已记不清电影内容了，只知道那晚母亲的训斥让我一夜难眠。我母亲与陈的母亲在生活中一直有一些小磨擦，我当时以为她是在借题发挥，小题大作。

次年春天快结束的时候，住同一院子的几个男、女孩子闹着要去福清石竹山踏青。我长这么大没出过福州城，自然大声附和。因我有位舅舅在福清，母亲也便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等到上路的时候，同伴一个没来，只剩下了陈和我。陈跨在自行车架上望着我一脸的坦荡与鼓励，我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坐在了陈的自行车后。

石竹山茂密的绿林与清澈的山泉让我们忘却了小院诸多烦恼。陈帮我采集了大把的山花，我们从午后玩到天黑。那晚，我和陈坐在山坡上，吮吸着清凉的风里山花的馨香，看山下灯火阑珊。陈忽然握着我的手说：“记得小时候我对你说过，谁娶了你，福气呢。”我侧过头去，想那个半伏在地上吹炉火的男孩，心里一阵暖意。这种暖意随他满溢汗水的气息在我心里散逸开来，渐渐笼罩了那个弥漫着山花清香的夜晚。

回到家，那个小院传开了我们的恋爱故事。母亲后悔不迭，父亲搬出陈“没有正式工作”、“家境不殷实”等等理由，轮翻轰炸，阻止我们来往，但我怎么也管不住自己的脚，不时出去与陈幽会。父母逼急了，我也会拿当时“到农村插队去”等流行的话来吓唬他们。我后来想，那时我是真的在恋爱了。

恋爱的滋味不知是甜还是涩，我在那种不和谐的音符中度过了两年，直到我招工进了一家国营单位，陈依旧干着他的临时工。地位的差异无疑又给父母反对的口食，为了逃避，我搬进了单位的宿舍住。

工厂的生活紧张而又丰富多彩，我在许多次文娱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了颇有声名的厂花。也自然成了厂里一群男孩子们追求的目标，帅气的铭就在那个夏天走进了我的生活。铭是厂里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不但会弹一手好吉它，写得一手好字，还很健谈。铭时常借故约我去散步，跟我谈厂里的锁事，谈厂长夫人，谈他的抱负与忧郁。谈着谈着便会意气风发地抱着我的手臂旋转，我觉得朝气蓬勃的他与陈是两种全然不同的男孩。

铭身上似乎有一种光环，他看我的目光常会让我心里发慌。这种感觉是我与陈在一起时绝无仅有的，我发觉铭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近，我害怕极了。铭一次提出要到我家家访，他拎了大包的水果，说这是工作需要。铭对我父母非常有礼貌，母亲表现得极为热情，端茶倒水；铭和父亲很投缘，一坐下来便海阔天空；我被一家人的笑容震住了。铭回单位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停地想，想不苟言笑且憨厚的陈，想他曾如何地呵护过我，然而，我心里荡漾着的竟然全是铭那张帅气的笑脸。一边几日，我彻夜未眠。

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铭给我送了一支玫瑰花。铭说，他爱我，他要我与陈断了关系。我一片茫然。

秋天来时，陈给我送过一次被子。那天一大早他站在我们单位的铁门外，他看上去消瘦了很多。他坚持要把被子送到我宿舍里，还轻轻跟我说，他已经招工进了厂。我木然地听着，心里盘算着万一被铭瞧见，如何跟他解释。

我一直将我与铭的关系瞒着他。父母对陈的态度以及铭给我的快乐，使我萌生过想放弃陈，然而，我却怎么也难以对陈开口。

那年深秋，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做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我因母亲生病而请了假。病中母亲常念及铭的好，我心里酸酸的。回厂后，我去找铭，想告诉他我的决定。

我拐到二楼铭的住所，想铭应该会以怎样的姿势来表达他的喜悦。我顺手推开门，入目的画面让我惊呆了。我常与铭对坐着谈心的书桌前斜倚着一位长发女孩，女孩的整张脸深埋在铭的臂弯里，铭的手里持一支白菊，脸上那谙熟的笑容在门开的刹那僵硬了，我喉咙里如同吞下了一只苍蝇，一种呕吐的感觉直逼胸口。

我大力摔门，扭头就跑，铭追出来，在我身后疯狂叫我的名字。我只听到飒飒的秋风剪落梧桐枝叶的声音。

岁末，我嫁给了陈。新婚那夜，陈对我说，他终于圆了他儿时的梦。我躺在这个憨厚男人的怀里，泪流满面。

生死悟爱

嫁给陈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陈的耿直与厚道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然而，当我生下女儿后，我发现躺在我身边的我最亲爱的丈夫原来是我最不了解的人。

丈夫很爱女儿。女儿才出生那阵子，每天下班后，他就抱着女儿立在窗台边，看窗外的万家灯火。并告诉女儿哪儿是外婆的家，哪儿是他工作的地方。女儿哭的时候，他会摇响铃铛，让女儿听那清脆的铃声。并且会唱那支“我们站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曲。他那沙哑的喉音常让一屋子弥漫起沉郁的氛围。对于患产期综合症的我来说无疑增添了烦躁不安的情绪。我想阻止他，却又于心不忍。我的确无权干涉丈夫用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他的快乐和爱。我那时最需要的是丈夫的爱抚，然而他没有给我。他几乎体会不到我躺在床上胡乱地翻阅杂志与育婴手册时不安的心情。我渴望他能陪我出外走走，去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及泥土的芬芳。而他除了哄女儿，少有想到我的时候。

丈夫无疑是个粗心汉子。后来我身体复原渐渐喜欢热闹起来，不时约了朋友来家小聚，谈工作、谈谈女人的话题。而丈夫常摆着一幅冷峻的面孔，少有欢颜。他可以径直地走进房间一个晚上都不出来。若是偶逢周末想出去活动一下，那得带上女儿。用丈夫的言论来解释便是“女人成了家，相夫教子是正理” 。他只认这理，我不懂正理、歪理，为了避免争吵，我只能委曲自己：不跳舞、不打球、不外出聚会、不自作主张……

我渐渐习惯丈夫在身侧打着微鼾声沉沉睡去，无论年华如何检视我日益苍老的容颜。习惯了一个人摸着夜路回家，而不必挂牵是否会有一盏灯在为我守候。我不停地想婚前丈夫对我是怎样地呵护与宠爱，但搜索枯肠方发现，原来丈夫依旧，所谓臆想的浪漫都是我一厢情愿。长期失去沟通使我隐约地感到我们的婚姻已走到尽头。

那年春节，我们一同去拜访一位儿时的恩师，我与师母聊着童年趣事。在饭桌上丈夫忽感不适，一个人冲到屋外不停地呕吐，我记得那天他根本滴酒未沾，我想搀扶着他，他摆摆手说没事。恩师惊慌地跟过来一定要送丈夫去医院，我想一向强壮的丈夫不会有什么大碍，便婉拒了。不想回去的路上他依旧呕吐不止，我忙找恩师联系医生，折腾半天，等到送到医院已是午夜时分。我坐在医院那条长长的木椅上，困倦使我昏然入睡。次日，我到医院帮他取检查结果，当医生向我言明病情时，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丈夫患的是胃癌，且是晚期。我想不到这只在电视、电影里才会出现的镜头居然走进了我的生活。那一刻，我像一个被全世界愚弄的犯错的小孩，呆立着不知所措。我脑子几乎一片空白，我不知该如何瞒着丈夫，更不知该如何向婆婆交待。

接下来，丈夫连续两次上手术台。医院那条昏暗的走廊与那张的长椅，我想我今生都不会忘记，我是怎样一次一次无力地靠在墙上呼唤着丈夫的名字，默默地为他祈祷。首次切胃后的丈夫剧烈地消瘦下去，茶水难进，可每天他依旧强迫自己进食，吃一次吐一次。看着他强烈的求生欲望，我的心隐隐作痛。我无法原谅自己，我把这一切的罪责都归结到一个不称职的妻子身上。

第二次手术后，丈夫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几次爬到医院的阳台上想跳楼自杀。我知道几次毫无转机的手术所带来打击，以及因住院累积的债务正在吞噬着丈夫生存下去的信心，这个世界上谁也无力挽留丈夫了。我想起近一年来，一次一次奔波于医院与家之间，一次一次到单位请假，一天一天没日没夜为他操劳、一夜一夜因他失眠，我走到崩溃的边缘。

想他每次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时那深锁的眉头；想他也许永远不会再醒来那刻我的恐慌；想他一日胜似一日的痛苦……我不忍看他，我真想默许他，就让他这样结束，获得永远的解脱。

可是当他近乎乞求般地对我说，“你让我走吧！我不想折磨下去”时，我依然抵挡不住那周身彻骨的冰凉。

我拼命地摇头拒绝他，近乎丧失理智——“不行，我不能让你就这样走，我将来怎样对女儿交代。”从此之后，丈夫直到生命结束也再未动过自杀的念头。

出院后不久，便逢上女儿九岁的生日，我提议一起出去吃顿晚饭，并点了丈夫最爱吃的红烧鱼。当我替他夹了一块送到他碗里时，他摇摇头，默默地看着女儿舞动着筷子在杯盘之间穿梭。眉梢偶或闪现出一丝笑意而后又遽然深锁。我明白丈夫一定在想明年是否还能看到女儿过生日。那晚本该是一家欢欣的日子，我们却被一种生离死别的阴影笼罩着。此后，我们常常手挽手地漫行在屋外的草坪上，小桥边，谈起城里的月光，谈起石竹山的灯火，谈起婆婆大人。我们很少提及今后的事，仿佛时间在我们脚步前停了下来，我们相拥而笑，笑着笑着就落下泪来。每个清晨，每个黄昏，我们独守着属于彼此的最后时光。

那年冬天，丈夫病情再度恶化，随着第三次手术失败含恨而逝。丈夫的遗体就停在我们日夜相守的婚床上。我把所有人都堵在门外，一个人静静地替丈夫宽衣，我知道这是我与他今生最后的告别。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我们相识、相爱15年间的诸多情节。快乐的、悲伤的都将在此刻永久在划上句号。我蓦然感到原来我是怎样爱着眼前这已不再应我呼唤的男人，我忍受着强烈的呕吐扑到窗台外，泪如又般飘落于窗外的夜色中。

情感热线

丈夫去世一年后，我兼职的那家公司也宣布倒闭了。老板那天午后将我们集合在一起开了一个短会。大意是告诉我们明天一早将有人正式接管这家公司。我收拾完东西，如往常一样把办公室的门带上，习惯性向对面的那间大大的办公室投去一瞥。透过四壁的玻璃窗，我看到一片烟雾缭绕之中，一张男性的脸在纸烟燃起的微光中明灭。

我记起我第一天踏进这家公司时，那张脸曾是如何的热情洋溢而生动无比。我知道此刻他并不需要我的安慰，他只希望我们一声不响地离开他，让他独自去品尝失败的痛苦滋味。我慢慢绕过那间办公室一步步地下楼。我想明天就将学会忘记，忘记各奔前程的同事；忘记通往这家公司的公车号码；忘记这家公司的每一个楼道与拐角；忘记一张张我曾经谙憝得像亲人般的脸。我的心一阵疼痛，我不想这么早回家，我想给家里的女儿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将不能回家吃晚餐。伸手入兜，传呼机在掌中脆响，我抓起身边的公用电话回机，耳边是一个熟悉的男人的声音。他告诉我他已经为我联系到了一家公司，让我明天把档案转过去。我想对他说我并不需要工作，而想趁机休息一段时间，可是我却答应了他。家里的煤气快没了，女儿要去学钢琴，我需要工作，需要钱养家，养女儿，我答应过丈夫要让女儿得到最好的教育。然而这个男人已经为我做了太多的事，包括我刚刚告别的那个老板，那家公司。

次日，我按他的安排办理完了上班手续。那是家待遇颇为不错的电子商务公司。我想他在为我联系这家公司的背后一定付出了不少。为了略尽感激之意，我约了他一起吃晚饭。

福州城的冬天仿佛来得特别晚，我第一次在丈夫去世后穿上棉织的长裙，描了眉，早早地在预定的一家音乐餐厅等候，我想让他看到我很快乐而且满足的假象。他应着乐声而来，略显沧桑的脸上写满坚毅与睿智，我想那恐怕就是许多女人仰慕的那种男性的成熟。我低头替他倒酒，他呷了一口，浅笑着问我，“快年关了，家里还缺点什么？“我摇摇头说，“什么都不缺。”我很平静地看着他，听音乐与他温暖的话语从耳际一遍遍地滑过。那夜，他痴痴地看我，如同少年的模样。而我却心静如水，凭其俯视。

除夕那天，母亲打来电话，让我和女儿过去吃年夜饭。午后，正想出门，却下起大雨来。于是，我决定在家过一个简单的年。我走进厨房忙活起来，我几乎忘了他说过要来。

饭菜做好后，他来了，拎了两瓶香槟，一个布娃娃，淋了一身雨。我递一条毛巾给他，他顾不得擦拭便脱下外套一把把女儿拥在怀里。女儿满足地抱着布娃娃在他的肩头咧开嘴笑。我仿佛又看见丈夫活了过来，用一双冷漠的眼睛看我。吃完年夜饭，我支开女儿，对他说：“你家有老婆孩子呢！她们需要你，以后别来了吧！”

“家里有孩子陪她，她不孤独，也许她并不需要我，而你不同，你家需要一个男人，需要我！”他深情地说。

“可是你明白，我们都快不惑的人了，更需要理智与责任。”

“你放心，我并不需要任何条件。我只想能帮你。”

那晚，我硬着心肠把他赶出了家门，把他推向冷冷的雨夜中。结果他在病床上躺了三天。

大年初一，我打电话给他妻子，电话那端是一个女人的抽泣声，良久良久。而同时我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哭泣声，在那个迎春花绽放的午夜里彻夜不息，一如当年与丈夫最后的告别。从此，我和他之间再也没有故事。

两年后，我走进了我至今仍为之奋斗的公司。并在这座城市的一端重新找到了一个平稳而又幸福的家。又两年后，这家公司的员工情感热线电话开通，我成了一位“知心大姐”。每次拿起听筒，我都有一种冲动。我想告诉那些年轻的遭遇挫折，碰到困难或迷途的朋友们：其实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走不出的风雨泥泞。重要是牢握手中的那把伞柄，不让忧愁的风雨浸湿你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