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可温

一

《战国策·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用草编的食器给他饭吃）。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

后有句式“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可见春秋时期，有才能的人们在自我认知的世界里就有对物质生活的明确追求，且层次等级日益清晰。即“食有鱼，出有车，归有家”。以当时条件测算，应该是比较富足的中上等阶层，相当今天的小康生活。因为，在五千年时间长河里，大多数时间众多普通民众仍然过着“食以草具”的生活。

在古中国，还有“屑榆为粥”与“断齑画粥”的历史典故，其生存之难，可见一斑。

“屑榆为粥”出自《新唐书·阳城传》。原文为“岁饥，屏迹不过邻里，屑榆为粥，讲论不辍。”“屑榆为粥”的意思是“把榆树皮研成细末煮粥充饥”。而“断齑画粥”出自“宋代释文莹《湘山野录》。文曰：“范仲淹少贫，读书长白山僧舍，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两块，断齑数十茎啖之，如此者三年。”

无论是“屑榆为粥”，还是“断齑画粥”，都是生活，都是励志之器，都是面对艰辛与苦难时的向阳而立，向死而生。

故乡有个习俗，就是喜欢吃粥。整个春夏季的早中晚餐都是粥。从外婆家到奶奶家到亲朋友好友左邻右舍，吃粥成了江汉平原的一种习俗。后来在东南沿海名城福州定了居，发现年长一些的伊姆与伊巴，一日三餐也喜吃粥。

吃粥是对膳食文代的传承，是苦难生活的延续，也是一部白手起家的创业史。一碗“咸萝卜干、腌洋姜、腐豆腐”搅拌着能照见人影的米粥，大抵是旧时代挣扎在生存与温饱线上的人民真实的生活写照。

福州当地有句俗话——“肉吃肉干，鱼吃鱼干，虾米拌稀饭。”虽然讲的一种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生产关系，“你给什么样的待遇，我就拿什么待遇的力气来干活”。其实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生活品质的一种自觉追求。

粥作为中华膳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小米粥、大米粥、寒食粥、腊八粥”到“红薯粥、绿豆粥、莲子百合粥、冬瓜瘦肉粥、丝瓜粥、苦瓜菊花粥、荷叶莲藕粥、皮蛋瘦肉粥、八宝粥”；以及“甜粥，咸粥、养颜粥”，再到“蔬菜粥，水果粥、鲜花粥”……五千年来粥海盛宴千姿百态，变化无穷。

煮一锅粥，无论是野炊，还是家厨；无论煮的养颜粥、养生粥，还是裹腹粥；无论给亲友，还是自己；无论是久别重逢，还是大病初愈；那热气腾腾的烟，那袅袅浮游的香，那直抵舌尖的味，是酸楚的泪水，是感动的泪花，是让人怀想的温暖。

二

“粥”入中华孝悌文化源远流长。

《新唐书．李勣（jì））传》：“性友爱，其姊病，尝自为粥而燎其须。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虽欲数进粥，尚几何？’”

文中的“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人，大唐开疆拓土名将，生于公元594年，率于669年。

李勣活跃在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他出身高平北祖上房徐氏，他早年投身瓦岗军，后随李密降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高宜李渊下诏封“曹国公”，并被赐姓“李氏”“附宗正属籍”，再赐良田五十顷、上等宅第一所。徐世勣自此改名“李世勣”。

他随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四方，两击薛延陀，平定碛北。后又大破东突厥、高丽。他出将入相，功勋卓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历任兵部尚书、司空、太子太师等职。

《新唐书》文中所说的是李勣为姊煮粥的故事。后以“煮粥焚须”比喻手足情深。

《弟子规》中有“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说的便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当哥哥姐姐的要懂得关怀、友爱自己的弟弟妹妹；当弟弟妹妹的，要懂得尊敬、恭敬自己的哥哥姐姐。如果兄弟姐妹都懂得了“恭敬”“友爱”，都能和睦相处，这就是孝顺父母的一种体现。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煮粥焚须”也是中华孝悌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是“粥文化”的典范。

三

闲读沈复的自传体散文集《浮生六记》，品食粥生活颇有意味。尤其“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两句最为感人。

沈复生于清朝乾隆年间正在走向没落的地主阶级家庭，他终身未试科举。与其父一样，一生颠沛流离，过着一粥一饭需人供养的“韶兴师爷”般的幕僚生活。

沈复妻子陈芸，字淑珍，昵称“芸娘”。俩人是表姐弟，是初恋情人。沈复虽是长子，却被打上“过继给堂叔伯”的标签，在家并无多大话语权。这便埋下了沈复夫妻生变的种子。

芸娘呢，不仅生性温柔平和且勤俭善良，尤工女红。她受丈夫读书识字思想熏陶，才情过人，眼界开阔。她不只忠贞痴情，包容性也很强。自己居家独守空房，粗茶淡饭，却心忧放浪的丈夫在外孤独，多次动起为其纳妾的心思，竟然还立志为丈夫寻一个有才有貌的小妾。先是暗荐“船家女素云”，尔后力促名妓之女“憨园”。今人尚且谈“妾”色变，旧时与人共享男人也非一般女子所容，有儿有女的芸娘为何要给自己找个竞争对手呢？

“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这是芸娘当时身份的真实写照。从食粥农家小院嫁入地主高门府第，这不只是身份变换的不适，更有力量失衡的不安。或许，她不只是想为夫纳妾，她更想寻求一种倚仗与支撑。她希望被人看得起，希望有位志趣相投的女子与其共同面对婆婆，抵抗封建家庭中“小叔子”“小婶子”“小姑子”等利益体发动的联合攻击。也就是说，在受到封建礼教与利益集团围剿时，她一个毫无社会地位与娘家资源的弱女子，不过是想创建一个最小单位的攻守同盟。

芸娘虽脱离了底层小农家庭，却始终未脱勤劳善良贤淑本性，信守“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有着维系士族浮华生活的主观愿望，有着把人间烟火过成诗酒田园的朴素梦想。

《闺房记乐》文载：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贻人笑也……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

芸娘最终被逐出家门，是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家庭利益斗争的必然结果。芸娘有才，读书识字能文，沈复的父亲将书信来往之事交由芸娘掌管。但其母亲并不信任芸娘，除了家庭成员的挑唆，也与急于做个好媳妇的芸娘讨好公公（曾为其公公安排过一位侍女，实为小妾）犯忌失策有关？

某日，婆婆私自拆开了书信。发现芸娘写给沈复的信中戏称公公为“老人”，“婆婆”为令堂，还揭发小叔子借“高利袋”（后来证实不虚）……这给了“护小犊子”的婆婆向芸娘发难的借口。婆婆在公公面前百般挑唆，芸娘成功被污。公公冲冠一怒将她驱逐，全不顾念芸娘对其尽心尽力的付出，更不顾念芸娘嫁沈家已生下一女一男，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芸娘之死，只凭作者沈复的主观回忆与粉饰美化或许并不客观。首先，从《浮生六记》的描述可见，婚后沈复多次出外谋生。沈复这位旧时代文人，有着旧时文人“穷困潦倒”却“放浪不羁”的习性。在出苏州下广东奔走求职的过程中，竟然偎红倚翠野游，押雏妓喝花酒，仅在广州滞留的四个月，前后花费了一百来两银子。还自诩“半年一觉扬帮梦，赢得花船薄辛名”。殊不知妻子芸娘死时，作为丈夫的沈复竟身无分文，其觍着脸向姐夫借得二十五两纹银并变卖舍中物件方草草了却后事。

次外，芸娘之死说明在清代经济濒临破产的封建地主家庭，空有生活理想是行不通的。芸娘与丈夫长期分居，居家言行受禁锢，被婆母猜忌、被家庭排挤，无人守护，被构陷被“休弃”是主因，芸娘被欺骗，被仆女背叛等不过是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闲时与我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有了表姐“陈淑”，有了恋人“淑真”，有了妻子“芸娘”；有了初婚享乐的昙花一现，有了卖画为生的情爱相依，有了流亡落泊的东奔西走，有了贫病交加的生死眷恋；有了结、离、病、乱、亡；有了儿子的夭折，女儿的出佃（当童养媳）；有了尔虞我诈的封建地主阶级家庭破产衰败，有了妻离子散，丧妻失子的大悲大悔大痛……才有“闲时与我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的丰满、动情与催泪。

还是芸娘被驱离家门前强颜欢笑时说的那句话点穴：“当年（我们）因为一碗粥聚在一起，如今（我们）喝这一碗粥而离散。”

沈复与芸娘虽然披着士族阶层的外衣，其实不过是对“粥米夫妻”，是对从一开始便注定挣扎在底层的食粥百姓，他们不过做了一场士族官绅富足生活的美梦。

市井百态，一饭一粥。

我们生下来，从流食，从一小碗粥开始；而离世前，最后一顿饭，恐怕也是粥，一小碗粥。因为其它的美食再也吃不下去，消化不了。从粥到粥，从裹腹之炊、救命之食到续命之本，无论贵贱，一生一死，贯穿一生。这其中是妻爱、夫爱，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人间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