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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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国内某新闻报压缩规模，我所在记者站关闭。理由很简单——经济活跃地区一夜间被崛起的地方都市报接盘。一元一份的ABCDEFG叠百页大刊包罗万象，百万级发行量横扫纸媒江湖，小众跨区新闻报刊颓势日显，纷纷内卷，我跟着下了岗。
感谢我的老领导，将一家民企招聘内刊编辑的消息告诉了我。
那是家拥有十多个子公司、员工二千多名，专业生产珠宝首饰与流行饰品的集团化中国驰名商标企业叫“福建金得利集团”。企业设有健全的党、工、团组织且分别是全国的先进，还设有成人高考补习班、广播室、板报组等。我在生产车间出了四个月板报才通过考验加入《金得利人》报编辑部。
《金得利人》有六名成员，负责一报两刊编辑。周刊是员工版，月刊是客户版，印量都在万份以上。主编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他在创刊100期纪念会上诙谐地说：“《新青年》早期编辑不过六位，我们阵容堪比《新青年》。”
编辑部的工作是忙碌且紧张的。编辑除了负责版面策划、组稿、新闻采写、事件调查、摄影摄像、版面设计外，还兼公司宣传报道组写作培训师、高中班教员等职务。至于提炼老板经营理念，撰写行业报告、会议讲话稿、产品包装自然是逃不掉的份内事。
内刊有版面责编、兼职校对员；审稿有编审，终审。赠阅工作也做得有模有样。在油墨飘香的编辑部里，每周都有干部、员工自发而来与编辑一起折报纸、糊信封忙发行，谈天说地，热火朝天。总有采写不完的先进员工、典型事迹；总有改不完的稿件，校不完的小样大样，吃不完的盒饭；总有办不完的读书会、读报会、创作座谈会；也总有接不完的感谢电话来自集团驻外分公司、经销点。若是内刊发行后被曝出一两个“错别字”，那种内疚与遗憾总能强烈地惊扰我的睡眠。
集团董事长林先生是原福建省工商联副会长、省人大代表，对办刊相当重视，每期必阅，每期必改，每期必评。林董常说，“企业内刊肩负着企业文化塑造的重任。”并将“三贴近”（贴近企业，贴近职工，贴近生活）定为办刊宗旨。我们这些内刊编辑被员工们誉为“钦差”，成了企业的“香饽饽”。编辑部先后从集体办公区到迁到单间、套间，再迁到小阁楼。新漆的函牌立在绿植丛生的落地窗前，上下班都想笑。
内刊禀承“两个有利于（有利于企业利益，有利员工整体利益）”与“三贴近”指导思路，开设的“实话实说”“焦点访谈”“你问我答”“表扬批评”获得了员工与业界一致好评；倡导的“禁称外来务工人员为‘打工仔、打工妹’”深受社会各界赞赏；“驰名商标质押获贷五千万”等众多内刊新闻被各大传媒纷纷转载；企业生产的“金狗旺春”“金猪送福”“金鸡报春”“千手观音”等铸金工艺礼品摆件年年进入央视春晚礼单，成为驻外使节镇馆藏品。2004年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亲临企业考察，给予诸多肯定评价。一位团级干部转业的军官婉拒组织就业分配，放弃十多万元安置补助款，满腔热情地来企业应聘内刊编辑。那时，我们月薪不过六七百元，住的是公司鼻息相闻的柴火间，心里却塞满甜蜜的幸福感。
2001-2010年是中国企业内刊的黄金十年，我们创办的内刊一度被中华工商业联合会等权威机构评为“优秀企业内刊”，我个人也被大型传媒、企业协会评为“百佳企业内刊杰出记者”，聘为“特约记者”“通讯员”。
2008年，企业遭遇欧美次贷危机，我们这家八成产品靠出口的品牌企业受到重创，经济效益大幅缩水。“企业内刊的生死与编辑人员的去留”一度成为股东大会绕不开的议题。8月28日，这份创刊18年的内刊在第358期时划上了它生命的休止符。我是坚守到最后的编辑。“一个人的编辑部”“一个人的周报”成了那时的风景。
停刊后，面临再度下岗的我精神恍惚：仿佛耳畔总传来复刊的喜讯，总听到报料电话次第响起，总骑着车不经意间驶进印刷厂大门。
离职那天，没有告别演讲，没有送行仪式，我将零零散散的内刊一张张叠好，装订成一份份合订本，像完成一种祭奠。它无疑是十年中最薄的，可每位接收者的手掌却沉得抬不起来。关上编辑部大门的刹那，我流下了一名内刊人悲怆的泪水。
我记得2009年，《西雅图邮报》停刊词中曾说：最后的死线逼近如刀割；2014年《壹读》杂志挥别纸媒时感叹：真的只是换一种打开方式。
感谢中国互联网的崛起，感谢中国医美行业的兴盛，我与时俱进，先后为多家知名医美企业创办起电子内刊、微信小程序、公众号，越来越多的求美者因此了解美，爱上美。我这个打不死的报业人也迎来凤凰涅磐，成长为知名机构的职业经理人。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这些年，我在纸媒与网媒间辗转求生，不再悲伤。我相信即使纸媒死了、网络消亡了，也会留下圣徒无数；我相信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讲的那句话——“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