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项链

清明这天早上，李文接到王阿姨的约车电话，等他赶到时，她已等在小区门口。他小心翼翼地把她安顿在座椅上问：“阿姨！今天您要去哪里？”

“医生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想去永昌公墓陪陪他。”王阿姨说完，枯枝似的手指抚摸着胸口的一样东西，眼角泛起泪花来。

这时，李文才发现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条带吊坠的银项链。它虽小了点，但直觉告诉李文，这对王阿姨肯定很重要，但他不便多问。

其实，他与她是在半年前才认识的。

半年前的一天中午，开出租车的李文突然遇到仰躺在路边，已不省人事的王阿姨。一向助人为乐的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把她送进医院后，还垫付了一百多元的医药费。此后，两人一来二去的便熟络了起来。

几天后，李文又接到了她的电话，等他到达时，她却没有在楼下等候，而是请他上楼去。他边走边琢磨：“难不成是她又生病了？”

进屋之后，李文看到室内所有家具的门都敞开着的，她脚下有一个打开着的、十分精致的小木箱，最上面是几张泛黄的军人照片。

王阿姨憔悴的脸上写满沮丧，浑浊的眼睛透着焦灼，她似乎在翻找什么。

看到李文，她急切地哭诉起来：“我那条银项链不见了，我翻遍所有的地方，就是找不到，一定是那天落在你车上了！”

被冤枉的李文自然会十分气愤，他清楚的记得那天送她回来时，银项链就戴在她的脖子上。他想说出真相，但看着她伤心欲绝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看李文不作声，她更加笃信了自己的判断。

为了恳求李文归还银项链，她絮絮聒聒地讲述起以前的故事来，她说：“这条银项链，是我家男人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可我竟然把它弄丢了……”她说着说着，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流。

李文在王阿姨的讲述中得知，在1944年春节前夕，也就是她结婚回门的那天早上，在半道上碰到一支国民军队，以抗日为由把她男人给带走了。从此男人便杳无音信，再也没有回过家。后来，听说1948年他就随部队去了台北。

从此，这个男人留下来的唯一的信物，就一直挂在王阿姨的脖子上，贴着她的胸口，慰藉着她孤独的心灵。确切地说，在这后来的几十年里，这条银项链便成了王阿姨生命的支撑。

后来，两岸通邮、通商、通航了，王阿姨的那个男人也回来探亲了。不过让人痛心的是，他这次回来不到两个月就患急病去世了。王阿姨忍着悲痛，按照男人遗愿，把他眼角膜给捐了，她把男人葬在永昌公墓里。

李文当即决定要扛下这个黑锅，他要用最短的时间，“还给”她一条一模一样的银项链。

李文宽慰她说：“您的那条银项链一定是落在我车上了，等我找到后马上给您送来。那天我帮你拍的相片能不能拿给我看看？”原来，李文是个摄影爱好者，那天他用照相机还帮她拍过几张相片呢。虽说她脖子上的银项链显得小了点，但在放大镜下纹路还是显得很清晰。

李文在一个银店里，掏了一千多块钱让银店师傅照着相片的样子，为王阿姨重新订做了一条银项链。当年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虽说不错，但因李文上有老下有小，又为因患白内障失明了三年的妻子，做了眼角膜移植手术，至今还欠了不少的外债。

三天后，当她拿到李文送来的银项链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年后，公证处律师找到了李文，交给了他一份遗产捐赠委托书和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李文侄儿，我是王兰香，就是去年清明丢掉银项链的那个老太婆。当我拿到你找回的银项链时，我就知道不是我的那条。你的心意是好的，但你忽略了一点，那条银项链吊坠背面刻有我的小名‘兰香′二字。当你见信时，我已走了。律师会把我的全部遗产，包括我住的这套房都赠送于你。此外，还有两条银项链，一条是你定制的，一条是我男人送的，那天我在衣柜里找到了。”

半月后，李文带着妻子来到永昌墓地，对着她和她男人合葬的墓碑鞠躬致敬。

这次让李文更感激的是，他在眼科主任医生那得知捐献眼角膜给妻子的人，就是王阿姨的那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