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离我们也就一千年

《理说宋朝（北宋篇）》和《理说宋朝（南宋篇）》出版后，在同事和朋友的眼中，我成了一个“历史学人”。尽管我一再声称自己是历史学的门外汉，但是，有两本书被摆在面前，我也不敢说太多的谦词。

我被邀做了好多次讲座。每次讲座结束，听众都瞪着眼睛让我继续。他们想象不到，那么繁华的北宋王朝距离我们也就一千年。有听众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以我这样的年纪，20个听众的年纪叠加在一起就回到了宋朝。这虽然是一道算术题，也就是这么简单的四则运算，让我瞬间醒悟，看似很远的历史，其实离我们很近。

一千年的光阴，说长也不长。说不长吧，其间又隔了好几个朝代，尤其随后的两次外族入侵，历史和汉脉仿佛都被割断了。以至于，民国时期的一个史学家的一句“积贫积弱”，就成为对宋朝的盖棺定论。

宋朝离我们虽然久远，但是，我们对于宋朝历史的了解远多于明清两朝。别看这两年我们看了那么多清宫戏，但是跟流传了好几百年的杨家将、包公、水泊梁山等故事相比，清宫戏份显得那么的轻浮，戏里的人物那么没有性格，那些情节一点没有感染力和渲染力。

假如你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你会很容易发现，宋朝的历史除了政治之外，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接触到的东西：一是宋朝是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朝代，北宋和南宋加起来有320年之多；二是宋朝诞生了很多伟大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占了六席，且宋词是宋朝开创的一种新的文体；三是宋朝的程朱理学将中国的哲学提升到新的高度，北宋时期的张载，南宋时期的陆象山兄弟等哲学家辈出；四是北宋亡国前，国家的税负收入比盛唐时期多达数倍，经济非常发达，人民生活非常富足，如清明上河图绘制的是宋徽宗年间东京汴梁的真实场景；五是宋朝的书法和绘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艺术水准，书法界的苏黄米蔡，绘画界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宣和画谱》问世，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六是北宋兴起的造瓷艺术，诞生了“汝钧官哥定”等瓷器品种，将中国的艺术品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所有这一切跟“积贫积弱”都沾不上边。带着这些好奇感，我翻开了厚重的《宋史》，顷刻之间我发现，我们知道的宋代人物和事件很多都是故事化的。

历史是过去人的生活，我们后人了解前人的生活，依靠的是前人的史料，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们现在见到的很多史料，它们给人的感觉是那么不容易理解，这主要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了解历史人物需要联系当时历史情境，没有了情境，很多事件的真相让人无法理解；二是历史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在当时话语权被皇家所控制，在后期话语权被所谓的“大咖”所控制，“大咖”的一个观点几乎就给历史事实盖棺定论了；三是时空上的错位导致我们以现代人的思维去考虑当年的人和事，这样得出的结论与历史真相也有很大的出入。

以我在历史方面研究的水平，我不敢说自己能够解读《宋史》，但是围绕宋朝的一个人和事，我觉得有以下几个议题，值得历史爱好者去思考。

1、关于英雄。

宋朝是一个盛产英雄的时代，我们知道的杨家将、包拯、狄青等，这些人物以自己的生命为后来人书写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他们身上释放了人性中最灿烂的光辉，这些人的英雄事迹足以标榜千古而流芳万世。崇拜英雄是很容易的，但是自己真的想做一回英雄，很难！

某年夏天，我们全家自驾游途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沟里，我们被一群藏族青年打劫，好在当时我们已经坐进车里并且关上了车门和车窗，最后我们破了一点小财逃脱了一场劫难。如果是英雄，他们面对这么复杂的情况时，他们的表现跟我们会完全不一样，我们由于过度害怕，事后连个报警电话也没有打，我们害怕当地的警察会跟这些黑恶势力沆瀣一气。我知道这群人一直在这个地方打劫，他今天打劫完我们，明天会继续打劫别人，我们能做的就是祝福这些曾经被打劫将来还要被打劫的人，能如我们一样的幸运！

相较于英雄，我感觉了自己的渺小，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要想伟大起来真的不容易，不是什么人都能当英雄的。对照历史中的人物，在大兵压境而临危不惧的人，这都是人群中的少数人，他们是人群中的佼佼者，英雄的稀缺这才显得英雄的珍贵。

2、关于忠臣。

忠臣是什么？顾名思义，忠臣就是忠于国家的臣子。这是我们脑子里固有的概念。在一个封建王朝，国家是谁的？国家是皇帝的，忠于皇帝与忠于国家是一个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作为国家的大独裁者，只有忠于皇帝的臣子才会被认为是忠臣。

其实这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也同样适用，我们究竟是该忠于组织，还是该忠于组织的最高领导者，这是一个没有理想答案的问题，尤其在组织的最高领导者的利益与组织利益不相一致的时候表现得更加明显。对于理性的人来说，忠于领导人还是忠于组织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面存在着利益关系的博弈。按照执行力来说，下属要忠实地执行领导的决策，试问领导的决策与组织利益发生背离的时候，谁对组织利益负责呢？换句话说，组织中的人如何忠于组织，我没有答案。

习惯于以“忠奸思维”分析问题的我们，经常发现，正史上记载的历史人物很多与我们概念中的人物差距非常之大，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忠，什么是奸。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奸人也做过好事，忠臣也干过坏事，这是历史的真实。

3、关于党争。

北宋亡于党争，不知道是否有前人做过这样的论断？通过《宋史》的学习，这是我得出的结论，也许党争不是北宋灭亡的直接决定因素，但是它加速了北宋灭亡的进程。党争聚焦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关于改革方法和措施的论争，随后逐渐演变为党派之间的争斗，最终发展成为忠奸之间的对立，从宋神宗熙宁变法开始到北宋王朝灭亡，党争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宋哲宗一朝，党争几乎成为了当时的主要社会活动。

党争其实从北宋建国就已经出现，开始的时候是南北方的地域争斗，北方人垄断了朝廷的执政地位，“南人”不得为相差点成为宋朝的“祖训”，寇准当年就以自己剥夺了一个南方士子的状元头衔而向同侪们炫耀。党争从最早的观点与看法的论争，演变为双方无原则的争斗，直到后期的相互迫害和折磨。善良的人总是在幻想。随着斗争的白热化，双方都以击垮对方为目标，只要有利于打击对手，无论对错、不论道德，只要能将对方置于死地，获胜的一方就会弹冠相庆。党争如此惨烈，北宋想不亡国都难了。

4、关于战争。

宋朝是一个最不能打仗的朝代，在宋太祖和宋太宗时代，北宋王朝还取得过一些战争的胜利，在开国的两位皇帝驾崩后，随着功臣们的衰老，北宋王朝在对外战争方面一直保持懦弱的状态，自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开始，北宋面临外敌入侵的基本策略是，以金钱换和平，这被后世人称为软弱和投降的策略，一直沿用到宋王朝的结束。

北宋对外战争上的懦弱，主要是由于它特殊的军事制度决定的，这些制度设计主要是由于赵匡胤当初得位不正，他害怕异性掌握军队而对王朝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采取了军队的分权化管理。宋太宗赵匡胤好像历来就不愿意打仗，在他统治时期，他就趸过一库房的金银珠宝，希望以这些珍宝收购“燕云十六州”。

对于后世人来说，我们一直痛恨于北宋王朝对外敌入侵的怀柔政策，他们为什么不会对辽国、西夏和金国采取激烈的武力解决措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当时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战争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澶渊之盟”给辽人的岁币只相当于当时二个县的年财政收入，以这么小的投入换来100多年的和平局面，这笔账划算吗?战争是矛盾不可调和最后解决问题的手段，如果有可以选择的手段，为什么要选择战争？

5、关于宋朝。

宋朝来源于纷乱的五代十国，它结束了五代十国混乱的争斗局面，尽管宋朝没有建立地域上大一统的中国，但是它给了全中国大多数人以和平，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进步，相较于随后靠征战和屠杀占领了欧亚大陆的元朝来说，宋朝更是一个和谐文明的朝代，这是一个适合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朝代。

宋朝的疆域虽然只有唐朝的一半，甚至不到元朝的三分之一，但是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封建朝代中最多的，如仅用于征讨宋江、方腊起义而临时设置的“经制钱”一项其数额就相当于唐朝财政收入的两倍，历史上通常将这样的苛捐杂税解释为，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殊不知，这也是当时综合国力的一个反面论证数据，说明当时的民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再如宣和四年（1122年），户部统计北宋有户数20882358户，人口有46734784人，大家对这些数据估计没有概念，顺便做一些解释，赵佶统治的后期，北宋户数和人数比汉朝最鼎盛的时期多，隋唐两朝的疆域比宋朝辽阔，户数和人数也没有宋朝多，这足以说明北宋人丁很兴旺。

在文化方面，宋朝的散文和词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王安石、“三苏”、曾巩的散文在继承唐人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将散文推向了文学的巅峰；苏轼豪放的词，让人读后胸怀广阔而坦荡，柳永婉约的词风，让人百转回肠，文化的繁荣是由于统治者对文化和文人的尊重，只有在文化的宋朝才会诞生“奉旨填词”的柳永。文化的内涵还有很多，在书法方面有著名的“苏黄米蔡”，外加独创“瘦金体”书法的宋徽宗，当然最能展现宋朝文化成就的还是哲学研究的成果，宋朝的理学将中国的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程朱理学是宋朝繁荣文化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它的诞生促成了宋朝文化熠熠生辉！

宋太祖赵匡胤的“勒石三戒”中有一条就是不杀士大夫，这是历朝历代士大夫所没有的“礼遇”，这是一个文人和士大夫最快乐的时代，这个时代被文人称为知识分子的天堂时代，这个时代为全天下的读书人营造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

这个精神家园距离我们，不过千年时光，我们一起穿越一下，回到那个文明和文化的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