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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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看水浒，老不看西厢。
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它要说明的意思是，在不同的年龄段需要读不同的书。年轻时风花雪月、恩怨江湖，到了而立之年，读书应该需要更加理性和冷静，很多人选择阅读传记。
我也看过很多传记，传记是对过往名人人生经历的一个全量展示，通过阅读名人的历程，以此获得对人生的启迪，或者汲取对成长的参照。在阅读的传记中，我最喜欢的是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
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有三点吸引了我：一是身份的引力，李鸿章与梁启超是“政敌”，众所周知，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法”维护的是“皇权”，李鸿章维护的是“后权”，梁启超给自己的政敌写传，这本身就是个好故事；二是历史的引力，很多人物传记都是后人查阅史料写的，作者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同时需要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等实际情况，才能较为准确地写出当事人的生平，梁启超与李鸿章几乎是同时代人，很多事件或者史料，梁启超不仅是见证者，而且是亲历者，相对于后来人，梁启超对李鸿章的了解会更直接一些；三是人物的引力，李鸿章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位极人臣、享誉全球，而他背负的“恶名”也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辛丑条约》、《中俄密约》的签订者、太平天国运动、捻军的镇压者，甲午海战的失败者等等，中学老师告诉我们，李鸿章是大汉奸、卖国贼。
甲午战争失败后，朝廷派李鸿章去日本讲和，这是非常屈辱的使命，李鸿章责无旁贷地接受了。面对曾经被自己呼来喝去的伊藤博文，李鸿章依然表现出了大国政治家的风范。谈判过程非常艰难，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个日本武士在途中朝李鸿章开了一枪，子弹从他的左颧骨射入，这一枪让中日谈判桌上定不了的事项定下来了，天皇派来御医准备帮助李鸿章取出子弹，李鸿章回绝了，他说：“国家危在旦夕，我怎么能拖延时间以致误国呢？”。日本先前拟定的条约中，要求中国赔偿白银三亿俩，因为李鸿章的这一枪，最后变成两亿俩。
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签订两个月后，心力憔悴的李鸿章阖然长逝。逃亡在外的梁启超在两个月后完成《李鸿章传》的写作。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了这个政敌非常高的评价，这也许源自于他对李鸿章惺惺相惜的心，还是在与李鸿章一起感叹满清王朝垂垂老矣的命呢？梁启超“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相较于同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才干和学识不足；相较于同时代的左宗棠，李鸿章显得血性不够；而他展现给世人的是，他的担当！李鸿章能在缝缝补补中，帮助满清帝国的颜面暂时得以保全，他像多数人一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是他撞出来的钟声一定比别人更加响亮。
以上是我多年前看完《李鸿章传》时的感想。关于我的这位同乡前辈，我实在不敢轻易地给他下定语，对他的了解，以前在历史书上，说他是卖国贼，是腐朽封建王朝的代言人。
后来看过一些关于李鸿章的文字，感觉他不仅不卖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以他的圆滑和狡黠，让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在“多害”的方案中，选择了最轻的一个，他以“日拱一卒”的精神让堕落的大清王朝苟活一天赚一天。
裱糊匠是辛苦和忙碌的，尽管如此，由于其职业特性，导致他受到的抱怨和责难一定比表扬多，当李鸿章带着脑袋里的子弹与日本人谈丧权辱国的条约事项时，谁能体会那个老人当时心里的悲苦？谁还有资格去责骂那个为满清王朝操碎心的老人？
在当时的国际政坛上，李鸿章以中国政治家特有的奸猾和世故，搞得国际社会的知名人物对他畏惧三分，据说美国的餐馆有道菜叫“李鸿章杂碎”，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当时美国人对他的痛恨程度，鬼子恨的人对于我们来说，那意味着什么？这个不用推理了。
中国人对待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一般喜欢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弄鬼，要么是装神，以前历史书将李鸿章说成了鬼，现在个别人将李鸿章吹成了神，这都是不对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李鸿章一定做过很多神仙才能做成的事，也做过鬼都不愿意搭理的事，这都是正常的，因为人原本就行走在神鬼之间，活着的李鸿章跟我们一样，他是一个很具象的人，他做的是一个政治家该做的事，要是活在盛世，也许他能做一个功在千秋的太平宰相，李鸿章没有那个好命，他活在即将沉没的大清王朝的巨轮上，他能做的就是让巨轮沉得更慢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