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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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京城锦衣卫大狱。
一个古稀之年的和尚，向监狱的守卫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自己定心的头发太长了，想将头顶打理一下。
守卫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老和尚也不是什么重要犯人，他听到的消息是，朝廷将他押解回家，留置家乡终其天年。
守卫还是比较认真的人，他先是拿来刀具，而后想接盆水或者是拿点胰子润一润老和尚的头顶。
就在守卫转身的一刹那，他听到了世界上最奇特的声音，声音很小，小到能让时间凝固。
他先是听到了金属在肌肉和软组织上切磋的声音，接着是水流喷溅与空气发生的撞击声，以及血流溅到苇草上的冲击声。
守卫呆在现场，和尚目光很安详。
时光就在这样莫名的空间里对峙，以至于守卫都忘记了报告官长。
当血不再喷溅，血由流淌变成滴答声，守卫被惊醒了。
“和尚，疼吗？”守卫都不忍直视和尚，他带着哭腔问到。
“不疼。”血水顺着和尚的嘴角已经滴到了他的袈裟前襟上，他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含糊地应着，震动的气流在咽喉的刀口处吹出了一个大大的血泡。
“和尚为什么要自杀？”
“一个七十多岁的孤老头子，我还有什么好贪恋的！”
守卫不敢再问了，看见和尚一脸平静，立即起身取来纸笔，他必须尽快让老和尚将自己的临终遗言写下来。
“和尚，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在纸上写着。
“我走过全国的名山大川，以前只是遗憾没在牢里待过，现在我圆满了。”和尚的话明显可以看出，这是在安慰惊慌失措的守卫。
也许是因为失血过多的缘故，和尚原本瘦黑的脸颊，仿佛被光照到了一样。他先是写下一偈：“壮士不忘在沟壑，烈士不忘丧其元。”他的身体看起来十分虚弱，提笔的手慢慢开始哆嗦，他的遗言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内容，主要提及身后事宜。
我死后，在城外给我找个位置高点的地方，南向挖一个XXX的坑，以便安葬我的体魄，在我临死之前，不要给我换掉身上的衣服，不能给我换新衣服，以免让我体魄不安。....我的墓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
血还在慢慢地往外渗着，和尚手中的笔越来越软，越来越歪，不知道他还有多少想写的字，还有多少想说的话。对于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来说，生命不息，就有对世界说不完的话，也许从他拿起剃刀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不然，他不会割断自己的喉管。
当体内的血液不再从喉管随着气流往外渗透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他的最后一口气堵住了喉管上的气孔，或者说，喉管里再也冒不出呼出的气体，他就这样安详地离开了人世间，他以这样的方式，给陷害他的人一个措手不及。
在通州的西海子公园的一角，我慕名去凭吊了李卓吾先生的墓园。其实，李贽去世后，他的朋友马经纶按照遗嘱，将其安葬在通州城北的马厂村。50年代，好像因为征地原因，李贽的墓被原样搬迁到现在的位置。
李贽的墓碑是其好友焦竑所写，焦竑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会试的状元，一生也是著作等身，最重要的是，焦竑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收藏了2楼的藏书，他的后人曾以2千万钱的价格卖给黄宗羲，可惜黄宗羲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明末战乱，藏书基本散失。焦状元藏书楼在南京一直保存到1994年，可惜1994年南京珠江路建什么同仁大厦，终于把这座历经400多年的藏书楼给拆掉了，不知道当年拆楼的人现在作何感想？
李贽墓碑后有詹轸光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书《李卓吾碑记》和《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碑右后东向立有通州区人民政府的《重移李卓吾墓记》碑。另外还有前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题的"一代宗师"碑。
看见有几对年轻男女在墓园里徜徉，我试着问他们，你们知道这位李卓吾先生是谁吗？他们好像连几块碑上的字都认不全，当然，他们没有心思那么慢慢地去读碑，只好跟我摇摇头就赶紧离开了。
很快，墓园里就剩下了我一个人，我认真地阅读了碑上的所有字。我甚至都有点为当年《理说明朝》中没有收录李贽而感到惭愧。当时辑录的标准是，跟皇帝直接发生关联的重要人物，李贽很重要，但是他与万历朝的政治没有发生强关联。只是在写《清官海瑞》的章节，最后用李贽的评价给海瑞做了一生的定论：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御风霜，不可做栋梁。
李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看《明史》的时候，我只看到过李贽这个名字，当时几乎没有留下太多印象。即使看完《万历十五年》，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对这个李贽还是一头雾水。其实，在那本书里，黄仁宇先生对李贽已经评价很高了，但是，他与书中其他几位主角比起来，只能算是不起眼的配角。
我真正对李贽关注，那是我在写《理说明朝》的时候，李贽与海瑞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且出身差不多，都是中举后都没再继续攻读，海瑞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的举人，时年海瑞38岁，李贽比海瑞晚一年中举，他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时年26岁，后来海瑞好像是没考上，李贽是不屑于继续攻读。他们的人生起点是一样的，海瑞是福建南平县教谕，李贽是河南辉县教谕。由于天赋的差异，他们后续的人生道路完全不一样。
我看了李贽对海瑞的评价，我再查找李贽的相关信息，他写了一本书叫《史纲评要》，那是36卷本，58万字的巨著，以编年体的形式，从唐尧开始到元代结束的370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记叙，并对其中的800个人物进行了评价。
李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破天荒”的，他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非常精准地点出重要历史人物的价值。按照传统儒家的观点，秦始皇是暴君，李斯是酷吏，曹操是篡汉的奸贼，武则天是篡唐的淫妇。可在李贽的点评中，这些历史人物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李贽称秦始皇是“千古一帝”，称李斯为“识时之主”，称曹操是“江海之水”和“真英雄”，称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
李贽不仅点评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也点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人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以非常具有当代网络化的语言评价三国时期的马谡，他说，马谡妄自尊大，一味糊涂，一味自是，及到魏兵围定，莫展一筹，待救兵而已。极以今时说大话秀才，平时议论凿凿可听，孙、吴莫及也，及至临事，惟有缩颈吐舌而已。真可发一大噱也。假如让现在的网民看这个评价，他们一定不会认为是400年前作者写出来的评论，因为，点评得非常亲民。
有鉴于此，我认真地学习了李贽的个人资料。
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农历十月廿六日，福建泉州府南门外李姓人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由于《明史》中都没有李贽的传记，在这里也就不便仔细地记叙他的出生经过及成长经历了。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李贽出生于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他的先祖是元朝时迁来福建的，他好像是回民，他的先人有娶过波斯女子为妻。虽然，李贽拒绝信仰回教，但是，他的遗言提及的葬礼形制比较类似回民的规制。
李贽幼年丧母，跟着父亲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在他12岁的时候，他就借孔子骂咨询种田之计的弟子为“小人”，李贽由此写了一篇《老农老圃论》的文章对孔子大加挖苦，在当地轰动一时，要知道，孔子是当时的“大成至圣先师”，为天下学子“万世师表”，李贽的离经叛道，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个另类和异端。
嘉靖三十一年中举时，李贽26岁，这个年纪在举人中不大也不小，此时，李贽的家道开始中落，他也没心在学业上继续进步，于是在礼部挂名，终于在4年后获得辉县教谕的职位。
自从走上官场，李贽就已经立下了自己的志向，清贫为官，不求上进。上班时坐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下班之后就开始闭门读书，不与人交往。这样的习惯在官场几乎无法生存，很多人讥笑他为官多年只赚了个“清贫”的名声，可他讥笑世人不懂人生真谛，因为他的人生目标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他甘于清苦其实也无可厚非，可他后面还有妻儿老小呢，他好像都忘记了这些。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他祖父病故后，按照官场的惯例，他收到了一笔“赙仪”钱(即指长辈去世，上司和同僚随份子送的银两，这是明代官场惯例)，他办完丧事后，将结余的钱在家乡买了田地，以为可以维持家中妻儿的生计，没想到，泉州大旱，田地颗粒无收，结果两个女儿在家饿死。
在李贽51岁那年，他得到一个“美差”，官任四品的云南姚安知府。为什么这个位子能落到他的头上？因为姚安地处蛮夷之地，当地地广人稀，居民皆为少数民族，无法教化，且难以管束，一般人都不愿意在这个地方任职。李贽原本就无心为官，在姚安，他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做派，对民族纠纷，“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从不扩大事态。少数民族中的权贵对这个新知府挺尊重的，认为他待人有礼、为人诚恳。李贽在姚安的表现，让云南巡抚刮目相看，巡抚立即奏报朝廷，要举荐李贽到更高的位子上。
听到这个消息，李贽不但没有高兴，反而携老妻狂奔到鸡足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随后，在友人的资助下，李贽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兼职是家庭教师。其实，李贽去云南任职之前，跟黄安的耿定理就已经约定好了，三年期满即来黄安定居，为此，他还让女儿和女婿留在了黄安，自己去云南赴任。
在耿定理家，李贽开始与耿氏三兄弟都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一起探讨思想和学术问题，耿定理的大哥耿定向官至户部尚书、仓场总督（国家粮食局局长），由于观点与李贽不同，且辩不过李贽，因此，他一直督促地方官驱逐李贽。
耿定向还有一个身份叫“黄安之父”，因为是他向朝廷建议，将黄安在麻城属下独立设县，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可见，耿定向在黄安可以算得上是一言九鼎的人物。
万历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死了，李贽知道自己在黄安待不下去了，第二年，他跑到麻城城外的龙潭芝佛院，有麻城周氏兄弟提供他的生活，他开始过着讲学、著书的隐士生活。
在李贽离开黄安的时候，跟随他40年的夫人选择回福建老家，她回去不是因为与李贽之间产生了什么纠纷，而是觉得李贽该叶落归根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他的夫人死了，李贽在写给女婿的信中，说他伤心欲绝，天天在梦里与夫人相见。夫人也许是他人世间的最后一份念想，夫人死后，他剃掉了头发，穿起了袈裟。
原本想过清静无为生活的李贽，竟然在麻城火了：他的“粉丝”遍及天下，工部尚书（建设部长）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竑（状元）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
最骄傲的还是，听闻李贽开坛讲学，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听讲座的情形都不为过。不管他在哪座寺庙，在什么人迹罕至之地，渔樵耕读、山野村夫、和尚道士、媳妇姑娘，都争先恐后地赶来，真的是盛况空前。
人们为什么喜欢李贽，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他写的书多。李贽一辈子写了很多书，最著名的是两部书，一部叫《藏书》，一部叫《焚书》。《藏书》是一部历史书，他觉得后世人一定会珍藏的，《焚书》多是抨击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他说这本书一定会被朝廷焚毁，所以叫《焚书》。让李贽没想到的是，他入狱后，皇帝让人将他的书全部焚毁。可惜皇帝的动作慢了，他的书已经遍布天下，直到清朝修《四库全书》时，乾隆还想毁掉李贽的书，最终也是落空了，李贽的书，现在大多还能买到，出版社还在大量印制。他写的书有《藏书》《焚书》《史纲评要》《初谭集》《阳明先生道学钞》《龙溪王先生文录钞》等等。
2、他主张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李贽年轻的时候就有叛逆之心，他痛批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一句话概括就是，传统的都是他反对和批判的。在“三纲五常”为基本法统的时代，别说犯上，就是他不尊重孔子这一条，他在当时的社会几乎无法立足。他认为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其变种宋明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在文学方面，他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作品要体现真实的想法。
3、他倡导平等，反对封建礼教。他倡导的平等不仅仅是指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他倡导男女平等，这样的主张在400多年前提出来，真的有点疯狂了。难怪他的课，能激发小媳妇大姑娘走出闺房的勇气。在他的《焚书·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虽说不出“封建礼教害死人”的话，可他对《六经》《论语》《孟子》予以猛烈的抨击，说这些儒家经典都是后人杜撰的，根本算不上圣人之言，这些都是他的门徒吹嘘出来的结果。
4、他倡导功利，启迪了资本主义萌芽。别看李贽一生穷困潦倒，但是他一直倡导功利。他觉得道学家宣扬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虚伪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在《四书评·大学》中点评到：“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他强调“知兵之将, 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他提倡“务农讲武，不可偏废”。他提出的反对重农抑商，倡导功利价值的思想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信号，他的思想受商品经济发展影响而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启迪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思想领域的涌现。
万历十六年（1588年）《初潭集》刊刻完成，万历十八年（1590年）《焚书》问世，这两本书因为尖锐地批评了道学家的虚伪和自私，受到了如耿定向这样信奉儒学的达官显贵排挤，1599年《藏书》问世，他的境况更差，以至于他居住的芝佛院都被当地的无赖一把火烧成平地。
贫困交加、体弱多病的李贽，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被北京的马经纶接到了通州居住，在通州，他整天与马经纶一起研究《易经》，并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易因》。万历三十年（1602年），有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劾李贽，说他妖言惑众、倡导乱世，万历皇帝接受了张问达的弹劾，锦衣卫赶到通州马经纶家抓人。
听说锦衣卫来了，李贽让人抬来门板，因为他病弱的身子只有被抬着走路，他强撑着爬起来走到门板前倒下。如狼似虎的锦衣卫冲到马经纶家，看到李贽的样子，他们也呆住了，只好将李贽放到门板上抬到锦衣卫大狱。马经纶确实是够朋友的人，他要跟着李贽一起进城为李贽辩冤，尽管李贽一再拒绝，毕竟马经纶还有老父需要堂前尽孝，可马经纶顾不了这些，他一路陪着李贽进京。
在狱中，马经纶还想多方营救李贽，到处求人为李贽伸冤，可惜万历皇帝已经批示：“李贽敢猖（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束并治罪。”
三月十六日，李贽自杀身亡后，马经纶将李贽的遗骸葬于通县北门外迎福寺侧。
一代狂人走了，假如他在生前不是足够的狂妄，他会像历史上无数的思想家一样，在不经意之间就被历史黄沙给盖掉了。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后世人对他留下了很多评论，这些评论中有褒有贬、有赞有否，赞他的人，简直把他说成了圣人，批评他的人也是言之凿凿。
1、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思想家。包括黄仁宇先生在内，有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他天生就是反权威、反儒释道的先锋，可他40岁之后开始沉迷心学，成为王阳明创立心学的分支泰州学派的弟子，王阳明的心学属于儒学的分支。50多岁的时候，李贽开始学习禅学，虽然他的剃度是为了躲避俗世的纷扰，可他研习佛学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比较典型的是，他会给各种身份的人授课，这也是在印证孔子的“有教无类”。
2、他没有系统的知识体系。虽然他写过《藏书》和《史纲评要》，可他的历史知识体系架构不是自己的，仅仅是将现成的历史知识做了一个简单的码放和重新排序，他没有系统地历史知识体系，他点评的历史人物，更多的是一种态度上的认定，而不是经过严密的分析和论证得出的结果。因此，他研究的和倡导的思想和观念，很难在历史上得以存续，因为，他没有创造出成熟的思想和知识体系，他甚至没有他强烈批判的任何一个人取得的思想贡献大。
3、他的作为仅限于思想，不具备任何行动的基础。在《焚书》中，他借《水浒》，发泄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可如何拯黎民于水火，如何将他的利益主张应用在救国救民的实践中，李贽将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说明李贽并非要推翻封建统治，而是要维护它，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超出地主阶级思想与时代的限制，也不可能违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李贽身上萌发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仅仅是灵光乍现，根本算不上是资本主义的种子。
4、他的作品有思想性，但是缺乏文学性。李贽一生著述颇丰，从他留下来的诗文看，他不算是有才气的文人，在此举出几首他的存世诗歌为证：
《独坐》
有客开青眼，无人问落花。
暖风熏细草，凉月照晴沙。
客久翻疑梦，朋来不忆家。
琴书犹未整，独坐送残霞。
《云中僧舍芍药（其二）》
笑时倾城倾国，愁时倚树凭阑。
尔但一开两朵，我来万水千山。
《入山得焦弱侯书有感》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古人聊自遣，此语总非真。
学问多奇字，观书少斫轮。
何时策杖屦，共醉秣陵春？
此外还有一些，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在诗词作为文人门面的时代，这样的作品真的不太给李贽长脸。也许他的诗才真的没有放在文学上。
万历皇帝将李贽收监的时候，他对李贽的处罚原本不是要杀他，而是将他押解回家乡，由族人看管。估计这是李贽宁死也不愿意回家乡的原因，自从出来为官后，他只回过家乡两次。即使在他们离开黄安时，他的夫人一再要求回家乡，他也不愿意回去，因为他不敢或者说不愿回去，因为，家乡还有一群族人在等着他回去“振兴”李氏门庭，这是氏族社会的一个传统。在他姚安知府任期结束辞官的时候，家乡有数十人来黄安规劝，希望他为家族利益也得为官一方，可惜李贽让他们失望了。
族人没有因为李贽的顽固而放弃，他们因为李贽没有成年的儿子，便将族中一个男孩“过继”给他当儿子，以便延续李贽的香火，这个决定成为李贽心里永远的痛，以至于他的遗言中有一条，永远不要让他的“继子”知道他的死讯。
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李氏家族及李贽的行为，其实，这是李贽以他的实际行动在对抗着封建礼教及社会传统。
在封建宗法社会，读书不仅仅是一个小家的事业，而是一个家族的大事。即孩子从私塾开始，他的读书之资皆由族内公摊，理所当然地，将来孩子读书出息之后，他要反哺这个家族。读书人是带着家族的使命在官场奋斗，家族以出将入相为炫耀的资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里说到的不仅仅是利益上的相互扶持，更为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荣耀。在古代的乡村，一个族里假如出了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的族人出门在外都会被周围人尊重。
《万历十五年》中，说李贽不回乡是不愿意承担家族的匡扶责任，我理解为他不愿意循规蹈矩地进入自己鄙视的条条框框中，这是他的思想与行为相互印证的一个好例子，说明他的言行一致，当然，这样的一致离他的师祖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还相距甚远。
李贽在黄安讲学的形式自然也不是他创造的，他批判的南宋朱熹，早于他400年在乡间讲学，当时朱熹的信徒也多达千人。民间讲学之风从南宋开始就非常盛行，朱熹与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朱熹与张栻的“朱张会讲”，以及朱熹在武夷山建造的“武夷精舍”，这都是当时民间讲学之风盛行的见证。李贽的师祖王阳明也经常讲学，他的同门前辈何心隐也是因为在民间讲学，因为反对张居正的思想，最后死在湖北孝感。
说这些资料没有别的意思，仅仅是说明，在那么一个历史时期，民间讲学非常的盛行，能讲学也非常平常，你只要愿意免费讲，自然有人愿意免费听。明朝末年著名的政治派别东林党，就是顾亭林等人创建的一个讲学的地方，那个向朝廷举报李贽的张问达就是东林党人。历史上，没有人说出张问达举报李贽的原因，难道是党派之争？感觉又不像，因为，李贽不属于哪个派别。
张问达除了举报李贽有污点之外，为官方面可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在弹劾李贽的当年，他还在四月和十月就日食和星象变化向皇帝上书两次，诉求是减免矿税，并请皇帝自身反省。他参与了“明末三大疑案”的审理，历史上评价他“持论公正，不偏激，也不随波逐流。”张问达晚年辞官归家后，遭到阉党迫害致死，家财散尽。我查阅资料，说张问达弹劾李贽，是受到了首辅沈一贯的指使，感觉也不太像。毕竟李贽跟东林党之间也没有什么瓜葛，我还是认为张问达弹劾李贽纯粹是因为三观不合。
事实上，也确实难有几个人与李贽的三观相合，李贽的思想太超前了，在一个皇权时代，在一个杀人如割韭菜的专制时代，李贽敢于从思想上摧毁皇权统治的思想基础，这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在一个三纲五常为国为家管理王法的时代，他倡导男女平等，他倡导婚姻自由，这简直是天打雷劈的主张；在一个农业文明为主的封建社会，他倡导资本主义的思想，反对重农抑商，这简直是犯上作乱、妖言惑众。
李贽的思想即使放到300年后，都具有非常超前现代意识，我怀疑他是现代人穿越到明朝万历年间的，不然，他的脑子里哪来的那么多超越历史几百年的思想?由李贽我想到了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即使前进900年，王安石的改革思想都不过时，可惜他偏偏生在北宋，以至于他的那些改革主张都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我不知道是历史错了，还是王安石错了？就像我现在看待李贽，我一下子也失去了评价的能力。
当年写《理说明朝》的时候，我之所以舍弃了李贽，还是觉得他不是非常突出：在思想上，他没有吸引我的思想体系，毕竟他前面有王阳明，我大致理解知行合一的思想；在才智上，不说跟第二才子杨慎比，即使跟他同时期的明朝第三才子徐渭（1521-1593），他们之间也是高下立判的；在社会影响（讲学）上，李贽死后11年，江苏昆山诞生了一个男孩名字叫顾炎武，他创办了一个讲学的党派叫“东林党”，顾炎武因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最后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很多人不知道东林党的历史，估计都听说过“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对联，而李贽留给我们的除了一个狂人，好像什么都没有。
以前年轻时，我非常愿意读成功人士的传记，因为看他们的成功，总觉得会激励自己奔向成功。如今年过知天命，我知道了很多成功其实不是努力就可以的，比如能比绝大多数人的认识超前了400年的李贽，他的思想是哪儿学习来的？这样的思想如何模仿和超越？
我觉得，李贽这样的狂人是上天的一个特意安排，在万历皇帝都不准备上朝的时代，放一个李贽到人间热闹一下，其实会丰富明朝历史的戏剧性的，至于他特立独行的思想有几个人真的把它当回事呢。
批评李贽的人，说他的史学思想是不连续的、不系统的，可一个人在历史上能存续下来的大多是只言片句，李贽能留下那么多可以载入史册的评论，以及对历史人物破天荒的解读方式，这何尝不是他创造的一种历史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