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码人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便与一串号码发生了关联。

最先出现的号码可能仅仅是个有序的数字，比如学校给学生排的的学号，那仅仅是个流水号，目的不过是为了让老师区分每一个人，那个号码跟个人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读大学时，有个别老师喜欢用学号点名，我不知道老师何来的这种癖好，估计是因为班上有同学的名字让老师犯难，老师怕读错名字。

接着出现的号码就是邮政编码、电报挂号和程控电话号码。在刚兴起邮政编码的时代，假如信封上没有邮政编码，邮局会将你的信件当成无法投递而退回。电报挂号虽然用的不多，但是特别有价值，因为电报文是按照字数算钱的，一个电报挂号（四位数字）直接对应的就是单位，使用电报挂号发电报不仅省钱且精准，邮电局的人希望我们发电报时用电报挂号。

程控电话是电话事业的革命，以前打电话都需要各个节点上的话务员层层转，一个从安徽乡下打到北京的电话，也许要几个小时才能接通，而有了程控电话之后，计算机代替人完成了线路的转接。那时候，能用电话号码的时候还不是很多，得到一个电话号码，很快就记住了。

邮编、电话、电报挂号虽然跟人产生了关联，但是，这些还都是公用号码，即很多人使用同一个。自从出现身份证之后，人与号码发生了一对一的关联，此后，专属个人的号码一个接着一个，如个人的BP机号码、电话号码，尤其是密码的概念产生之后，一个人与若干个号码发生关联。

有个笑话说，有人因为密码太多，最后将密码记在一个本子上，以便于随时查阅，结果，他将记密码的本子忘记了。

除了身份证号码、密码之外，还与人经常发生关联的号码有手机号码、车牌号码、门牌号码等等。

号码好像是世界约束我们的风筝线，没有号码的约束，我们会从世界消失；号码好像是我们的区分标志，没有号码我们就混在人群中找不到。据说，监狱的犯人从来不叫名字，管教直接叫他们的号码，以至于很多犯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只对号码有反应。

其实，我们都跟犯人一样，慢慢地将自己过成了“号码人生”。

在很多人或者机构的眼里，我们就是一个号码，比如在电信公司的信息库里，我们充其量不过是某某号码的机主。

父亲去世后，当时他使用的手机是充值卡，因此，我们也就没有专门去给他的手机销号，事先存在卡里面的钱用完了，手机自然也就停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微信突然显示，父亲要添加我为“好友”。我知道电信还没有“天地通”业务，估计是电信重新放了父亲的号码。我匆匆地删除了手机里存储的父亲的手机号码，此后，我彻底地跟父亲“失去”了联系。

前几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去电信营业厅销号，这是我几年前为老人申请的副卡，这个卡号跟着我的手机号一起消费我的套餐额度。因为套餐包订的比较大，一张主卡、三张副卡都用不掉套餐包。虽然，去年老婆就跟我说，老人的副卡不用了，我一直没有去办理。

一个月要交10元的用卡费，但是我一直舍不得销号。因为我对销号有了另外一层理解，在一个号码时代，号码几乎是一个人的标志，对于老人来说，手机销号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可能没有仔细思考过。

销号意味着用不了手机了，在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的年代，手机销号差不多等于退出了舞台，曾经鲜活走过来的人生，不经意之间就到了舞台的另一端，销号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就是提前谢幕了。我不敢沿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因为，这个结论我根本无法去面对。

两天前，二姐走了，我翻看我的手机，里面除了她的号码，我都没有留下一点她的痕迹。二姐不识字，跟她仅有的联系，差不多也就是偶尔地打几个电话。因为不会微信，我们连语音都没有留下。

好在，我们对过往的一切记忆，不是一串冰冷的号码，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不久的将来，我也许会将手机里的号码删除掉，但是与号码有关的过往一定永远无法删除，它们将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子里，直到我的号码逐渐地被释放出来。

我们有一串号码，号码没有成为我们的人生。真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