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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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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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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和文字狱

记得中学历史书里提到过“文字狱”这个词,也知道清朝有个残暴的雍正皇帝,其他的知之甚少。

第一次对雍正有感觉的还是读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里面有一个女侠叫吕四娘,她一辈子立志要为父报仇,因为,当朝皇帝雍正杀了她父亲,最后,她也手刃了仇人雍正皇帝。那时候,可读的书少,没有人对所谓的知识进行校对和订正,野史当成正史,细说便说了史实。我们甚至不知道小说与资料的区别。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当有人吟出这样的句子的时候,也许他还在用两根手指捻着自己的三绺胡须洋洋自得呢,没想到,就这句诗让他脑袋搬家,他还不明就里。

清朝最辉煌的康雍乾三朝,也是文字狱最严苛的时间段。因字获罪,因文获罪,甚至连想法都会被定罪。

雍正四年(1726年),大臣查嗣庭到江西主持乡试,查嗣庭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雍正因为江西是学问大省,因此派学问好的查嗣庭当江西学政,主持江西乡试。查嗣庭出了几道题,其中有一道的题目是“维民所止”。“维民所止”是《诗经·玄鸟》中的一句。《玄鸟》是“商颂”中的一篇,是宋国君王祭祀殷高宗武丁时所唱的乐歌,歌颂武丁中兴的功业。“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没想到,这题目被诬为心怀不轨,因为“维止”是将“雍正”二字去头,结果查嗣庭戴罪下狱,并病死狱中,雍正下令戮尸以泄愤。查嗣庭案牵涉人等300多。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文字狱。

“维止”是将“雍正”二字去头,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其源于雍正的一块心病。一年前,有个举人叫汪景祺,他写了一篇文稿,叫《历代年号论》,这篇稿子中说“‘正’字有一止之象”,他列举历史上叫“正”的皇帝,结果都非常不好。如金代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明英宗的“正统”、明武宗的“正德”,年号中带有“正”字的这几位皇帝,都没有得享延祚。这样的说法,明显是在诅咒雍正没有好下场。汪景祺原本是年羹尧的下属,竟然说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汪景祺被枭首示众。

由于查嗣庭和汪景祺都是浙江人氏,雍正立即迁怒于浙江一地,他觉得当地的人情风俗淡薄,风气极坏,于是做出一个非常荒诞的决定,凡是浙江籍的读书人,从今往后,一律不准参加乡试和会试,以此断绝浙江籍士人进身为官的路。


雍正六年的时候,看看雍正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几个大臣就联名上了一个奏折,说浙江的读书人经过这一次的禁试,深刻反省,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士人之间的思想观念转变极大,风俗也改变了很多,不再像以往那样好高骛远,喜欢褒贬人物。群臣恭请雍正开恩,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准许他们和别省的读书人一样参加乡试和会试,以谋求仕进。雍正准奏。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时候就发生了曾静案。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湖南永兴县民曾静到州府应试,途中他接触到了浙江人吕留良的书籍。曾静写了一本书叫《知新录》,书中列举了要推翻清朝统治的三个方面理由:一是雍正是失德的暴君。有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二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反对满人的清朝统治。三是土田尽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

曾静便让他的弟子张熙给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送信,说他是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清朝统治者就是金人,因此岳钟琪应该带兵谋反。当然,他们想策反岳钟琪的主要原因是,据说当时雍正皇帝对岳钟琪极不信任,多次想加害岳钟琪,于是,岳钟琪便有了谋反之心。

张熙把信送给岳钟琪的时候,有好几个人看到了信的内容,岳钟琪只好突击审讯张熙,并揪出幕后主使曾静。于是,便把二人解送进京,等候雍正发落。

按照雍正的性格,这两个人应该被凌迟处死,官员们也是这样建议的,可雍正对待曾静二人的态度变了,他不仅没有处死曾静二人,反而逐条驳斥曾静的观点,并让曾静看自己殚精竭虑为国家辛劳的事实,最后,雍正将驳斥内容、曾静的悔过状等集结成册,出了一套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让各省州县官员购买后用于教化老百姓。曾静被批准无罪释放回原籍。也许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曾静到处宣讲《大义觉迷录》,把自己当成了反面靶子。看到这儿,很多人估计都会发笑,雍正还挺会幽默的。

《大义觉迷录》刊发之后,全国识字的人都要求学习该书,老百姓也挺爱读的,因为读这本书后,他们知道了一些宫闱之事,以及老百姓一直好奇的皇家秘密。雍正十三年,雍正刚一驾崩,他的儿子便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曾静师徒俩也被押解到京城受了千刀万剐之刑。

喧闹一时的曾静案算是画上了句号,可该案相关人等在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是什么样的呢,且待我慢慢分析。

先说张熙,他是曾静的“得意弟子”,在老师的授意下,他化名去给岳钟琪送信。

说心里话,张熙确实是条汉子,不过脑子比较简单。为了攒足路费,他出门之前变卖了家产,看这架势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他其实都不知道岳钟琪在哪儿,先是直奔四川,得知岳钟琪已升为川陕总督。先前听到的,岳钟琪被雍正猜忌的传言不攻自破,跟他通行的人感觉前途渺茫都打道回府了,可他一人前往西安。

他甚至都不由思考,是否能见到岳钟琪大人。要知道,他只是一介布衣,岳钟琪贵为川陕总督。两个人之间的地位悬殊太大了,可张熙还是利用拦路阻驾的办法,看见岳钟琪的依仗出行,他跪在前面说有信件交付给岳钟琪。说张熙蛮撞不为过,只有拦轿告状的,哪有拦轿送迷信的。

因为信件内容涉及大逆不道,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岳钟琪组织三堂会审。张熙确实是个汉子,尽管被打得皮开肉绽,可他就是牙关紧咬,一个字也不吐。后来,还是岳钟琪使用诱骗计,他才透露,他的老师是曾静,他去浙江探访过吕留良的后人,于是,通过他这个突破口,牵涉出一堆干系人,兴起了一场新的文字狱。

此后,张熙基本就是曾静的随从,被曾静一起被关押、被释放,再次被关押并最后磔死在北京。

再说曾静,他就是一个失落的秀才,在屡试不第后,只好在乡间以授徒为业,张熙是他的得意门生。

他读到过吕留良的书,深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资料上说,他生活非常艰难,跟哥哥嫂嫂同居一室,结果兄弟反目,妻子改嫁。曾静教书闲暇之余,也开始著书立说,他的书里写道:土地尽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说心里话,曾静还是有些头脑的,他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见解,他认为只有驱除满清统治,穷苦百姓才有出头之日。地位决定眼界,他身处湖南郴州永兴县,那地方比较偏僻,他知道的消息,大多是道听途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且是西边带兵的总督,只有岳钟琪最有能力实现反清复明目的。

可他不知道的是,以他一介寒儒之身,如何说服岳钟琪起来造反呢?他可能都没有想到过,张熙带着信是否能见到岳钟琪。不过他倒是提醒了张熙不要是说出真实的姓名和住址,说明他还是怕事情败露的。

张熙暴露后,他被抓到了雍正的面前。以读书人的气节来说,他应该是死不改悔和死不认罪的,比较搞笑的是,他不仅认罪了,且思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竟然愿意充当雍正的反面教材,到处宣传雍正的勤政、德政。

一时之间,我对曾静的印象变得特别模糊,我不知道是佩服他的知错能改,还是讥笑他的无知。通过道听途说就可以给雍正按加罪名,并写书谋反,说明造谣的成本太低了,他先前所说的驱除满清的观点都是生吞活剥吕留良的。他其实可以像张熙一样像条汉子,向雍正承认自己错了,这也是读书人的底限,可他竟然反过来给雍正当污点证人,这个就非常可笑和可悲了。估计这也是后来乾隆将他凌迟处死的主要原因,因为他让很多人都被卷入一场虚幻的旋涡之中。

这件案子中,最大的“背锅侠”就是岳钟琪了。

他是年羹尧的手下,年羹尧被铲出后,他不仅没有受到牵连,反而接替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的高位。当然,他能获得一步步的成功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勇敢和能力。

作为一个带兵打仗且位高权重的总督,他的汉人身份是他最大的敌人,尤其要命的是,他是岳飞的后人,岳飞又是抗金的英雄,曾静的信件确实捅到了岳钟琪的软肋。

岳钟琪也是够倒霉的,在张熙找到岳钟琪之前三个月,成都有个疯子在街头大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想要造反!”并呼唤民众起来“从岳公爷造反,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岳钟琪非常恼火,命人将疯子抓起来砍了头。

在封建社会,第一等罪名就是谋逆,对于皇帝来说,谋逆可以莫须有定罪的。作为拥兵自重且驻守边关的大将军,且是汉人出身,岳钟琪摊上了这样的事,他怎么做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他把曾静师徒案破获后,雍正皇帝对他大加赞赏了一通。可岳钟琪自己心里一定比谁都清楚,雍正现在的奖赏也许就是他将来被处理的前奏。当年底,他被授予宁远大将军的印信,雍正皇帝还大大地表扬了他一通。雍正的做法,岳钟琪估计非常熟悉,当年在收拾年羹尧之前,雍正也是这么做的。

两年之后,岳钟琪在西部战事中吃了败仗,于是,雍正开始责备岳钟琪,一看岳钟琪开始倒霉了,于是,参奏岳钟琪的折子如雪片般地飞往雍正手上。雍正下诏将岳钟琪“交兵部拘禁候议”。 岳钟琪被捕入狱以后,在等候兵部的判决,一直等了整整两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月兵部的判决才下来,判决居然是“斩决”。雍正帝接到兵部议奏折子,左右权衡,最后,念及其当年进西藏、平青海之功,改“斩决”为“斩监侯”,并处罚银七十万两。

乾隆二年(1737年),岳钟琪被释放,贬为庶人,回成都。乾隆十三年(1748年),由于大金川叛乱而清廷出兵多时未果,乾隆帝想到岳钟琪,先授予他总兵之衔,后改授四川提督,赐孔雀花翎,其时岳钟琪已届六十二岁,久违官场十年有多了。

曾静案的真正主角还是雍正皇帝,当他得到岳钟琪的奏折的时候,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

以雍正的性格,他的第一反应,要把曾静师徒千刀万剐。可让很多人意外的是,雍正对待曾静案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静。

他先是抚慰岳钟琪,不断夸奖岳钟琪的忠诚,并说他每天为岳钟琪焚香,祝愿他“多福多寿多男子”。这样的话好像不是一个皇帝对臣子说的,可雍正就是这么说的。假如知道一点雍正的历史,就知道,雍正说的绝对是真的,当年,他对年羹尧也是这样的。他对岳钟琪这样其实用意很明显,稳住岳钟琪,毕竟岳钟琪手握重兵,且地位非常重要。

雍正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到曾静身上。他派心腹干将去湖南将曾静抓到京城,他要亲自审问曾静的案子。他之所以对曾静案表现出这么大的耐心和忍性,主要是因为,他想查出江湖上列举他十大罪状的真凶到底是谁,以他的直觉,曾静是不知道这么多底细的,曾静应该是受了别人的蛊惑。他想找到谣言的源头。

在九王夺嫡的争夺战中能最后胜出并成功上位之后,雍正瞬间成了众矢之的,他的兄弟中除了允祥跟他同心同德之外,其他的都公然对抗,甚至包括自己一母同胞的大将军允禵。

雍正登基后,不仅要迅速地解决康熙留下的国库空虚的烂摊子,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得对付允禩等八爷党的对抗,此外,还有西部边陲的战事,当然还包括托孤大臣隆科多的骄横跋扈、专权独断。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雍正一点也不含糊。

国库亏空依靠查抄贪官解决,允禵被发配到宁古塔,八爷党圈禁的、发配的、削籍的各有不同,八爷被称为阿其那、塞思黑,这在满语里是“猪狗”的意思。阿其那、塞思黑的家人都被发配到边关,由是他们沿途开始散布雍正的十大罪恶。在解决兄弟的同时,雍正干掉了年羹尧和隆科多,国家基本处于雍正的控制之下了。

曾静案的爆发,以雍正的直觉判断,曾静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曾静宣布的雍正十大罪状,并非是他的发明,不过是社会上流传的攻诘雍正观点的归纳。凭着曾静一己之力,他做不了太大的祸乱,这也是他不想是曾静的直接原因,更为重要的是,雍正也知道天下是靠治理出来的,今天杀了一个曾静,明天可能又会冒出一个张静。

他把曾静与吕留良进行了区分。曾静是受吕留良“歪理邪说”的影响,吕留良生于明朝,在顺治年间中过秀才,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之一,康熙朝本想以“博学鸿词科”推荐他做官,后来又有人举荐他入朝为官,他一一拒绝,甚至不惜以和尚身份逃避朝廷的纠缠。曾静仅仅是听信谣言,把雍正看作是无恶不作的坏皇帝,而是吕留良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教人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不能效忠于夷狄政权。这才是满清统治最害怕的东西。文字狱就是为了维护满清统治才实施的。

雍正对曾静开始了一系列看似反常的操作:一是他将自己跟岳钟琪来往的折子给曾静看,以示自己跟岳钟琪之间的君臣之情是牢不可破的;二是将自己批注的奏折给曾静看看,让他知晓自己是如何治国理政的;三是逐条批驳曾静的思想,让他系统地实现思想改造;四是让曾静看自己是如何勤政尽责地关心国家大事。

事实证明,雍正的这一系列思想改造活动是成功的,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控制“舆情”方面,他知道一味地堵塞解决不了终极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化解,这也是《大义觉迷录》能够问世的主要原因。

《大义觉迷录》共有四卷,主要内容包括:雍正上谕、案件相关官员如岳钟琪等人的奏折、曾静等人的供辞等。卷一首篇的上谕部分,雍正多援引孟子之说,认为“大中华”文明之实践者不需要限定族属,即那个民族都可以,甚至可超越族属,黄帝和周文王都是夷人,极力论证清朝政权的正当性。卷二和卷三主要为曾静和张熙的供辞,谈及“华夷之变”时,曾静多引用孔子之说,曾静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大致都是从吕留良的学说里来的。卷四有曾静《归仁说》一篇文字,相当于曾静的忏悔录,他赞颂雍正皇帝“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不得不说,雍正真的成功了。

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初六,虽然怡亲王、大学生、九卿等要求将曾静师徒以大逆不道正法,雍正没有同意。雍正命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且宣布不但他不杀他们,“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雍正的解释是,这样处理的理由有:一是岳钟琪当时用诈降记与张熙盟过誓,岳钟琪为朝廷股肱大臣,雍正不能让他失信于民,因此要赦免曾静和张熙;二是因为曾静案,朝廷才知道制造谣言的真凶为阿其那、塞思黑的门人和太监,元凶查出来了,老百姓知道了真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曾静还是有功的,不应斩杀。三是雍正可以让曾静师徒现身说法,宣传《大义觉迷录》。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宣讲,然后秘密押送到湖南。张熙带往陕西,在各地宣讲完毕,送回原籍,在家候旨,以便随传随到。他们的宣传作用,是任何人所不能起到的。

曾静案是个文字狱,不过,文字没有表现在曾静师徒身上,而是用在了别处。

雍正觉得最大的幕后黑手是吕留良的弟子及后人。由是,他开始在吕留良及后人身上施加刑罚。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二十一日,雍正下诏怒骂吕留良,说他尽管生在明朝,可那时候他只是孩童,在清朝康熙年间考中秀才,是受过大清朝皇恩的人,可他竟然说自己是明朝遗民,著邪书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吕留良侮辱康熙皇帝。当年查嗣庭和汪景祺都是受了吕留良学说的毒害,简直就是乱臣贼子,他要求九卿等各级机构议定吕留良的罪责。六月十五日,雍正开始训斥吕留良徒弟严鸿逵的徒弟沈在宽,生在清朝成立几十年之后,竟然还依附邪说,说自己处在“清时”,写反诗,诋毁本朝,简直是罪无可赦,交给刑部定罪。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部向雍正申报吕留良案的处理结果,雍正也许是想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他将刑部意见发往各级衙门讨论,并征求地方学政、学监的意见,可以独抒己见,各级官府不得隐匿。

两年后的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吕留良案正式定案,各级机构的一致意见是,吕留良罪有应得,其罪行罄竹难书,必须予以严惩: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弟子严鸿逵戮尸枭示,另一子吕毅中、沈在宽斩立决,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人数众多,俱发遣宁古塔(吉林宁安)给披甲人为奴。吕家财产没官,充浙江工程用费。此案涉及的刻书人、藏书者、门生及其家人或斩立决,或流放三千里不等。

跟着吕留良案,还有很多躺枪的人,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广州府理傜同知朱振基在连州知州任内私置吕留良牌位,设祠奉祀,被人告发,最后下旨被拿问,死于狱中。还有一个躺枪的人叫屈大均(字翁山),他是明末清初广东番禺人,诗歌闻名于岭南,他反清意识强烈。张熙跟岳钟琪“结拜”后,他告诉岳钟琪,屈温山的诗歌很美,他的观点跟吕留良的差不多。《大义觉迷录》传到广东的时候,广东巡抚突然意识到,温山即翁山,于是就开始查阅屈大均的文章,文章中确实有很多借古喻今的文字。屈大均的儿子屈明洪时任广东惠来县教谕,巡抚直接把屈明洪投到广州监狱,可怜的屈明洪先前都没有读过父亲的文章,最后,他及家人被朝廷流放到福建,屈大均的诗文全部被销毁。

至此,吕留良案算是有了最终的结论。

现在回顾一下曾静案,它爆发在雍正六年,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时间的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雍正皇帝事后说,关于他的谣言,由曾静暴露出来,是“天道昭彰,令自投首。静言思之,翻足感庆,借此表明于天下后世,不使白璧蒙污,莫非上苍笃佑乎!”他把曾静的发难视作天赐良机,利用它说明得位的正当,政治举措的得当,政敌的错误,进而说明反对他的舆论根源在于对手的恶意中伤,希图改变人们对他嗣统与初政的看法。由此可见雍正的反常操作,其实也是用心良苦,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雍正处理大事还是有一定的气魄的,说明他在处理国家大事上还是有特别的能力。曾静案,某种程度上是当朝思想上的一次“拨乱反正”,通过这个案子,达到了澄清谣言,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做了较好的一个宣传。

雍正驾崩的当年,乾隆皇帝就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且将曾静师徒抓到北京处以凌迟之刑,这也是情不得已,因为,《大义觉迷录》中记载了一些宫廷斗争及皇家机密,很多内容有损天朝的颜面,如果任由社会大众无限传播,不知道要衍生多少节外故事。乾隆皇帝的做法也是对曾静案处理的一些修正。至于谁是谁非,后来人只能当着史料慢慢分析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那么说不清,那都是因为当事人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得已。理解了自然理解,不理解就当着故事读读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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