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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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中学历史书里提到过“文字狱”这个词，也知道清朝有个残暴的雍正皇帝，其他的知之甚少。
第一次对雍正有感觉的还是读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里面有一个女侠叫吕四娘，她一辈子立志要为父报仇，因为，当朝皇帝雍正杀了她父亲，最后，她也手刃了仇人雍正皇帝。那时候，可读的书少，没有人对所谓的知识进行校对和订正，野史当成正史，细说便说了史实。我们甚至不知道小说与资料的区别。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当有人吟出这样的句子的时候，也许他还在用两根手指捻着自己的三绺胡须洋洋自得呢，没想到，就这句诗让他脑袋搬家，他还不明就里。
清朝最辉煌的康雍乾三朝，也是文字狱最严苛的时间段。因字获罪，因文获罪，甚至连想法都会被定罪。
雍正四年（1726年），大臣查嗣庭到江西主持乡试，查嗣庭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雍正因为江西是学问大省，因此派学问好的查嗣庭当江西学政，主持江西乡试。查嗣庭出了几道题，其中有一道的题目是“维民所止”。“维民所止”是《诗经·玄鸟》中的一句。《玄鸟》是“商颂”中的一篇，是宋国君王祭祀殷高宗武丁时所唱的乐歌，歌颂武丁中兴的功业。“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没想到，这题目被诬为心怀不轨，因为“维止”是将“雍正”二字去头，结果查嗣庭戴罪下狱，并病死狱中，雍正下令戮尸以泄愤。查嗣庭案牵涉人等300多。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文字狱。
“维止”是将“雍正”二字去头，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其源于雍正的一块心病。一年前，有个举人叫汪景祺，他写了一篇文稿，叫《历代年号论》，这篇稿子中说“‘正’字有一止之象”，他列举历史上叫“正”的皇帝，结果都非常不好。如金代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明英宗的“正统”、明武宗的“正德”，年号中带有“正”字的这几位皇帝，都没有得享延祚。这样的说法，明显是在诅咒雍正没有好下场。汪景祺原本是年羹尧的下属，竟然说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汪景祺被枭首示众。
由于查嗣庭和汪景祺都是浙江人氏，雍正立即迁怒于浙江一地，他觉得当地的人情风俗淡薄，风气极坏，于是做出一个非常荒诞的决定，凡是浙江籍的读书人，从今往后，一律不准参加乡试和会试，以此断绝浙江籍士人进身为官的路。
雍正六年的时候，看看雍正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几个大臣就联名上了一个奏折，说浙江的读书人经过这一次的禁试，深刻反省，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士人之间的思想观念转变极大，风俗也改变了很多，不再像以往那样好高骛远，喜欢褒贬人物。群臣恭请雍正开恩，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准许他们和别省的读书人一样参加乡试和会试，以谋求仕进。雍正准奏。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时候就发生了曾静案。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湖南永兴县民曾静到州府应试，途中他接触到了浙江人吕留良的书籍。曾静写了一本书叫《知新录》，书中列举了要推翻清朝统治的三个方面理由：一是雍正是失德的暴君。有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二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反对满人的清朝统治。三是土田尽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
曾静便让他的弟子张熙给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送信，说他是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清朝统治者就是金人，因此岳钟琪应该带兵谋反。当然，他们想策反岳钟琪的主要原因是，据说当时雍正皇帝对岳钟琪极不信任，多次想加害岳钟琪，于是，岳钟琪便有了谋反之心。
张熙把信送给岳钟琪的时候，有好几个人看到了信的内容，岳钟琪只好突击审讯张熙，并揪出幕后主使曾静。于是，便把二人解送进京，等候雍正发落。
按照雍正的性格，这两个人应该被凌迟处死，官员们也是这样建议的，可雍正对待曾静二人的态度变了，他不仅没有处死曾静二人，反而逐条驳斥曾静的观点，并让曾静看自己殚精竭虑为国家辛劳的事实，最后，雍正将驳斥内容、曾静的悔过状等集结成册，出了一套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让各省州县官员购买后用于教化老百姓。曾静被批准无罪释放回原籍。也许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曾静到处宣讲《大义觉迷录》，把自己当成了反面靶子。看到这儿，很多人估计都会发笑，雍正还挺会幽默的。
《大义觉迷录》刊发之后，全国识字的人都要求学习该书，老百姓也挺爱读的，因为读这本书后，他们知道了一些宫闱之事，以及老百姓一直好奇的皇家秘密。雍正十三年，雍正刚一驾崩，他的儿子便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曾静师徒俩也被押解到京城受了千刀万剐之刑。
喧闹一时的曾静案算是画上了句号，可该案相关人等在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是什么样的呢，且待我慢慢分析。
先说张熙，他是曾静的“得意弟子”，在老师的授意下，他化名去给岳钟琪送信。
说心里话，张熙确实是条汉子，不过脑子比较简单。为了攒足路费，他出门之前变卖了家产，看这架势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他其实都不知道岳钟琪在哪儿，先是直奔四川，得知岳钟琪已升为川陕总督。先前听到的，岳钟琪被雍正猜忌的传言不攻自破，跟他通行的人感觉前途渺茫都打道回府了，可他一人前往西安。
他甚至都不由思考，是否能见到岳钟琪大人。要知道，他只是一介布衣，岳钟琪贵为川陕总督。两个人之间的地位悬殊太大了，可张熙还是利用拦路阻驾的办法，看见岳钟琪的依仗出行，他跪在前面说有信件交付给岳钟琪。说张熙蛮撞不为过，只有拦轿告状的，哪有拦轿送迷信的。
因为信件内容涉及大逆不道，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岳钟琪组织三堂会审。张熙确实是个汉子，尽管被打得皮开肉绽，可他就是牙关紧咬，一个字也不吐。后来，还是岳钟琪使用诱骗计，他才透露，他的老师是曾静，他去浙江探访过吕留良的后人，于是，通过他这个突破口，牵涉出一堆干系人，兴起了一场新的文字狱。
此后，张熙基本就是曾静的随从，被曾静一起被关押、被释放，再次被关押并最后磔死在北京。
再说曾静，他就是一个失落的秀才，在屡试不第后，只好在乡间以授徒为业，张熙是他的得意门生。
他读到过吕留良的书，深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资料上说，他生活非常艰难，跟哥哥嫂嫂同居一室，结果兄弟反目，妻子改嫁。曾静教书闲暇之余，也开始著书立说，他的书里写道：土地尽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说心里话，曾静还是有些头脑的，他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见解，他认为只有驱除满清统治，穷苦百姓才有出头之日。地位决定眼界，他身处湖南郴州永兴县，那地方比较偏僻，他知道的消息，大多是道听途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且是西边带兵的总督，只有岳钟琪最有能力实现反清复明目的。
可他不知道的是，以他一介寒儒之身，如何说服岳钟琪起来造反呢？他可能都没有想到过，张熙带着信是否能见到岳钟琪。不过他倒是提醒了张熙不要是说出真实的姓名和住址，说明他还是怕事情败露的。
张熙暴露后，他被抓到了雍正的面前。以读书人的气节来说，他应该是死不改悔和死不认罪的，比较搞笑的是，他不仅认罪了，且思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竟然愿意充当雍正的反面教材，到处宣传雍正的勤政、德政。
一时之间，我对曾静的印象变得特别模糊，我不知道是佩服他的知错能改，还是讥笑他的无知。通过道听途说就可以给雍正按加罪名，并写书谋反，说明造谣的成本太低了，他先前所说的驱除满清的观点都是生吞活剥吕留良的。他其实可以像张熙一样像条汉子，向雍正承认自己错了，这也是读书人的底限，可他竟然反过来给雍正当污点证人，这个就非常可笑和可悲了。估计这也是后来乾隆将他凌迟处死的主要原因，因为他让很多人都被卷入一场虚幻的旋涡之中。
这件案子中，最大的“背锅侠”就是岳钟琪了。
他是年羹尧的手下，年羹尧被铲出后，他不仅没有受到牵连，反而接替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的高位。当然，他能获得一步步的成功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勇敢和能力。
作为一个带兵打仗且位高权重的总督，他的汉人身份是他最大的敌人，尤其要命的是，他是岳飞的后人，岳飞又是抗金的英雄，曾静的信件确实捅到了岳钟琪的软肋。
岳钟琪也是够倒霉的，在张熙找到岳钟琪之前三个月，成都有个疯子在街头大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想要造反！”并呼唤民众起来“从岳公爷造反，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岳钟琪非常恼火，命人将疯子抓起来砍了头。
在封建社会，第一等罪名就是谋逆，对于皇帝来说，谋逆可以莫须有定罪的。作为拥兵自重且驻守边关的大将军，且是汉人出身，岳钟琪摊上了这样的事，他怎么做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他把曾静师徒案破获后，雍正皇帝对他大加赞赏了一通。可岳钟琪自己心里一定比谁都清楚，雍正现在的奖赏也许就是他将来被处理的前奏。当年底，他被授予宁远大将军的印信，雍正皇帝还大大地表扬了他一通。雍正的做法，岳钟琪估计非常熟悉，当年在收拾年羹尧之前，雍正也是这么做的。
两年之后，岳钟琪在西部战事中吃了败仗，于是，雍正开始责备岳钟琪，一看岳钟琪开始倒霉了，于是，参奏岳钟琪的折子如雪片般地飞往雍正手上。雍正下诏将岳钟琪“交兵部拘禁候议”。 岳钟琪被捕入狱以后，在等候兵部的判决，一直等了整整两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月兵部的判决才下来，判决居然是“斩决”。雍正帝接到兵部议奏折子，左右权衡，最后，念及其当年进西藏、平青海之功，改“斩决”为“斩监侯”，并处罚银七十万两。
乾隆二年（1737年），岳钟琪被释放，贬为庶人，回成都。乾隆十三年（1748年），由于大金川叛乱而清廷出兵多时未果，乾隆帝想到岳钟琪，先授予他总兵之衔，后改授四川提督，赐孔雀花翎，其时岳钟琪已届六十二岁，久违官场十年有多了。
曾静案的真正主角还是雍正皇帝，当他得到岳钟琪的奏折的时候，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
以雍正的性格，他的第一反应，要把曾静师徒千刀万剐。可让很多人意外的是，雍正对待曾静案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静。
他先是抚慰岳钟琪，不断夸奖岳钟琪的忠诚，并说他每天为岳钟琪焚香，祝愿他“多福多寿多男子”。这样的话好像不是一个皇帝对臣子说的，可雍正就是这么说的。假如知道一点雍正的历史，就知道，雍正说的绝对是真的，当年，他对年羹尧也是这样的。他对岳钟琪这样其实用意很明显，稳住岳钟琪，毕竟岳钟琪手握重兵，且地位非常重要。
雍正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到曾静身上。他派心腹干将去湖南将曾静抓到京城，他要亲自审问曾静的案子。他之所以对曾静案表现出这么大的耐心和忍性，主要是因为，他想查出江湖上列举他十大罪状的真凶到底是谁，以他的直觉，曾静是不知道这么多底细的，曾静应该是受了别人的蛊惑。他想找到谣言的源头。
在九王夺嫡的争夺战中能最后胜出并成功上位之后，雍正瞬间成了众矢之的，他的兄弟中除了允祥跟他同心同德之外，其他的都公然对抗，甚至包括自己一母同胞的大将军允禵。
雍正登基后，不仅要迅速地解决康熙留下的国库空虚的烂摊子，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得对付允禩等八爷党的对抗，此外，还有西部边陲的战事，当然还包括托孤大臣隆科多的骄横跋扈、专权独断。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雍正一点也不含糊。
国库亏空依靠查抄贪官解决，允禵被发配到宁古塔，八爷党圈禁的、发配的、削籍的各有不同，八爷被称为阿其那、塞思黑，这在满语里是“猪狗”的意思。阿其那、塞思黑的家人都被发配到边关，由是他们沿途开始散布雍正的十大罪恶。在解决兄弟的同时，雍正干掉了年羹尧和隆科多，国家基本处于雍正的控制之下了。
曾静案的爆发，以雍正的直觉判断，曾静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曾静宣布的雍正十大罪状，并非是他的发明，不过是社会上流传的攻诘雍正观点的归纳。凭着曾静一己之力，他做不了太大的祸乱，这也是他不想是曾静的直接原因，更为重要的是，雍正也知道天下是靠治理出来的，今天杀了一个曾静，明天可能又会冒出一个张静。
他把曾静与吕留良进行了区分。曾静是受吕留良“歪理邪说”的影响，吕留良生于明朝，在顺治年间中过秀才，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之一，康熙朝本想以“博学鸿词科”推荐他做官，后来又有人举荐他入朝为官，他一一拒绝，甚至不惜以和尚身份逃避朝廷的纠缠。曾静仅仅是听信谣言，把雍正看作是无恶不作的坏皇帝，而是吕留良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教人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不能效忠于夷狄政权。这才是满清统治最害怕的东西。文字狱就是为了维护满清统治才实施的。
雍正对曾静开始了一系列看似反常的操作：一是他将自己跟岳钟琪来往的折子给曾静看，以示自己跟岳钟琪之间的君臣之情是牢不可破的；二是将自己批注的奏折给曾静看看，让他知晓自己是如何治国理政的；三是逐条批驳曾静的思想，让他系统地实现思想改造；四是让曾静看自己是如何勤政尽责地关心国家大事。
事实证明，雍正的这一系列思想改造活动是成功的，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控制“舆情”方面，他知道一味地堵塞解决不了终极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化解，这也是《大义觉迷录》能够问世的主要原因。
《大义觉迷录》共有四卷，主要内容包括：雍正上谕、案件相关官员如岳钟琪等人的奏折、曾静等人的供辞等。卷一首篇的上谕部分，雍正多援引孟子之说，认为“大中华”文明之实践者不需要限定族属，即那个民族都可以，甚至可超越族属，黄帝和周文王都是夷人，极力论证清朝政权的正当性。卷二和卷三主要为曾静和张熙的供辞，谈及“华夷之变”时，曾静多引用孔子之说，曾静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大致都是从吕留良的学说里来的。卷四有曾静《归仁说》一篇文字，相当于曾静的忏悔录，他赞颂雍正皇帝“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不得不说，雍正真的成功了。
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初六，虽然怡亲王、大学生、九卿等要求将曾静师徒以大逆不道正法，雍正没有同意。雍正命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且宣布不但他不杀他们，“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雍正的解释是，这样处理的理由有：一是岳钟琪当时用诈降记与张熙盟过誓，岳钟琪为朝廷股肱大臣，雍正不能让他失信于民，因此要赦免曾静和张熙；二是因为曾静案，朝廷才知道制造谣言的真凶为阿其那、塞思黑的门人和太监，元凶查出来了，老百姓知道了真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曾静还是有功的，不应斩杀。三是雍正可以让曾静师徒现身说法，宣传《大义觉迷录》。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宣讲，然后秘密押送到湖南。张熙带往陕西，在各地宣讲完毕，送回原籍，在家候旨，以便随传随到。他们的宣传作用，是任何人所不能起到的。
曾静案是个文字狱，不过，文字没有表现在曾静师徒身上，而是用在了别处。
雍正觉得最大的幕后黑手是吕留良的弟子及后人。由是，他开始在吕留良及后人身上施加刑罚。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二十一日，雍正下诏怒骂吕留良，说他尽管生在明朝，可那时候他只是孩童，在清朝康熙年间考中秀才，是受过大清朝皇恩的人，可他竟然说自己是明朝遗民，著邪书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吕留良侮辱康熙皇帝。当年查嗣庭和汪景祺都是受了吕留良学说的毒害，简直就是乱臣贼子，他要求九卿等各级机构议定吕留良的罪责。六月十五日，雍正开始训斥吕留良徒弟严鸿逵的徒弟沈在宽，生在清朝成立几十年之后，竟然还依附邪说，说自己处在“清时”，写反诗，诋毁本朝，简直是罪无可赦，交给刑部定罪。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部向雍正申报吕留良案的处理结果，雍正也许是想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他将刑部意见发往各级衙门讨论，并征求地方学政、学监的意见，可以独抒己见，各级官府不得隐匿。
两年后的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吕留良案正式定案，各级机构的一致意见是，吕留良罪有应得，其罪行罄竹难书，必须予以严惩：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弟子严鸿逵戮尸枭示，另一子吕毅中、沈在宽斩立决，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人数众多，俱发遣宁古塔（吉林宁安）给披甲人为奴。吕家财产没官，充浙江工程用费。此案涉及的刻书人、藏书者、门生及其家人或斩立决，或流放三千里不等。
跟着吕留良案，还有很多躺枪的人，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广州府理傜同知朱振基在连州知州任内私置吕留良牌位，设祠奉祀，被人告发，最后下旨被拿问，死于狱中。还有一个躺枪的人叫屈大均（字翁山），他是明末清初广东番禺人，诗歌闻名于岭南，他反清意识强烈。张熙跟岳钟琪“结拜”后，他告诉岳钟琪，屈温山的诗歌很美，他的观点跟吕留良的差不多。《大义觉迷录》传到广东的时候，广东巡抚突然意识到，温山即翁山，于是就开始查阅屈大均的文章，文章中确实有很多借古喻今的文字。屈大均的儿子屈明洪时任广东惠来县教谕，巡抚直接把屈明洪投到广州监狱，可怜的屈明洪先前都没有读过父亲的文章，最后，他及家人被朝廷流放到福建，屈大均的诗文全部被销毁。
至此，吕留良案算是有了最终的结论。
现在回顾一下曾静案，它爆发在雍正六年，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时间的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雍正皇帝事后说，关于他的谣言，由曾静暴露出来，是“天道昭彰，令自投首。静言思之，翻足感庆，借此表明于天下后世，不使白璧蒙污，莫非上苍笃佑乎！”他把曾静的发难视作天赐良机，利用它说明得位的正当，政治举措的得当，政敌的错误，进而说明反对他的舆论根源在于对手的恶意中伤，希图改变人们对他嗣统与初政的看法。由此可见雍正的反常操作，其实也是用心良苦，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雍正处理大事还是有一定的气魄的，说明他在处理国家大事上还是有特别的能力。曾静案，某种程度上是当朝思想上的一次“拨乱反正”，通过这个案子，达到了澄清谣言，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做了较好的一个宣传。
雍正驾崩的当年，乾隆皇帝就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且将曾静师徒抓到北京处以凌迟之刑，这也是情不得已，因为，《大义觉迷录》中记载了一些宫廷斗争及皇家机密，很多内容有损天朝的颜面，如果任由社会大众无限传播，不知道要衍生多少节外故事。乾隆皇帝的做法也是对曾静案处理的一些修正。至于谁是谁非，后来人只能当着史料慢慢分析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那么说不清，那都是因为当事人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得已。理解了自然理解，不理解就当着故事读读也无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