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得写的时候，就写跑步吧

我跑步的时候，没想过当作家。当上作家以后，就没再跑过步。

多少次面对镜子里日益肥胖的自己，我总想鼓足勇气到外面跑起来，结果，不到五十米，不仅呼哧带喘，而且，膝盖的上下关节比我本人还较劲。

前阵子，在室内跑步机上尝试过几分钟，第一次是三分钟，第二次到了五分钟，第三次到了八分钟，经过若干次努力之后，我想把记录提高到十分钟，很快我就感觉到失败了，因为，下皮带之后，腿几乎无法站立。

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自己满意的记录呢，这是多少年没有再梦想过的。一直都认定，这辈子估计都没有跑步的机缘了。

我不是爱跑步的人，甚至都不爱运动。

好像是大二的时候，有段时间，我的气管和肺部非常不通畅，咳嗽加哮喘，让我害怕遗传了母亲的病。母亲因为气管炎加肺气肿，早早地就离我们而去。

在生病和害怕之间，我选择了极端的“以毒攻毒”疗法，我想着，要么在跑步中被哮喘憋死，要么在运动中实现永久的呼吸自由。我开始了每日一次的五公里跑步。

对于一个没有耐力和恒心的人，从出门开始，我便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我上了一条环形路，只要跑起来，就没有捷径了，要么完成一圈，要么半途原路返回，结果都是一样的。

不得不承认，路径选择对于成功非常关键。

到了小一半的时候，我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想到返回的路程跟往前相差无几，我只好咬牙往前。跑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完全把我从身体里挣脱出来了，跑在路上的不再是我，我开始在云中漫步。

那是飘飘欲仙的极致体验，那种浮在空中的曼妙之感，是我一直能坚持下来的不竭动力。全程结束的时候，我没有被时常爆缸的气管憋死，而是感觉到，从肺到鼻腔从未有过的通畅。

我跑步那年，美国电影《阿甘正传》还没有拍摄，如阿甘一样执着的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竟然还有女同学加入到我的跑步队伍，当然，队伍最多的时候也就2个人。

我从南京跑到广州，那些年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首先要寻找的都是跑步路线，早晨要是能出去跑一圈，感觉一天都精神十足，也许因为晨跑，所以我爱上了阅读，进而想到了继续读书。

可到北京来求学的时候，彻底地葬送了我跑步的安排。那时候的北京不仅气候一般，且也没有适合跑步的路线。门口的街道竟然是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进出门都觉得非常憋屈。

人就是那么的奇怪。

当年因为气管憋屈，我选择了跑步，气管的问题得到根治了。现在因为憋屈而放弃了跑步，结果是，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虽然没有犯过呼吸道的疾病，可身体的素质让我面对非典疫情时就非常沮丧。我没有捡起跑步的爱好，好在我开始运动了。

我一直没觉得写作与跑步有什么关联，直到看见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写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当然，看到这篇文章的一定不止我一个。国内作家有人写过《跑步穿过中关村》，刘震云出了很多小说，不知道是不是跑步时产生的灵感和创作激情。这些事件都是在中国作协李敬泽副主席的大著《跑步集》里面介绍的，通过这本书，我知道了跑步，当然也知道了写作。

反正，跑步与写作一定是有关系的了。

敬泽主席的《跑步集》的序言，题目叫《跑步、文学、鹅掌楸》。这是他应《南方周末》的邀请，做了一次演讲的题目。我非常喜欢敬泽主席的这篇演讲稿，看似漫不经心，其实精心备至；看似毫无关联，可每段之间都环环相扣，这是思考的文字，当然也是智慧的文字。知识如泉水，不经意之间就呈现出来了，智慧如光束，可以渗透到每个角落。说心里话，这样的文字表达形式，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不断前行的方向。

跑步、文学与鹅掌楸之间原本毫无关联，可作家通过高度发法的意象力，将它们链接为一个整体。我真的知道跑步与文学，跑步与鹅掌楸之间的关系了，作家就是要将世间万物建立关系的人。

没得写的时候，就写跑步吧。像村上春树，像刘震云，像李敬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