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自由又自在

穿衣自由又自在

二十多年前，跟一位当时非常著名的足球裁判员闲聊，他说，因为工作关系，他会不断地领到各种各样的运动服，家里的运动服多得根本就穿不过来。定期地，他会把这些运动服送给亲戚朋友。

每次领到新的运动服，他都会在家放一段时间，在送人之前，都要试穿一下，一者是为了毁掉包装和标识，因为他送人的都是名牌运动服，他怕接收的人收到未拆封的有心理负担，他都说送的是旧衣服。

跟他几杯酒下肚之后，他还说了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每次新衣服送人前，他都要在身上试一下，以示自己穿过了。他说，潜意识里还是沉淀着没衣服穿的状态，小时候很少穿新衣服的他，一件新衣服过了自己的手，碰都不碰一下，感觉好失落的。

他跟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脸上略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尽管酒早已把他黝黑的脸泡红了，可小秘密的曝光，还是让他脸上没有盖住内心的那一阵悸动。

我们这辈子人，其实都经历过穿衣不自由的年代。

我说的不自由，也包括那么几年，有人穿着喇叭裤上街，被人强行给剪破的日子。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大门开了，西风进来了。年轻人开始烫头发，不限性别，有那么一群青年人，整天无所事事地在街头晃荡，他们有的把头发烫了个羊毛卷，戴着蛤蟆镜，穿着花衬衫和裤管遮盖住皮鞋的喇叭裤，喇叭裤口周长有长到两尺的，走起路来像是在扫地一样，皮鞋头非常尖，当时叫“火箭式”。

现代人看到这样的穿着，一定会认为是年轻人在耍个性。可那个年代，人的思想整体保守，就有那么一群爱管闲事的公家人，不知道属于哪个机构，他们拿着剪子在街上，看见穿着喇叭裤的过来，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剪子。被剪的好像也不敢跟这些人理论，只能乖乖地溜回家。

记得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也做过一条喇叭裤，不过开口很小，仅仅能从侧面看出来，那是喇叭形的。

无意之间赶了一个时髦，可我也没敢以裤子为傲，因为，我的上身实在是有点不给力。一件黑色的外褂里面包着一件红色碎花的棉袄，不知道这是哪个哥哥或姐姐交接给我的。穿着这样的棉袄，我在校园里根本不敢大步流星地走路，因为，带起来的风会掀起衣角，漏出里面的花色。那是非常丢人的事。

穿着这样的棉袄，春上天就是非常难熬的事，假如突然升温了，我又穿着这样的棉袄外出上体育课，即便热得满头大汗，我也只能在阳光下憋着，根本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这件棉袄。

即便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是等熄灯之后，快速将棉袄连同外褂脱下来，匆匆塞到枕头底下，第二天早晨趁人不备连忙穿上，这样的生活陪伴了2年，后来，叔叔寄回家一件抗美援朝时候的军棉袄，虽然又肥又大，可于我来说，那是世间最精美的衣服，更是我最好的颜面，我甚至要穿着它去大城市读书。印象中，我出门时没有带上它。

大学期间，衣服还要靠一些朋友接济，记得有次跟着火车去苏州，叔叔有个生意朋友，给我找出来不少他淘汰的衣服，于我还是非常稀罕的，毕竟人家当年是有钱人，他淘汰的，我还是捡到了宝贝。

工作后，开始买衣自由了，单位门口的街道就是一条著名的夜市。

说自由，其实也就是相对于以前而言，广州气温高，一年也就两个季节，夏天和冬天的衣服可以分开穿了，不像以前，一年四季在穿衣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除了身上厚薄的程度不同。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对衣着我还是比较在意的，受经济条件约束，早市和天意市场是我的最爱，一段时间不去，还是非常想念的。

刚成家的时候，经济异常紧张。好在我有一双善于打理的手，一家人在外也能体体面面。可有一次，我们还是撂荒了。

在一个冬日，我们怀揣一千元的购物卡，打着车就去了一个平时根本都不敢看的商厦。刚一进旋转门，一股强烈的热风从头顶吹下，如沐春风，真的是那种感觉，我们还没到扶梯，身上就开始冒汗了，只好脱下厚厚的羽绒服。这时候，看见商场里稀稀拉拉的人，无论是服务员，还是顾客，都穿着单衣薄衫的，那一瞬间，乡下人进城，或者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虚荣心瞬间就上头了。

以至于我们都不敢轻易走近柜台，也难怪，柜台里的东西都太让我开眼界了，要是直接告诉柜员，我的卡里只有一千，那一定会招来白眼。我远远地看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牌子，又添了一百多买了一件夹克，急匆匆地就出来了。

那么奢侈地淘来的夹克，一定是在非常场合才舍得拿出来。记得那天，我说了一句笑话“什么时候能实现穿衣自由呢。”即到各种场合，几乎都不用可以换衣服的那样。这于尚年轻的我们，确实是个不小的目标。

不知不觉地，衣柜不够用了。当白发逐渐替代青丝的时候，猛然发现，出门时，随便拿出来一件穿在身上，内心便自由自在，再也不太关注别人穿着，自己穿在身上的，以舒服为主。

不是看开了，是真的穿衣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