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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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崔青渠那年，我十岁，正上小学。
这天，我家住进一支挖渠队。他们背着行李，扛着锨，排子车拉着大小锅、米粮、碗筷、席子，灰头土脸地来到。西屋地上，铺几领席子，把行李一放，十几人的队伍就安顿下来。
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生产队里挣工分，坷垃地里刨食吃，他们吃得半饥半饱，穿得破衣烂衫。躺倒就会睡觉，睁眼就会上茅厕、吃冷饭。夏天，一群汉子同居一室，汗臭味弥漫，齁声此起彼伏，第二天苦累活儿等着去干。这是一群多么能吃苦耐劳的人啊!他们的青春如一首忧伤为主旋律的歌。
偶尔，他们也会开开玩笑，说说家长里短的事。拿别人对象或老婆开涮，相互傻笑一阵儿。有人带回路边拔下的几枝野花，随意插在玻璃瓶里。花开得好看的时候，他们都懒得看一眼，更不会“怜香惜玉”了。
第二天，他们起身后，很高兴，因为二蒸气师傅已做好了饭。每人每顿都能吃一两个热腾腾的白馍馍。菜，有时炒，豆芽、白菜、菠菜为多；有时咸菜，大家都能津津有味。他们要求的很简单，有活干，有饭吃，就心满意足了。
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我背着书包放学，他们正要开饭。大锅蒸干，热气腾腾的，炭火红红的。小锅煮菜做汤，干柴快活地燃着。“呵，大学生回来了!”“比我们强，将来有出息!”“快点给他拿个馍馍。”他们七嘴八舌，说得我不好意思了，羞红了脸。麻子脸叔怜爱地摸摸我的头。他们开饭时，给我家送了两个白馒头。
70年代中期，农民生活还穷，吃的多是高粱、红薯，也吃野菜。那时，贫穷仍像一个大枷锁，捆住百姓的手脚。吃个馍馍，是特别幸福的事。但慈善的母亲说:“还他们吧。他们粮食也不多。”
“怎能见外呢？给孩子吃吧。”矮个儿麻子叔又送了回来，他们都不是虚头巴脑的人。
我从没见过他们挖渠的情形。但谁都知道，他们的确劳苦。太阳下，他们光着臂膀或挖或拉，汗水“滴答”而下，肩上勒了道血印，手上又磨了新泡。在这片黄土地上，他们硬是人工修造一条又长又深的河。河的益处，他们享受不到。但周边的人能仰仗河的恩泽，他们的汗水就没有白流，想起来都会美美的。
看起来松松垮垮一支队伍，一个多月来，硬是没人请假，没人偷懒，成为三乡五里挖渠又好又快的标兵。
蒸气叔在家做饭。在院子东墙跟盘灶头，支两口锅。大锅蒸馒头，天天后晌蒸，用炭火。吹风机呼呼地响，炭火旺旺的，加铲的时候，冒股黑烟儿，很快便不见了。炭火的星儿不停地飞溅。
星期天，我常看他蒸。许是他在家排行老二，并且会饮事，人送外号“二蒸气”，他也习惯了此称。他高高的个子，精瘦的身子，黝黑的皮肤，特别精明能干，有点艺术天分。他特别喜欢我，特意从河上捎回红胶泥土，捏成哨、枪、孙悟空的样子，在火中烧，烧好等冷却后送给我。我看到他烧哨子的过程。胶泥反复摔打，不软不硬，用心捏成口哨。掏空，晒会儿。掏空的时候，蒸气叔戴上老花镜，小心翼翼，鼻翼上沁出汗珠。烧的火候拿捏要准。轻则不透，不结实；重则变形，前功尽弃。他把一大一小的两个红哨送给我，我如获宝贝，笑得合不拢嘴。那红哨一吹，响亮地很，能传到另一个巷子。没想到，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都做体育班长或学生会体育部长，一个长哨音响满了十三年！
蒸气叔除了为我烧玩物外，还乐意讲民间故事。石义打柴，告诉我真心实意才会有后福的道理；七夕相会，告诉我真爱不怕山高水深、幸福在追求中的真谛。人的审美养成，人的毅力培养，人的恋根情结，跟这些朴实可爱的人、美好追求的传说是多么密不可分呀!
他们来我家二十多天后，不知怎么回事，外地来讨饭的女子骤多起来。她们大多穿着鲜丽，门口一站，并不多话，自等人送馒头才肯离开。如给半个馒头，她们会抛下而去。我和四五个小伙伴，骂她们骗子，拿着棍子去追她们，她们不得不落荒而逃。
日子飞快，他们完成任务后回村了，留给我的是珍贵的记忆。据说，后来他们有人又到过我家，只可惜我上学在外。蒸气叔曾到过我村卖扫帚，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时候，不兴照相，没有一张他们可供回忆的照片。
与你有恩情的人，只是擦肩而过的过客，好多时候一生不见，而你们相距并不遥远。再相见，又彼此认不出对方。回忆时，他们的名字你都不知，他们青春的影子都模糊不清了。
蒸气叔，你还好吗?那些挖渠队员都还好吗?你们的青春永不褪色，汗珠滚烫浇灌成河水的梦语。如果你还活着，怕有八十多岁的高龄了，你可记得你为他烧口哨的那个孩子？他是多么怀念那一段和你们相处的日子!大学毕业之后，他毅然放弃了灯红酒绿的城市，回到了你们曾经挖过河的那个小城。他的青春深深的脚窝，踏在这多情而肥沃的土地上。
尽管你们一辈子没有达到他的学识高度，没有他那样高的生活品味，但他还是敬佩你们的勤劳、善良和把苦日子烧成哨响的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