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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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建勇
1.
吃过午饭，妻端出一盆昨天剥好的嫩苞谷粒，看我一眼，说：“去农贸市场打。”转身出了店。
店外的雨下了一整个上午终于停了，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车轮胎与积雨的路面不间断发出“哗哗哗”的轰鸣声。马路对面的“巫山纸包鱼”招牌重新醒目起来，店招下的玻璃门里，桌椅井然，空无一人。
点燃一根烟，连带呼吸些潮热的空气，漫无思绪。新装在顶棚的吊扇呼啦啦地转，微风扇不知疲倦地吹我的脸。汗水从浓密的发根里喷薄而出，从头顶四下倾泻瀑布一般漫过额头、眼睑以及后脑勺再汇集到脖颈，洪流滚滚而下，白大褂几乎在一瞬间就汗湿透了。
梅雨季节到了。手机里的暴雨灾害警示短信息不断在提醒，可是这与我已不相干了。店子搬迁到这里已有15个年头，洪水肆虐吞没我的药店早已成了淡漠的记忆，惊恐与悲伤都成了过去时。新的焦虑绵绵不绝，但它与梅雨无关。
我的店啊，太过于寂静无声了。我看向对面的店铺，谁比谁更清静呢？我试图打开手机找一段轻音乐，但这样潮湿的午后，我想不到合适的曲目。此时无声胜有声？没有意境没有情趣，连忧伤也不曾浮上心头。多年前那一年又一年的洪水漫过我身处于低洼地带的店铺，那种忧伤才叫忧伤。
我躺在椅子上开始我的午休，我庆幸我把我的店搬到了这里，就算连日不断的倾盆大雨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甚至感到了一丝安逸。我恍惚记起了来这里的第一年，州河泛滥的洪水再一次涌进我原来店铺的大街。当洪水退去的第二天，我还兴致勃勃地骑了洋马儿去看望那些水淹过后的商铺，真是悲惨啊！满大街的淤泥正在被冲洗，很多店铺堆满来不及搬走的货物上货架上墙壁上到处污秽不堪。我曾经的店铺呢？我在那里五年，洪水漫进过三次！我在洋马儿上面，望着满大街的恓惶，心里竟没有一丝怜悯。我在这里遭遇过三次水灾，谁知道有多少人看过我的笑话？
顶棚的灯晃得刺眼，心中一派茫然，洪水已经漫不进我的店，可是我的顾客呢，都去了哪儿了？我是这般的悠闲。我悠闲着我的悠闲，心里问了千百遍。
肆虐的疫情在2022年冬天的尾巴上戛然而止，高压下的恐怖被畅快的呼吸替代，一切死亡笼罩的阴郁被驱散，当“我还活着”渐渐不再令人欣喜，随之而来的问题，变成怎么活下去？
疫情没了，生意也没了。曾经满大街欣欣向荣的药店，如今背负着累累恶名，谁不是在泥沼里挣扎，匍匐向前？
妻打了苞谷面糊回来了。满满一盆淡黄色的面糊，散发着熟悉的特有的嫩苞谷气味。
“今年还没有吃过苞谷粑，老早就想吃了。”妻一脸满足的喜色，仿佛想吃的不是苞谷粑而是稀有的美味。
“没生意没吃的没法生活了还有苞谷粑吃！还能饿死不成？”我的心思说不出来。
“反正你也不吃，我打得不多。”
“除非要吊命，我肯定不吃。”我沉默着啥也没说，妻把面盆端进了厨房，转回来进了卧室。
店里的午休通常不会顺畅，浅睡眠状态总是会被一两个进来拿药的顾客中断。恼也不是喜也不是，但有钱赚终归不是坏事。今年以来断崖式下滑的生意啊，就算没有顾客来打断午休，也不能睡得踏实。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这是今年的常态。
2.
2024年夏远嫁在厦门的老姐如约归来，一同回家的有憨厚的丈夫，挺拔俊秀书卷气十足的儿子。遥想当年这个顽皮的小鼻涕虫在他两岁那年曾气得他老外公暴跳如雷，如今摇身一变已是新科商务部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老姐此番回娘家算是衣锦还乡了。
老姐回来待了一周，明天又将启程回厦门去。大哥组织的欢送宴席上，一大家子其乐融融欢声笑语不断。
80多岁日渐苍老的母亲很少动筷子吃东西，但她的脸上自始至终都是笑意盈盈。这让我想起这几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遇见过她几次。她说早起等住酒店的老姐一起吃早饭。这样子的共进早餐，不知道母亲与远在厦门的老姐此生还能有几回？而我转身前行，泪洒衣襟，我扪心自问，“我几时想过应该陪着老母亲吃上一顿早饭，何况我和她住得这么近！”
母亲应该是满足的。她的子孙后代都是这么有出息！我早已去世的父亲啊，不知道他在天国可曾也有如今老态龙钟的母亲一样的满足呢？
“我的儿女都是有出息的！都在城里有一碗饭吃！”这是老父亲不再年轻时很自豪的夸耀。
“我的儿女读书成绩都好，都听话懂事没有一个不好的！”这是老父亲还算年轻时候常说的话。
“我的儿女有大学生全部是高中以上文凭！”平心而论，我的老父亲可以引以为豪的。他只是一个农民，他只是一个有木匠手艺的农民，他和母亲一起养育了五个儿女，在艰难的岁月里从来都自信。
“如果这一生只有一个我愿意尊敬的人，他是我的父亲。”我曾经给我正在念大三的儿子如此说，“当我最快乐和最忧伤的时候，我唯一能想到的最愿意和他分享的，也只有我的父亲。”我在和我念大三的儿子面前，我一脸平静。其实我真的很想有一天当我的儿子遇到什么事唯一可以倾诉的人是我。但我知道我不能，因为我远没有我的老父亲强悍远不及我的老父亲自信。
我没有见过哭泣着的父亲，从小到大，直到他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我给他注射了最后一支曲马多针，他安静地走了，体面得不曾在病床上落下一丁点屎尿。他骨瘦如柴皮包骨头躺在床上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几个月。
“我哪里晓得你家里没得米没得面条了哇，我要早晓得我肯定给你借。”老母亲平静里带着歉意。餐桌上这句话我们已经听过她讲过很多次。
1984年，大哥没能继续复读考大学在家当裁缝。我那时还在上小学，我见过他的女友刚刚来我们家时的模样，她个子不高但很漂亮很清秀很白净很讨人喜欢。我们几个小的叫她“霞姐”。也就是一个夏天的功夫，“霞姐”又黑又瘦，完全没有初见时风采。她那么小的个子，跟大哥一起，背一个大背篓的服装，几乎乡下每个当场天都要走十几里几十里路去摆摊。我那时还小，不知道有一种辛苦叫日晒雨淋，有一种辛苦叫疲于奔命，有一种辛苦叫长哥长嫂。
那年的暑假，大哥的一个同学带来一个收录机，请他做一个套子。大哥的同学是个大学生。一头长发盖过耳朵，穿一条下摆宽大的喇叭裤挡住又挡不住尖头的皮鞋。或许那时，在我大哥眼里，他的同学是应该骄傲的，因为那时农村出来一个大学生，那叫“天之骄子”。“骄子”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大哥给他打好了套子，他没有走的意思。或许因为他家也是农村人，他也能吃我们家一天三顿的苞谷饭。但我父亲和母亲却不好意思了，哪儿能让一个尊贵的客人吃几天苞谷饭呢？然后母亲去问邻居借面条，回来下一锅咸菜面。
真香啊！即使过去了几十年，那滋味再没有遇见过。我常常怀念那锅面条，因为我无比憎恨苞谷饭。整整一个夏天我家除了苞谷，再没有别的食物。那锅面条，是我母亲在第三个邻居家借到的。
3.
“我吃了5个苞谷粑，油煎的。”妻笑嘻嘻的，“太油了，剩下的蒸来吃。”筷子上还剩了半个，她问我要不要吃。我摇头。我在躺椅上一动不动。我很生气她打断了我寻觅那锅面条香。
妻的胃不好，每餐饭吃得很少，我奇怪她居然能一气吃下那么多苞谷粑。她是吃过午饭的。她的午休一般很短，今天更短，我在躺椅上迷迷糊糊听到她起床去了厨房，然后5个苞谷粑进了她并不大的胃。
“苞谷叶子不够，我去找一点。”
我心里一动。我该写点什么了。两年多没动动笔，笔头的生疏显而易见。就算前些天心血来潮写过几篇小说的读后感，行文依旧为难。
当我写下汗水“洪流滚滚而下”这一行字，妻的手里拿了一把苞谷叶子回了店。
“我不喜欢桑叶包的，黑乎乎的不好看。”她扬着手里的苞谷叶子，“蒸好了留几个给儿子。”
“离儿子暑假回家，还有好几天呢，你确信能留到那时？”我没说话，我怕一开腔打断好不容易渐渐流畅的文字。
儿子吃不吃苞谷粑，我是不知道。但儿子他妈总以为她爱吃的儿子一定爱吃。就像每年的腊月，什么腊货也不弄，香肠是一定要熏灌的。即使每次煮的炒的香肠，儿子但凡说一句好吃，她就开心了。然后年年腊月必须有。
1999年之前，我在乐山，那是妻的家乡。我们在一起也有好几个年头，日子过得拮据。我们那时都很年轻，二十来岁的年纪，在城区租一间很小的房一起住着，没敢要小孩。我做点小生意，她在上班。也是在那几年，我明白我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我没有资金也少有格局，常常很灰心。生活的压力很大，常常会感到崩溃。有几个朋友，都是单身小青年，偶尔在一起聚个餐，妻拿手的是香肠爆炒花菜。别的菜也拿出来，很多时候一包烟也得去小卖部赊账，我们做不出像样的饭菜招待。
在乐山那些年，我很少回老家，因为生意做得不好，有些时候过年都没有收到工程款，那自然没有坐长途汽车回老家的车费钱。老家还有侄儿侄女，压岁钱从哪里来呢？一家子一年团聚一次，打个小麻将，输了咋个办呢？
“你们几个兄弟打个麻将，拼个手高手低。”老父亲的欢喜，我不能视而不见。可我囊中羞涩，我不能让老父亲看见。
这个时候，家里已经不再有一个夏天总吃苞谷饭的时候了。但一生要强的老父亲从来不觉得他的儿女也会跟他年轻时候一样吃不上白米饭。
我在乐山那几年，有时连续好些天是真就没有钱买米的。我怎么能让老父亲知道我的困境呢？我是肯定不能给他讲泡菜炖粉丝下饭可以连续吃一个月，一个小南瓜炒菜下饭也可以吃上一个月。
但我拒绝吃苞谷饭。我父亲肯定从来也不知道，他从来就认定的最优秀的小儿子会在千里之外的乐山只能吃得比一碗苞谷饭稍好一点。
我是辜负了我的老父亲的。
2007年冬天，我的老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穿好了寿衣平铺在堂屋的竹席上，我把自己放平，和早已没有气息的老父亲抵足而眠。我没有忏悔，我不敢奢求他原谅，在他面前我终是个不成器的废物。
我一直没有哭，我一滴泪也没有。我很平静甚至有些高兴。老父亲终于去世了，解脱了，贲门癌呀！我是无数次见过他吞不下去饭，吞不下去药的。你见过一顿饭要细嚼慢咽两个小时的吗？你见过一片止痛药要在嘴里咀嚼半小时也吞下去的吗？你见过频繁地呕吐却啥也吐不出来的吗？当我给他注射最后一支曲马多针止痛的时候，我看见我的老父亲啊，好像是笑过的。他终于不用挨痛了！我为什么不能高兴呢？当他睡进他亲手打造的棺材，我也没有哭。即使他躺在棺材里，我依旧可以在那几天里时刻看到他。他早已没有气息，我依然还能在他身边，他的魂灵在缭绕的纸钱的烟雾里。在八大金刚合力抬起巨大的棺材跨过堂屋门槛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才无声地淌下来，怎么也止不住。从此我没有爸爸了。
让一家老小一个夏天都吃苞谷饭，老父亲或许是心怀歉意的，就像现在依然健在的老母亲说起过很多次的那句话——“我哪里晓得你家里没得米没得面条了哇，我要早晓得我肯定给你借。”——的时候，满脸的歉意。但我不曾听过老父亲说过。而我们现在一大家子兄弟姊妹在一起团聚，也从来没有因为当年的穷困贬低过父亲。
那些艰难的岁月啊，谁不是在拼命地活着。那些无数个如同我的老父亲一样艰难活着的父亲们，谁不想让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一碗苞谷饭还能吃上一碗面条呢？
“我蒸了三格苞谷粑，又吃了3个！”妻的脸上笑嘻嘻的，好像吃到了稀有的美味。
这一次我没有拒绝她，吃了三个苞谷粑当做晚餐。
火烧几根辣椒火烧一条茄子混一起捣成泥糊加一点盐巴做个蘸酱，这大概是我对于少年时代的苞谷粑仅有的一点好印象。
《遥远的救世主》里有一句话，“如果以我的能力只能让我穷困潦倒，那穷困潦倒就是我的价值。”我想我活着的价值不该如此卑微，我不能也不该把老父亲那个时代的悲剧重复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