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治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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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过后，中原大地的麦子开始发黄，再有十来天时间就要收割了。
就在小满的第二天，娘突然走了，留下来快八十岁的老爹。老爹除了腿脚不太利索外，其他方面还算健康。
娘是在老爹和姑妈的精心照料下安详地走的。去年冬天到今年春上，我一直在娘身边待了四个多月，三月份回北京处理事务，特请姑妈来家帮助照顾老娘。爹和姑妈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回北京后每天也挺担心他们，时常打电话问候。因新冠疫情，在京强算是逗留了两个月时间。五月中旬的一天，接到老爹的电话，说老娘越来越不行了，除了腿脚不能站立外，吃饭只能靠流食维持。特别是近日卧床不起，瘦弱的老爹和姑妈根本弄不动体重肥胖的老娘，连扶她起来吃饭都十分困难。当时，北京的疫情正在社会面清零，常态化的核酸检测每天进行，虽然我居住的小区是低风险区，但是回河南老家还需要提前三天向当地的疾控中心和村委会报备。我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返乡的列车。我回到爹娘居住的村庄后，按照规定要求,需居家隔离七天，每天做核酸检测。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老娘，她神志不清，呼唤她也没有回音，除了三餐喂流食外，其他时间就是昏昏欲睡。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娘身上已经出现褥疮，每次给她翻身，都痛苦万分，生命危在旦夕。
娘是1947年出生的，上面有几个哥哥，早早都夭折了，下面还有几个妹妹。因家境贫困，娘没有上几天学，但她天性聪颖，先生几次到家里向外公外婆说情，不收任何学费让娘上学，但倔强的娘就是不肯。娘从小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七八岁就开始下地劳动，十五六岁就当上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干起活来不要命，大伙都称她“铁姑娘”。
爹在村里任宣传委员和民兵教导员，每天负责民兵训练，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外地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积极，表现突出。1967年底，在亲戚的撮合下，二十岁的娘与二十二岁的爹结婚了。新婚不久，爹就到东北长白山当了一名导弹兵，留下娘一个人承担起家庭重任，白天下地劳作，晚上还要伺候公婆，照顾弟妹，纺花织布纳鞋底。时间飞逝，一转眼三年过去了，爹没能实现军官梦复员返乡，正好赶上了招工，到中原油田当了一名石油工人，从此与石油打了一辈子交道，一直到退休叶落归根。
娘与爹聚少离多。1972年我出生了，两年后弟弟又出生了。爹不在家的日子，娘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她一边下地劳动，一边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还要孝敬公婆，忙完家里再忙外面，一天到晚没有清闲的时间。爹远离家乡工作，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一次，在我幼小的记忆中，与爹爹在一起的时间很少。特别是遇到地震、雷暴雨天气，我和弟弟趴在娘的双腿上，坐在屋门口，随时应对紧急情况发生。每当老娘讲起这些往事，都是两行热泪。她总说我们小时候太苦了，实际上是她心里太苦了。
1982年我十岁时，在爷爷的主持下，爹爹与叔叔分家了，叔叔占有了原来的老房子，爹娘要新盖属于自己的房子。由于爹常年不在家，盖房子的重担又压在了老娘的身上。她每天干农活回来，就用小推车推土垫地基，一个女人竟然将两米深、半亩地大的深坑给垫成了房子的地基，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等东挪西借把房子盖好后，娘也累倒了，到医院一检查是甲状腺肿大，需要长期药物治疗。当时在农村，思想观念陈旧，娘根本没把病当成一回事，药吃吃停停，病情却在不断地发展。
到了1994年，娘的甲状腺肿大变成了甲状腺肿瘤，已经压迫到气管和食管，说话和进食都受到严重影响，才想起来到医院做手术切除。当时，我已经参军了，正在石家庄陆军学院上学。弟弟在县城读高中，爹爹在新疆参加石油大会战，家中就娘一个人。当老爹从新疆工地急匆匆赶回来后，本想找个熟人给娘做手术，没想到却让庸医给做出了毛病，不但将娘的甲状腺全部切除，连甲状旁腺也都切了，还殃及到喉返神经，失音半年有余。后来听弟弟讲，娘做手术时一直持续了十多个小时，娘身下的床单全浸透了血，差点下不来手术台。术后，娘的内分泌严重失调，整个人像个玻璃球似的，乡亲们谁见了都说娘不行了。
娘每日都在与病魔抗争，顽强的生命力坚持着不倒下。由于人工补充甲状腺素不稳定，T3、T4忽高忽低，到了2000年娘出现了严重的甲低症状，整个机体功能失调紊乱，先是血压不定期的增高，心脏也出现了供血不足，后又出现了血糖升高、血脂粘稠，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或高或低，真正成了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病人，每年要住院治疗几次，血糖始终控制不好，吃药不管用，就改用注射胰岛素，一直坚持了十年时间。
老爹退休后，成了娘的专职医生。早年间老爹学过中医，除了正常西医治疗外，爹给娘每天施以针灸疗法，娘的身体逐渐有所好转。娘还不忘老本行，拖着病体到田间地头伺候庄稼，种小麦，拾玉米，有时候劳累过度，还要到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随着长期的用药，娘的心脏、肺脏、肾脏、胰腺功能不断衰退，住院次数越来越频繁，由一年两次三次，到后来一年十多次，基本上是刚出院就又入院，我刚回单位工作，就又要请假陪护。到了2020年下半年，娘的腰椎间盘突出加重，不能行走，长期久坐，双腿肌肉功能下降，越不能运动血糖越高，各项功能指标衰减，形成了恶性循环。特别是糖尿病并发症已经侵害到中枢神经系统，每天日夜烦躁，不能寝安，又用上了安神镇静的药物。到了去年春天，娘不但腿脚不能站立，双手也肌肉无力，还伴有震颤，不会端碗吃饭，生活开始不能自理，身体每况愈下。
五月十八日晚上，当我急匆匆赶到家中，娘还能吃半碗流食。第二天上午，天气晴好，我与老爹、姑妈费力地将老娘从床上抬起来挪到轮椅上，推到太阳底下，用木梳给她一遍遍梳头，娘还睁开了双眼，不管怎么呼唤她，娘还是不认识我。晚上，喂她小米稀饭，还喝了半碗。第三天早上，再喂娘流食，她已经吞咽十分困难，咽一口喘三喘，心肺功能严重衰竭，大小便开始失禁。二十一日，农历时令小满，娘开始输液治疗，安静地度过了一天。二十二日凌晨四点半，娘在氧气的输入下，安详地睡着了，驾鹤西去。但愿天堂里再也没有痛苦，愿老娘一路走好！
麦子熟了，娘再也看不到三夏大忙季收割的黄澄澄的麦子了。按照娘的遗言，我们把老娘安葬在麦田里的祖坟上，让她继续守望着这片麦田，守护着她一生的希望和追求，守护着她的根和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