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治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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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豫北故乡，院子里的柿子成熟了，红彤彤的一片。手腕粗的柿子树，径高超过屋檐一米多高。霜降过后，树叶被无情的岁月打得净光，只剩下孤零零的红柿子倒挂在突兀坚硬的枝丫上。
母亲生前最喜欢柿子，她说“柿柿如意”，象征着一年的好兆头，就让父亲在小院里栽下一棵柿子树。等柿子挂果的季节，沉重的果实压弯了树干，像一个醉汉即将倒下的样子。父亲就用一根根长布条，把结满果实的树枝向高处拽起来，继续辅助柿子树生长。前年这个时候，父亲还用轮椅推着瘫痪的母亲在树下张望，母亲意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清醒时她就和父亲唠叨着，等柿子熟了，要给远在北京的老大寄上一箱，给住在郑州的老二捎上一箱。过了一会儿，母亲又对父亲讲，等柿子熟了，要给他们哥俩儿都寄点，让他们尝尝……父亲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答应着母亲的叮嘱。壬寅虎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就在中原大地的麦子即将成熟之际，陪伴我生活了五十年的母亲，与疾病斗争几十年后驾鹤西去，留下年迈体衰的老父亲和她亲手奠基建造的老屋院子，母亲再也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和她钟爱的红柿子。
我讨厌和诅咒那个疫情肆虐的春夏之季，它带走了我苦命的和不幸的母亲，让许多亲人不能来为母亲作最后的送别。料理完母亲的丧事，我在故乡陪伴孤独的父亲居住了一个多月。过完母亲的五七祭日，就要返回北京上班，我恳求父亲一同前往。但一生要强的父亲，还是不愿意离开故乡的老屋，舍不得院子里的柿子树、苹果树、葡萄树、杏树和花花草草等，他害怕离开后这些生命无人照料，害怕母亲找不到回家的路，便独自看护着这些花草树木，守护着这个他和母亲居住了四十多年的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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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生灵涂炭的艰难困苦时期。常常听父母讲起：他们小时候，每天都要跟随他们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东躲西藏，有时在野外搭个窝棚，有时在青纱帐里暂时停留，经常居无定所，四处躲避战乱，没有安稳的日子。日本投降后，他们又躲藏国民党军队的袭扰。一次，二十多岁的爷爷被国民党县保安大队抓去当壮丁。爷爷从小失去了父亲，他和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奶奶，在曾祖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他们孤儿寡母，倍受欺负，使爷爷从小养成了机智、倔强的性格。爷爷个头不高，一幅清瘦的面孔，眼神里透出几分机灵。为了照顾家中亲人，爷爷利用上茅房的机会，机智地从保安大队偷偷地逃了回来，算是躲过一劫。外公外婆在一个姓郭的大地主家里做长工，外公赶牲口，外婆磨粮食，他们生活拮据地抚养着母亲、舅舅和姨妈九个孩子。旧社会家境贫困，孩子生病无钱医治，五个舅舅和一个小姨相继夭折，仅剩下母亲和两个姨妈存活下来，她们与外公外婆相依为命。父亲和母亲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一代，他们吃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父母亲都到了上学的年龄，爷爷勒紧裤腰带，让父亲读到高小毕业，然后就让他参加农业劳动。父亲说，当时生活困难没啥吃的，他就跑到地里挖白菜疙瘩，自己舍不得吃，还要到县城里卖了换钱贴补家用。有时饿极了，父亲就到田里逮青蛙、捉老鼠吃。母亲生活更苦，她是家中长女，家境贫穷，无钱上学，她只读了两年书，就辍学回家帮助外公外婆照顾两个妹妹和参加劳动。母亲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优异，学校老师几次到家里劝说她继续读书，不收任何学费，都被倔强的母亲拒绝了。从此，年仅十岁的母亲跟着外公每天学耕田种地，回家时还不忘捡一捆柴禾给外婆烧火做饭用。后来，我经常用母亲的事例教育孩子，如果爷爷奶奶的时代家庭富裕，有钱供他们读书，都会考上大学的，奉劝他们不要荒废学习，努力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春去秋来，岁月如梭，一眨眼到了六十年代，父亲母亲都长大成人。在那个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里，年轻的父亲当上了村里的民兵教导员，还参加公社的“四清”工作队，四处宣传社会主义教育。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年轻的母亲亭亭玉立，成为十里八乡的俊女子，虽然人长得清瘦，但耕田劳作、挖河修渠，什么活干起来都不比男同志差，大家都称她“铁姑娘”，被推选为村里的妇女队长。
转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长辈亲友的介绍下，根正苗红的父亲和同样是根正苗红的母亲结了婚。后来听母亲讲：当时她和父亲互相不认识，双方同意后就去登记结婚。父亲特地借了生产队的一辆自行车，拖着母亲去赵固公社领结婚证，一路上他们谁也不主动说一句话，像闷葫芦一样一直向前走。在经过一个大沙河桥时，瘦弱的母亲从父亲的自行车上跳下来，想减轻父亲的负担，但粗心的父亲竟然毫不知情。走了一段路程后，父亲才发现自行车上没有坐人，他竟然把一个大活人给弄“丢”了，父亲赶紧停下车来等待母亲。由于受封建礼教影响，他们思想都很保守，母亲也不主动喊一声让父亲停下来，父亲也是傻傻地不回头，一点也不主动问候一声。那是六十年代的事情，现在听起来似乎有点浪漫更有点不尽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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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总是无情的。父亲和母亲结婚不到三个月，父亲就参军入伍了。当时父亲是共产党员，精明能干，在村里负责民兵训练，第二炮兵来公社征集新兵，接兵干部一眼就相中父亲，非要把父亲征集走。他的年龄和身体条件都符合要求，就这样，父亲在没有同母亲商量的情况下，就告别新婚不久的母亲，到东北长白山当了一名导弹兵，一走就是三年时间，留下独守空房的母亲。
父亲是二炮部队组建后征集的第一批新兵，他们先是在大连的某训练基地进行了三个月新兵训练，尔后分配到吉林长白山的基层连队。下连没多久，父亲被送到北京的军事院校参加半年时间的通信专业培训，回到连队被任命为专业教员，成为连队的重点培养对象。年底，父亲和连队干部一起到河北衡水地区征集新兵，他是唯一的战士接兵人员，要独立完成十几名新兵的征接任务，父亲深感使命光荣又责任重大。因为第二炮兵的新兵征集条件十分严格，一是政治条件必须合格，二是文化程度必须高，三是社会历史必须清白。到达安平县后，父亲按照上述三个条件，深入乡村家户进行走访，认真搞好政治审查，彻底摸清每名新兵的政治、文化、身体底数，确保新兵征集质量，圆满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回到部队后，他又负责训练这批新兵。新训结束后，父亲受到团嘉奖一次。
入伍第二年，父亲开始代理连队司务长，实际上这是干部的工作岗位。由于部队驻守在中苏边境，条件非常艰苦。面对冰天雪地的恶劣生存环境，父亲想尽一切办法改善连队伙食。那时东北部队吃的全是高粱米，没有大米、白面，从北方入伍的战士很多人吃不习惯，有的把胃都吃坏了。父亲结合部队战备实际，尽量调剂好战士们的生活，在“快”“准”“热”上下功夫，不断革新烹饪方法，把饭菜分开做变成米菜二合一煮，制作成糊涂米饭，就是菜煲饭。这样不仅缩短了烹饪时间，还提高了官兵就餐速度，使野外驻训的战士随时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深受连队官兵的称赞。他的这一创新做法，受到团领导的肯定，并在全团给予经验介绍和推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父亲作为首批预提干部对象上报到团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父亲的军官梦没能实现，年底复员回到阔别三载的故乡。
父亲参军后，留下母亲一个人在家乡劳动。她白天辛苦劳作，晚上还要纺线织布和思念父亲。父亲走的第二年秋天，母亲实在太想念父亲，就向外婆和生产队借了几十块钱，从新乡坐火车经北京倒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一路向北到达东北长白山看望父亲。父亲见到母亲的第一眼，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文化也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怎么一个人几千里地找到了部队，寻找到自己的丈夫。那时既没有手机也没有微信，各种通联方式都不发达，母亲仅凭父亲的书信地址和生产队的一纸证明，靠自己的一张嘴不停地打听，终于找到了父亲。父亲和母亲在部队有了短暂的相聚，又匆匆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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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总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在部队没能提干，父亲没有气馁，他时刻等待时机。七十年代初，退伍返乡后不久的父亲通过招工，跳出农门，成为中原油田的一名石油工人。从此，父亲与石油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也与母亲聚少离多了三十多年。
父亲当石油工人的第二年，我出生了。母亲白天在田里劳动挣工分，夜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边纺线织布、纳鞋底做布鞋，一边照顾年幼的我，白天大多数时间我由奶奶照看。父亲长年不在家，母亲十分谨慎地与爷爷奶奶相处，尽量处理好婆媳关系，但有时还是被脾气暴躁、裹了小脚的奶奶刁难。当时父亲每月挣二十几元钱，要全部上交给爷爷奶奶，母亲没有一点财务支配权，连我吃奶粉的钱都没有。我两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了，家中的负担更重了。母亲在生产队里拼命地参加集体劳动，一年到头来也分不到多少钱和粮食。
父亲在离家二百多里的洛阳工作，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一次。经常是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生活，特别是遇到地震、雷暴雨天气，我和弟弟总是趴在母亲的双腿上，坐在屋门口，随时应对紧急情况发生。每当母亲讲起这些往事，都是两行热泪。她总说我们小时候太苦了，实际上是她心里太苦了。在我的记忆中，与父亲相聚的时间很少，最盼望的就是能和父亲见面。因为见面时就能吃到父亲从外地捎来的诸如螺丝糖、糕点等一些好吃的紧俏商品。因为这些东西，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是最好吃的营养食品，比起现在孩子们的各类营养品来说，简直是无法相比的。但在那个年代里，能吃上这些东西，也算是够奢侈的了，足足让别的小朋友羡慕不已。这些东西吃完后，我们又期待着父亲下一次的到来。但我们从来没有体味到母亲的痛苦。或许是年龄小的缘故，或许是还不懂大人的心。
为了多攒几个钱，父亲每次从洛阳回老家，从来不舍得乘坐公共汽车，都是骑着他那辆“红旗”牌自行车回家，这辆车子是父亲用三年多时间从口中节省下来的钱和凭票购买的。他每次回家都要日夜兼程八九个小时才能到达，路上饿了就啃点儿自带的干馍馍，渴了就喝口军用水壶背的凉白开水。但父亲从来不把这些当成是苦和累，还美其名曰地称这些是他回乡的“三件宝”。只有在见到家中亲人时，才是父亲最幸福的时刻，一切疲惫全抛到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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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生活，兄弟成家后要分家另过。我们家也一样。到了八十年代初，叔叔娶了婶婶后，他们认为共同劳动会吃亏，就开始闹着分家。几十年后，我偶尔看到皱皱巴巴的已经发黄的分家协议上明确写道：因为父亲是工人，有固定经济收入，家里的老屋留给叔叔使用，我们需要盖新房子搬出去居住，新地基有大队领导批准。那个时候可难坏了父亲母亲。农村盖房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是需要有资金，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二是需要有劳力，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母亲。首先是选择新房位置，在大队领导的批准下，村西头的一片小树林里有两分多闲散地，就成了我们新家的地址。地基批下来后，父母亲就开始筹备建房事宜。没有资金，父亲想办法向工友们借了二百元钱，母亲在家里饲养了一头大肥猪，年底出栏时卖了二百元钱，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建房资金。父亲在外面拼命挣钱，母亲在家里起早贪黑地下地劳动，下工后用小推车不知疲倦地推土垫地基。一座五间房的宅基地，母亲用小推车一车接着一车的推土，地基足足垫了有一米多高，这得需要多少土石方量才能垫好呀！年轻的母亲一直坚持着，忍耐着，没有叫一声苦，喊一声累。
这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一九八三年的春天，在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下，属于我们家产权的五间红砖灰瓦房在父母亲辛勤努力下终于盖好了。房子是砖混结构，周围大部分是土坯房，当时砖房子在农村是很显眼的。周围邻居谁也不相信父母亲能独立建成红砖瓦房，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房子盖好后，母亲积劳成疾，脖子肿的说不出话来，到医院检查是甲状腺肿大，她也没放在心上，一直靠吃甲状腺素片维持治疗。
当时农村还是大集体劳动，秋天稻谷成熟后，生产队的妇女要到打谷场打稻米，晚上架上电灯昼夜不停地干，到了后半夜，生产队将新打出来的稻米做成米饭犒劳加班劳动的人们。每当这个时候，忙碌一天的母亲顾不上自己先吃一口，悄悄地将米饭送回家里，留给无人看管的我们弟兄俩儿吃，一直到成年后，我还时时记忆起那新稻谷饭的香味。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家分到了自己的两亩地，常常是夏天夜里母亲在稻田里灌溉浇水，我在水渠旁给母亲做伴；到了冬天浇灌麦子，母亲穿着雨靴冒着严寒在田里撒肥，我在机井旁负责看护水泵，母亲害怕我寒冷冻着，专门捡来柴火为我取暖。在母亲的心中，始终装的都是孩子，唯独不知道心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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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石油工人后，父亲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从河南洛阳、濮阳到山东大明，从湖北武汉、荆门到新疆奎屯、库尔勒，每次遇到急难险重任务，父亲都主动请缨参加。九十年代初，父亲奉命由濮阳炼油厂项目部调往新疆奎屯一百万吨乙烯工程项目部参加石油大会战。这是父亲第一次进疆。他们全体职工日夜奋战在建设一线，成绩突出，被集团公司树为先进集体，并荣立集体三等功。期间，在各类大型吊装工程中，父亲都是担任总指挥。一次在吊装长二十八米、横断面一米二，重三十吨的大型钢筋砼构件柱子时，公司老总和工程技术人员拿出几种吊装方案都不能完成，最后公司总经理将任务下达给父亲所在的建设安装处。担任党委书记的父亲和处长、技术工程师精心研究计算，结合平时吊装经验，采取由原来三点式翻身改为二点式翻身，由原来的两点吊装改为一点吊装就位自动脱钩的新方案，经公司领导批准后一举获得成功，并填补了此项吊装的空白。工程吊装完成后，受到石油总公司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的高度评价和嘉奖。
两年后，父亲从新疆又转战到湖北武汉炼油厂，负责青山区武钢工程和荆门炼油厂工程安装项目。这时，母亲的甲状腺肿大转变成甲状腺肿瘤，已经压迫到气管和食管，说话和进食都受到严重影响，不得不到医院进行手术切除。我已经参军入伍，正在一所军事院校提干学习。弟弟在县城读高中，父亲在湖北参加石油会战，家中仅剩母亲一人。当父亲从武汉工地急匆匆赶回来后，本想找个熟人给母亲做手术，没想到却让庸医给做出了毛病，不但将母亲的甲状腺全部切除，连甲状旁腺也都切了，还殃及到喉返神经，失音半年有余。听弟弟讲，母亲做手术时一直持续了十多个小时，母亲身下的床单全浸透了血，差点下不来手术台。术后，母亲的内分泌功能严重失调，整个人像玻璃球似的，邻居们谁见了都说母亲不行了。等我放寒假回到家中，才知道母亲手术失败的情况。本想去找主治医生理论，父亲又怕伤感情，以后熟人见面不好说话，此事就不了了之。但是母亲的后半生，注定一直靠吃甲状腺片来维持生命。
母亲手术后的第二年，父亲奉命第二次进疆，参加新疆库尔勒独山子炼油厂建设。这里夏季气候炎热，气温高达40℃，干旱少雨，把人热得喘不过气；冬天寒冷，气温下降到零下30℃，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可是石油工人在“铁人精神”鼓舞下，不怕苦累，与天斗，与地斗，专为祖国找石油。留守家中的母亲，每日都在与病魔抗争，顽强的生命力坚持不倒下。由于身边无人照顾，人工补充甲状腺素不稳定，母亲的T3、T4忽高忽低，后来出现了严重的甲低症状，整个机体功能失调紊乱，先是血压不定期的增高，心脏也出现了供血不足，后又出现了血糖升高、血脂粘稠，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或高或低，真正成了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病人，每年要住院治疗几次，血糖始终控制不好，吃药不管用，就改用注射胰岛素，一直坚持了十多年时间。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父亲在石油战线上默默奉献了三十多年，终于光荣退休。他从一名普通工人一直干到工程队长、党委书记，先后八次立功受奖，十多次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最荣幸的是在建党一百周年前夕，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喜获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不仅是父亲的光荣，更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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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退休后，成了母亲的专职护理员。父亲讲：前半生没有照顾好母亲，后半生就是来还账的。早年间父亲学过中医，除了正常西医治疗外，父亲每天给母亲施以针灸疗法，母亲的身体逐渐有所好转。母亲还不忘老本行，经常拖着病体到田间地头伺候庄稼，种小麦，拾玉米，有时候劳累过度，还要到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随着长期的大量激素用药，母亲的心脏、肺脏、肾脏、胰腺等功能不断衰退，住院次数越来越频繁，由一年两次三次，到后来一年十多次，基本上是刚出院就又入院，我刚回单位工作，就又要请假陪护。近几年，母亲的腰椎间盘突出加重，不能行走，长期久坐，双腿肌肉运动功能明显下降。越是不能运动血糖越高，身体各项功能指标衰减厉害，形成了恶性循环。特别是糖尿病晚期并发症已经侵害到中枢神经系统，母亲每天抑郁、焦虑、恐惧，日夜烦躁，不能寝安，又用上了安神镇静和治疗抑郁的精神类药物。到了前年春天，母亲不但腿脚不能站立，双手肌肉无力，还伴有震颤，不会自己端碗吃饭，生活不能自理，身体每况愈下。
除了住院时我和弟弟回去照顾母亲外，其他时间全靠年迈的老父亲照顾着。有时候人手不够用，还要请来姑姑帮忙。年逾古稀的姑姑和老父亲也都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特别是长期照顾母亲，老父亲腰椎间盘突出，全身骨关节疼痛，时刻在折磨着他。本来该儿孙绕膝安享晚年，却疾病缠身不能自已。
母亲走后的第一个冬天，在我的耐心说服下，终于把老父亲接到了北京居住。虽然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每天能看到眼前的父亲，我的心情也有了好转。随着春暖花开季节的到来，我陪伴着父亲到天安门、颐和园、八大处、首钢园和军事博物馆，让他多享受一些亲情温暖和京城生活乐趣，让他多感受一下现代化大都市的美景和新时代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