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嫂

大嫂走了，是服毒自尽。是在村西头自己家一块麦田地里。

大嫂走的时候，脸上没一点痛苦的样子。自然，干净，利索。

那惊蛰第一天，天大亮。天空是那么晴朗，空中漂浮着几朵白云，田地里麦苗似油泼一样。刚下过一场春雨，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麦苗清香的味道。空中几只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飞舞着，时而落在田埂上，相互张望，并发出婉转的声音；时而飞起，在空中追逐，传递着什么。地上地下各种有生命的东西蠢蠢欲动，整个大地充满了生机。

找到大嫂时，她已经静静地躺在我家麦田地里，身子旁放着一个空的农药瓶子。麦苗上挂满透明的露珠，风轻轻一吹，瞬间融入土里。

大嫂是在她二十八岁，嫁给大哥的（在当时一是大嫂家劳力少，二是响应国家号召提倡晚婚晚育）。结婚那天，队里派一名会摆弄牲口的劳力，牵着牛套个地平车，把大嫂给娶回来。

大嫂做闺女时，是出了名的“铁姑娘”，在那个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年代里，家里姊妹多，她又是老大，到十岁才开始上学，左手拉着弟弟，右手抱着妹妹。小学五年级辍学回家，成了家里顶梁柱。生活的磨炼，使她变得更加吃苦耐劳。十几岁的时候，白天跟着父母下地干农活挣工分，晚上还要帮着照看弟弟妹妹，成了家里家外“一把手”。全家每年挣的工分不比家有壮劳力的挣得少。

一年夏天，公社组织各生产队进行插秧大比武，规定凡参加比赛获奖者年终队里另奖励20个工分，大嫂心动了，组织几个要好的姐妹，找到大队书记报了名。

离大比武的前几天，她和姐妹们为更娴熟的掌握插秧技术，她们早起、晚归。清晨，当生产队上工的钟声敲起，她和姐妹们已提前一个小时在田地里做着薅秧、运秧、撒秧、布秧、插秧等一套的活计。

七月流火，老天爷发疯似的炙烤着大地，柏油路上的一层沥青被烤化，路两旁的树木低着头被烤蔫了。整个稻田地水面上飘荡着一层层气体。若在晌午，腿站在水田地里，像开水烫。

就这样，大嫂和姐妹们为年终的那20个工分，更是为生产队那一份荣誉。

全公社共有二十六个生产队参加。经过一周紧张有序的插秧大比武，大嫂的团队不论从插秧速度上，还是秧苗行距、株距、甚至苗墩棵数上，得到了农业部门专家的认可。比赛结束后，她个人获得全公社第一名，她和姐妹们代表的生产队也荣获第一名。大嫂和她的姐妹们一下出名了。代表公社、县去外地比赛和做经验交流，大嫂获得了“铁姑娘”这一绰号。

那一年秋收后，生产队为奖励大嫂，多分给她家100公斤稻谷。她知道后说服了家人，给生产队送了回去。

那一年，大嫂光荣的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这就是没过门的大嫂。

1980年，我们这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年她嫁给了大哥。

我们兄弟五个。父母常年有病在身。只有大哥初中未毕业，就在公社供销社谋了个差事——当售货员。其余的兄弟四人，一个当兵，一个在公社拖拉机站干临时工，两个上学（我最小）。望着这一家人，大嫂眉头眨都不眨，对大哥说：“既然嫁给了你，选择了这个家，应该好好为这个家付出。”

就这样大嫂没白没黑，家里、地里，像上足链条的机器不停运转着。一年后，儿子降临。大嫂每天除照顾好一家人的起居生活外，还要管理好刚刚分到手里的十几亩责任田。为给家里增加些经济收入，瞒着家人，把吃奶的孩子放在娘家，和村里一位姐妹拉着平车去微山南阳来回两天一夜。运来一车苇子，晚上编席，熬到深夜。

一天大哥下班回家，听到嗷嗷待哺孩子地哭声，又望了望躺在床上的大嫂，伸手摸了摸大嫂滚烫的额头，心疼地说道“别这么拼命了，累坏身体咋办？儿子这么小，再说二弟去当兵了，三弟也能自食其力，要不和爹娘商议一下咱们分家吧，分出来单过。”“什么？”大嫂生气了，责怪地对大哥说：“你怎么这么想，咱是老大，爹娘的身子又不好，他兄弟几个怎么办。”大哥无语。停顿一会，对大嫂说：“要不，这样，我辞掉工作回家，回家帮你。”“那可不行，咱这一大家人，就你一个上班的，多荣耀，我好多姐妹在羡慕我，说我命好，嫁了一个上班的。再说你将来当上了什么主任、经理的，不光是兄弟们的骄傲，也是咱儿子的骄傲。你不用担心我，安心上班，我不就是前天在棉花地里摘桃子被雨淋了一下，感冒吗，没大事，喝碗姜汤，睡上一觉，出出汗就好了，你不是不知道，我是有名的‘铁姑娘’，这点病算什么。”性格较内向的大哥更是无语。

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日子在大嫂每天匆忙的脚步声中悄然的过着。

儿子慢慢长大，我兄弟四人相继结婚，组成一个个新家庭。

由于大嫂在村里口碑好，有些文化（多次参加公社举办的脱盲培训班）、又是党员，一次村选举村干部，她被当选村妇女主任。从此，在她生活中又多了一份责任。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大嫂常常忙到深夜回家。谁家的孩子该结婚了？谁家的媳妇该生孩子？谁家的两口子又吵架了？谁家的公婆被儿媳赶出来等等，这些在农村较为难缠、令人头疼的琐事，被大嫂一一解决。

刚刚结婚的小两口，年长的婆婆都爱找到大嫂，和她唠叨一阵子，唠叨过后，总觉得心里敞亮多了。

村里一位刚结婚三天的媳妇与婆婆因琐事吵了嘴，赌气回到娘家，捎口信离婚。大嫂听说，二话没说，趁着天黑，骑自行车来到相隔十五里地的媳妇娘家，苦口婆心劝到深夜，但媳妇并没要回家的意思，大嫂心一横：不走了，啥时候妹子想通，啥时候我和你一起回家。

时隔一日，媳妇跟着大嫂回到婆家。

村里有位孤寡老人，早年儿子参加抗美援朝牺牲了，为方便照顾老人，大嫂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一伺候就是三年。老人弥留之际说出一句话：“孩子，你就是我亲闺女。”

1993年大嫂作为全乡唯一一名妇女代表参加市妇代会，省妇代会。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日子越来越好的时候，大嫂病了。

一次县医院组织医生来村对育龄妇女做身体检查。一段时间内，大嫂总感觉自己腹部有个东西，有时会隐隐作痛。医生建议她去县医院做复查。好像有预感的大嫂，没和家人说，自己去县医院拍了片，检查结果患有肝癌。回到家后，背着大哥和孩子偷偷大哭一场，事后没向任何人讲起。

病情的恶化，大嫂身体愈来愈差，实在瞒不过去，大嫂只好将实情告诉大哥。大哥听后，悲痛欲绝，用自己的手掌狠狠抽打自己的脸，怪都怪自己没能照顾好大嫂，没能早些发现大嫂病情。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晚了。

大哥和我们兄弟商议后，决定筹钱去北京给大嫂治病，然而大嫂死活不同意，对大哥说：“别再我身上花钱了，这种病是治不好的，花一分钱就是浪费，儿子上学，还的结婚成家，父母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兄弟家也没一个有固定经济来源的，万一有个闪失，需要钱咋办，你是家中老大，时时刻刻想着这个家。”

为防止大嫂自寻短见，大哥和我们家人每晚轮流照看大嫂，就在那天夜里，大哥睡过了头，一个激灵醒来，发现大嫂不见了，立即唤起家人四处寻找。

当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大嫂找到了，是在我家的一块麦田里，她躺在那里，衣裤穿着整齐，脖子上围着一件手织的围巾，脚上穿一双新的方口鞋，脸像洗过一样，齐耳的短发沾满了露水。又像熟睡的孩子，那么地安详。她是在静静倾听麦子拔节、的声音，还是与大地喃喃自语。田埂上的野草、麦地里的麦苗，被风轻轻一吹，伸出碧绿的叶子轻轻抚着她的全身，她睡着了，睡的那么香甜。一切一切都已忘记，她要与大地融为一体。

下葬那天，天晴的出奇，没一丝风，暖暖的阳光撒在每位前来送葬人的身上，当她儿子手捧骨灰盒放进挖好的墓穴时，阳光变得炽热起来，围观的人群一阵骚动。天空中突然出现十几只大鸟在墓穴上空盘旋，瞬间一字排开向西南方向飞去。在场一位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老人，似乎悟道什么，口中不断念叨，用手指向着西南方向指了指，一个炸雷似的声音在上空响起“孩子，一路走好”。

这就是大嫂，她走了整整二十五年，如果她活着的话，屈指算来，已是70岁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