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未必如其人

人有美丑，字也有俊孬，这是从表面上看的；现代笔迹学研究认为“笔迹是人类大脑的写作”，它是一个人的性格、智力水平和思维逻辑的具体反映，则是从深层次的分析。1872年法国神父米尚出版了《书法的秘密》一书，奠定了他作为笔迹学创始人的地位。笔迹学专家从一个人的字迹棱角或圆润，字迹速度的快慢，字体的结构、大小、长短等方面可以分析出书写者的性格内向还是外向，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者，甚至还能据此预测其人生和未来。

当然，米尚所言的“书法”和我国的“书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外的书法主要是字母书写，是一种书写习惯，而中国所言的“书法”不再是普通人的书写，已上升为传承了两千余年一门古老的汉字书写艺术，中国真正的书法艺术应该从秦李斯统一文字篆书开始。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即“字如其人”，这从现代笔迹学的研究结论中得到了佐证。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纵观中国书法史，最典型的字不如其人的当数宋徽宗赵佶，徽宗皇帝才艺双绝，尤其是书法，自创“瘦金体”，铁划银钩、笔势劲逸、挺拔遒丽、结体严谨、意态天成、独步天下，除瘦金体楷书外，其草书笔势奔放流畅、变幻莫测，一气呵成，蔚为壮观，他的绘画也是风格独具，就是这样一位琴棋书画俱通的全才治国却极为昏庸无能。在位二十五年间，重用蔡京、童贯、高俅等奸臣（史称为“六贼”）把持朝政，穷奢极欲，荒淫无度、最终和刚刚传位不久的儿子钦宗以及他的宫廷后妃，32个儿子，22个女儿，除在外勤王的九子赵构和一名仅一岁的幼女外，整个皇室3000余人被金兵掳至北方，沦为亡国之君阶下囚，受尽凌辱而死于异国他乡，甚或他肥胖的尸体被点了天灯，这位风流天子的书法与他的为政为人判若两人。

徽宗亡国后，痛定思痛，将责任全部归结为用人不察，都是蔡京、童贯、高俅他们干的好事，与己无关，尤其是“六贼之首”的蔡京。几位宋徽宗时代的宰相中，恰巧蔡京也是一个大书法家，他精工书法，尤擅行书，字势豪健，痛快沉着，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评价为“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或许当时的大宋最高统治者赵佶骨子里文人情怀太重，对同样在书法上颇有造诣的蔡京，总是另眼相看，也算是英雄爱英雄，惺惺相惜吧。蔡京一生四度为相，“四当国”或辅国达十七年之久，为历朝历代中的宰相之最，这四起四落之间更加彰显了他超乎人想象的才能和异禀，当时新旧两党都认为其是难得的相才。变革派的王安石给予蔡京相当高的评价，他把蔡京列为天下仅有的三个宰相之才之一，王安石变革失败，以司马光、吕公著为首的旧党对同属变革派的蔡京虽然未予重用，但仍有青睐，可见蔡京确实是一个情商、智商都极高的政治人物。蔡京在徽宗时代创下了这一政界仕途奇迹后，随着内忧外患的纷至沓来，一方面方腊宋江起义造反，一方面金兵长驱直入中原，徽宗于万不得已中匆匆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钦宗皇帝登基后，为平息民愤，将已年近八十岁的蔡京流放到岭南韶关，最终这样一位一代书法大家蔡京饿死在前往长沙途中的一座庙中……

在我国历史上，徽宗年间应该说是把书法绘画艺术推到了一新巅峰的时代，上至皇帝，中至各士大夫阶层，下至民间，书画艺术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普及，国家层面成立了画院，汇聚了一大批书画人才，更出现“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早期的书画家排序为“米、蔡、苏、黄”。这里面蔡就是蔡京，四大家书法各具仪态，各有千秋，苏轼天然，黄庭坚劲健，蔡京姿媚，米芾纵逸。但北宋灭亡后，蔡京被《宋史》编列入了《奸臣传》，后人恶其为人，就将其踢出了宋四家。蔡代之为蔡襄，蔡襄为人忠厚、正直，是蔡京的从兄，但口碑却高出蔡京许多，蔡襄的书法也甚是了得，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深得苏东坡、欧阳修的推崇。即便是蔡京去世后三十年，高宗皇帝一纸诏书将其与岳飞一同平反昭雪，但蔡京的奸臣形象已深深植根于民众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不是一个平反诏书就能解决的，蔡京是一个典型的字因人贱，字因人轻的“主”。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历朝历代史书类的人物归类传记中，有《奸臣传》，也有《贰臣传》，《贰臣传》是清乾隆皇帝在其执政41年时，正式提出编纂的，其收录了明末清初两朝都为官的人物120余人，这是乾隆帝的首创意。当然除了《奸臣传》、《贰臣传》外，作为正能量、主旋律的《忠臣传》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所谓的“贰臣”当中，也有两个著名的书法大家，一是宋末元初的赵孟頫，一是明末清初的王铎。

先说赵孟頫，尽管没有明确贴上贰臣的标签，但按乾隆的标准，凡变节、背叛，一仆二主的即为贰臣。赵孟頫贵为皇胄，他是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十一世孙。按照皇权正统思想，别人能降，皇族的人独不能降，别人能易朝为官，皇族的人独不能易朝为官。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豪气英迈，神采焕发，还拥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可叹的是他生不逢时，少不得志，在坎坷忧患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十一岁父亲去世，刚成年以父荫（多少有点世袭的味道）补任真州（今江苏镇江）司户参军（很小的一个官，还是看在他父亲的面上给的！），南宋灭亡后，二十三岁正值壮志凌云之际的他归故乡闲居，先躲避到新昌山，后又转天台山隐居，前后达十年。新生的大元朝或许是为笼络人心，在全国各地不停地搜求前朝皇族赵氏后人中有贤能的人，赵孟頫几次都被地方官推荐，且都居首选，看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躲避是不可能了，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十三岁的赵孟頫无奈中被推荐的大臣带到了京师，谁曾想，他一到京师立即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元世祖早已闻其名，今日得见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先任命为五品的兵部郎中，比他在南宋时的那个微不足道的官职高出了许多，两年后又提拔他为四品的集贤学士，后转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此任上，因元世祖去世，元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又被召回京城，但官职一直未有晋升，做官做事也不尽如人意，遂辞病归吴兴，次年奉诏进国史院，不久又辞归，大德三年（1299年）任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主要是分管教学，这倒是比较如他愿的），至大二年（1299年），改任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未就任。但在此后的1310年也就是他作为南宋遗逸出仕元朝的第24年，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深刻变化，皇太子对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升任从二品中奉大夫，又升为正二品资德大夫，到离他去世前的6年，他已官居一品，名满天下，而博得“元人冠冕”的称号。

赵孟頫在元朝为官卅余年，作为一代书画大家，适逢宋元更迭、世事巨变，这其中仕隐两兼，度过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终受其名节之牵累，“薄其人遂薄其书”，后人贬低赵孟頫的书法，其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赵孟頫的为人罢了。

作为一个读书人，“修齐治平”是一生的抱负，他需要一个平台来实现自己的追求和梦想，不至于明珠暗投，永远埋藏于沙砾之中而无法大放异彩！却也因此被定论为“大节有亏”，“性软弱、乏气节”，但纯粹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讲，元朝鲜于枢评价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赵孟頫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元史》本传也评价道：“孟頫篆籀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鲜于枢赞其为当代第一，元史更称其为冠绝古今，书法史把他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称为楷书四大家，可见其书法成就之高，但从对其书法艺术的评语来看，和蔡京一样，也有一个“媚”字，蔡京姿媚，孟頫遒媚，都是“多肉而少骨”，这是不是也某种程度又契合了“字如其人”的观点呢？

再说王铎，干脆直接贴上“贰臣”的标签。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清朝入关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为东阁大学士，正五品，清朝入关后被授予礼部尚书正二品，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相当于教育、文化部长，同时协助教习太子，官职连升了三级以上，是清庭所用汉人为官的大臣中，除一些番王外的文官里面级别显赫的极少数几个人，普通文官做官到极点也就是正二品，只有少数人才可以获得少傅、少保这些荣誉称号。但王铎降清后任职仅有八、九年时间就去世了，相比于赵孟頫仕元三十多年，大元皇帝给了他极为尊贵的礼遇，“荣际五朝，名满四海”而言，王仕清仅有赵仕元四分之一的时间，最终还落得个贰臣之名，被后人所诟病，当然这是他死后130多年的事了。

虽然王铎书法造诣很高，但他却同样因此而受到鄙夷，他的书法随之遭遇到冷落，曾一度无闻尘世间，王铎和赵孟頫一样都是书画俱佳的大家，他的书法独具特色，“神笔王铎”，在明末即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王”之称，他的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却又流转自如。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日本人对王铎书法极其欣赏，他们称王铎为第一流的书法家，提出了“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的看法。王铎一生，独尊羲献，兼习钟繇、颜真卿、米芾等大家，博采众长，故而他的书法笔力雄健，轻重对比强烈，有神龙飞腾的不测之力。王铎降清后期，书风更趋成熟老辣，其狂草技法已臻化境，书法或许成了他“贰臣”矛盾心理和落寞情怀的无端排遣，失去了其在崇祯时代书法的扛鼎之力与奋发之气，而转为理性与孤冷，这也正是心境决定艺境的真正体现吧。

以上是中国书法史上三起典型的“字因人贱，字因人轻”的人品书法事件，由此观照到近现代和当代，此种“字未必如其人”的现象也在持续不断的出现和上演。近代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汪精卫，现代的康生，当代的胡长清、陈绍基等无不是因人品而使他们的书法黯然失色。袁世凯表面上看是一个窃国大盗，但他的书法大有看头，称得上文武兼备。李大钊评其为“一世怪杰”；汪精卫的书法酣畅时行云流水，精要处骇人心魄，甚至有人评价汪的字是民国政要和书法家中最好看的；但汪的书法更多停留在外在的“好看”上，漂浮柔媚，无骨无根；康生自认为在书画方面和齐白石差不多，故有个笔名叫“鲁赤水”，和“齐白石”三字一一相对，对得倒还很工稳，当然他认为远远超过郭沫若，曾狂言：用脚夹着棍儿写（即不用手和笔）都比郭写得好，康生真草隶篆诸体皆能，尤善章草，他的隶书老拙劲健，功力深厚，行书潇洒飘逸，雄浑大气，无怪乎能和领袖毛泽东、红色书法家舒同一起并称为党内书法三大家，但过于自负是他书品人品的一大硬伤。客观的讲胡长清、陈绍良的字要比前面任何一位都逊色很多，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但在当下非典型书法环境（用毛笔书写）时代，也还是比较舒展流畅出众的，陈绍基的字似乎还比胡长清功力更胜一筹。

众所周知，胡长清、陈绍基一类的贪官在台时，求字求“墨宝”的人门庭若市，倒台时，江西、广东大街小巷突击铲除他们所题的众多店牌、匾额，当时可是一字千金，耗费不薄求来的！可叹的是，当宣判胡长清死刑时，他还哀求组织上能给他一条生路，放他一马，不要让他死，他可以发挥一个书法家的作用，免费为社会、为人民写字。何等的可悲可怜啊！他至死都没有弄明白，他的字其实更多的是因为罩上了副省长这个权位的光环才有所谓的“市场”，人们是奔他的位置而非真正奔他的书法艺术水平而去的，他们头上的光环一旦失去时，题写的那些招牌和书法作品立即变得一文不值，究其原因就是四个字“字因人废”！

所以说，艺术家的人品、口碑直接决定着他的精神长相和艺术高度，艺术创作只有以“德艺双馨”为终极目标，才能经久弥香，永远为人民所记起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