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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中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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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1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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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我国古代爱情诗的瑰宝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诗歌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基础,大约于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了。《诗经》所收的诗是305篇,分作《风》、《雅》、《颂》三部,《风》之中有十五国风,《郑风》为其一,国风160篇,《郑风》占21篇,数量最多,比例最大。《郑风》不但量大,而且精彩,尤其是情诗,21篇中,情诗或爱情诗就有19篇,许多爱情诗被列为我国古代爱情诗的经典篇章。比如《子衿》,比如《野有蔓草》,比如《有女同车》。一直以来被千古传唱,这些诗篇和《关雎》一样是为我国古代爱情诗的发轫之作,在爱情诗的长河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且一直影响久远。它们成就于田间地头,反映了人类社会早期的初民们热爱生活、追求爱情、渴望自由的高尚情操。

来自民间,庶民情感的真实表达

研究《郑风》,首先要研究什么是“风”。对《诗经》进行交流研究和注释的《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之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是“风”的最早注释,其立论依据是,由于风能吹动万物所以就以风比教育、感化和讽刺的作用。君主用教育的方法感化百姓,臣民以讽刺的手段劝谏君主。到了宋,人们开始突破《毛诗序》的观点,提出了不少新的解释,尤以朱熹的说法影响最大。他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他还原了“风”是“民俗歌谣之诗”(也就是民歌)的本来面目,但仍然保留了教化的传统观念。其实,直到现在,世界各地仍然有大量的民歌存在,它是流传于庶民生活(民间)的音调,很随性地唱出了劳动阶层的心声,它的优美的旋律是民族特性、庶民情境的真实呈现。但“诗经”早期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诗经》特别是其中的“风”引向了和政治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歧途,其实“风”本来是音乐曲调的意思,音乐曲调为什么用“风”命名呢?这是因为古人见风吹时,能发出大小、高低、清浊、长短各种声响,有如音乐,便以风比乐调,因此庄子把风称作“天籁”。

既然这些诗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民间,那么它们又是怎样被收集起来的呢?《汉书·食货志》说,春天来到,集中居住的人们走出群居点到田间去耕耘的时候,这时候官府会安排采诗官敲着木梆子在路上巡游,采集它们在耕作中唱的歌谣。然后把采到的诗歌献给管音乐的太师(类似于现代的作曲家),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春秋公羊传》的注者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男子满六十岁,女子满五十岁,丧失了劳动能力,又没有子女照管的,官府就给他们衣食,叫他们到民间“采诗”,所得的诗由乡、县、邑、国一级级转上去,最后加工制作成功后演奏给天子听。这也是后来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到民间“采风”最早的由来,艺术创作于、来源于民间,这也是它蓬勃的生命力所在。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曾说“所有伟大的音乐,都以民歌为基础”。直到现在,世界各地的民歌采集方兴未艾,不同的是这些活动大都是民间文化自觉运动,与千百年前采诗“以闻于天子”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采集传统民歌都会融入新的元素,创新并发扬光大,既传承文化也诠释历史。

“诗”“歌”合一,形式内容的高度统一

    《诗经》究其源当是春秋时代各国乐师演唱的一部歌曲总集,其中每一首诗都是能配乐演唱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说《诗经》305篇孔子都能把它们配乐歌唱,也就是说每一首诗都有作词和作曲。民歌由采诗官(或专门安排的人员)自民间采集上来,交给管音乐的太师按音律加以整理,配上乐器,再演唱出来,这就是“乐歌”,而原先没有配乐的歌曲则称为“徒歌”,应该说我们现代创作的诗歌都是“徒歌”,适用于阅读、欣赏和朗诵,而不再是歌唱。诗和歌已分离开来,诗和歌的分离严格讲应该是自元以后,此前的唐诗宋词元曲,诗和歌或者文字和音乐之间都还是紧密相连的,词牌、曲牌都有严密的格律定式,而且文字与音乐协调一致,相得益彰。有时乐曲的旋律节奏比歌词还要复杂得多,《郑风》中的每一篇都是“诗”与“歌”合二为一的整体,但“诗”与“乐”的分家,从孔子所处的时代就开始了,孔子时代是乐诗的存亡之交,他以前乐诗何等盛行,他以后就一步一步衰退下去,孔子对诗乐是非常爱好的,他曾极力维护诗乐,使它免于衰亡,但终究无能为力。

《诗经》的诗都是孔子时代之前从全国各地的乐歌中选出来的,在孔子还不满十岁时,《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型。各种乐歌的地方特色是很明显的,其中既有相当于现在的“京腔、京戏”之类的《王风》,也有许多相当于现代所说的秦腔、昆曲、粤曲、越剧或山西调、陕西调、河南调等之类的《郑风》《卫风》《齐风》《秦风》《陈风》《魏风》等,每一种地方民歌,都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

    郑最初在今陕西华县一带,周幽王时,郑桓公把家财人丁迁寄到河南中部的郐和东虢境内,即今河南新郑一带。由这两个小国献十座城邑给郑人居住。周室东迁后,郑桓公的儿子武公在此建国。后郑渐渐吞并了郐和东虢而尽得其地,其间共390年,《郑风》就是这近四百年间流传在今河南中部的乐歌。

    根据《论语》等书记载,孔子是严守“礼义”这个原则的,多次对郑、卫之音表示反感,即人所共知的所谓“郑卫之声”的批评和“郑声淫”的定性。“郑声”当然主要指郑国的音乐格调,孔子时代,诸侯、大夫们对朝廷的礼乐制度已不遵守了,雅乐作为正统音乐的地位已经动摇,人们都比较爱听郑、卫等地方音乐,这些都是肩负着“正乐”这一使命的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很恼火地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在孔子看来,郑声打乱雅乐,最终甚至会造成亡国的结果,问题非常严重,所以当他以六十九岁的高龄自己返鲁以后,首先就干了“正乐”的事。所谓“正乐”可能就是纠正人们唱错的音节、音调,也可能就是人们有意把郑声的花腔加在雅乐里,搞乱了雅乐的腔调。孔子通过“正乐”做清除工作,使雅颂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现在看来,雅乐有点类似于“政治诗”,采取的是美声和传统唱法,比较严肃有气势,而郑风则显然是“爱情诗”、情歌,用的是比较轻松的通俗唱法,唱的难度系数不及“美声”,但传播、效仿者众多,成为很流行的艺术,多少有点类似于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之争。但孔子把某些音乐风格、形式能直接导致乱国、亡国联系起来,还是我国传统文化史上的第一人,以至于后来历朝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对“哀以思,其民困;其政散,其民流”的靡靡之音和亡国之音拒之千里,防之又防。“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音乐导致国人颓废、国家灭亡的最经典案例记载。

    而孔子讲“郑声淫”中的淫,本意是“有点过、过度”的意思,而非现在指的“淫荡、淫诲”的意思,即音乐演奏的技巧过多,过于繁杂,比如花腔、颤音等可能会让人联想到“花里胡哨”的表现形式或手法,这是孔子不欣赏甚至反对的。

    到了南宋,《郑风》则由“郑声淫”被朱熹无限上纲为“郑风淫”,一字之差,这个时候对郑风的否定、抨击、打压已不仅仅局限于“声”,不仅仅局限于作品的音乐格调了,而上升到作品内容本身,按理说孔子对包括《郑风》在内的305篇诗歌文本(即文学作品部分)都持肯定的态度,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但朱熹为什么对孔子“郑声淫”进行故意误读为“郑风淫”呢?一切皆为他所处的时代所局限和特定,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其根本思想的程朱理学主要创始人的朱熹,对《郑风》中大量描写男女关系的情诗、爱情诗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那些描写邂逅、野遇的诗篇在脸拉多长以训人为生的儒生看来,真是太淫了。《郑风》共二十一篇,其中十五篇被他们确定为淫诗,当然说“郑风淫”的人肯定是些思想禁锢、腐朽的老家伙、假道学。有不少专家学者甚至认为:程朱理学是打着孔孟学说的名号,是对孔孟学说的亵渎,实际是流毒千古的邪说。刚刚去世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也说:“(孔孟学说)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这一解释错,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层非常厚重的阴影,因此后人在“五四”时期要推倒孔孟思想。后来才发现,实在打得很冤枉。”由于朱熹的误读,使得《郑风》背负了上千年的恶名。

因为《诗经》所描述的初民时代的人们还没有被纲常礼教所桎梏和束缚,还保留着原始初民彼此(既有些男人的口吻,也有些女人的口吻)表达爱情和欲望的率直,桑间陌上、野合偶情之类的歌咏。

热烈浪漫,清新纯净的爱情牧歌

爱情是人类特有的感情,是一种自发的不由自主的情感冲动,同时也是个体的一种自我选择和欲望追求。《诗经》从文学的角度写出了礼制完善之初,周代社会男女交往的清纯本色,表现出对人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为我国古代文化留下了情感的光辉,《诗经》中的情诗主要集中在《国风》里,尤以《郑风》为多,也最为有名,主人公都是对爱情真挚、强烈的青年男女,他们毫不掩饰地歌唱着心中的爱情,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郑风·溱洧》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篇,“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国的风俗在每年的三月上旬,有个上巳节,人们在溱水、洧水上聚会,祭祀求福、拂除不祥,这个时节也正是青年男女彼此约会,结为情侣的最好机会。该诗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游春时,途中相遇,一见钟情,经过共同游玩,最后两情相悦互赠芍药而定情。“溱水长啊,洧水长,溱水洧水花花地流淌。俊小伙,俏姑娘,人人手里兰花香……女伴男来男伴女,你说我笑心欢畅,送你一把芍药最芬芳。”自此芍药就成了美好爱情的信物和象征,赠之芍药从此情定终生。

如果说《郑风·溱洧》是描写的最自然的恋爱生活,那么《郑风·出其东门》则表达了对爱情坚守和忠贞,绝非卫道君子所言的“淫”。“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出东门啊出东门,东门那边的姑娘象云彩一样多一样美丽。虽然她们是那么的美丽,但都不是我想着念着的心上人,我的心上人尽管穿的是极其普通的素衣,扎的也不是鲜艳的头巾,可我只有见到她时心里才那个热腾腾”。这首诗是对“郑风淫”最响亮的回击和反驳,“有女如云又如何,都非我心思和存,我心只爱她一个,衣中朴素最实诚”。

《郑风》的爱情诗除了表达爱情的忠贞,更表达了相思的痛苦。《郑风·子衿》描写的是一个女子思念她恋人的心理活动,是中国文学史上描写相思之情的经典之作,“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种语言的张力和感染力使现代的人无需太多的解释和翻译就能直穿人的心灵。“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更是成为千古名句。“青青的是你的衣领,悠悠的是我的心境。纵然我不曾去会你,难道你就不能主动来?来来往往张眼望啊,在这高高的城楼上面。一天见不到你的面啊,分明已有三月长!”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在城楼上等候她的恋人。对方的衣饰(子衿、子佩)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她会念念不忘,可想见其相思萦怀之情。最后因恋人久等不至而心烦意乱,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觉得虽然只有一天不见面,却好像分别了三个月那么漫长。这首诗通篇都是相思女子一个人的内心真情流露和独白,但诗意灵动,意蕴绵延,赋、比、兴手法运用圆熟,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

《郑风》中爱情诗不同于《诗经》中的其它情诗作品的是,它善于捕捉描写邂逅、偶遇等情感过程中的美丽,是用心在寻找美丽,如《郑风·有女同车》和《郑风·野有蔓草》,“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这些璀璨的语言,隽永的文字,跳跃的音律,无疑成为千古绝唱。一男一女同车而行,男子为女子的美丽所动,扼腕之余,唱出了心中的赞歌。木槿花似的姑娘,天生丽质,佩戴美玉更有高雅的风度举止,魅力惑人的德行,怎能不让他的心儿也象小鸟一样飞起来将翱将翔?诗人只用寥寥几笔,就给我们勾勒出女主人公的大体轮廓,完美地将“形”“音”“势”聚为一体,容颜美如木槿花(形),且为花中最精英,头饰凤冠,身着凤袍,大有临风展翅之感(势),佩带的玉佩琼琚发出清脆悦耳的锵响(音),诗人发自肺腑地唱出:“她的美丽赛孟姜,确实秀丽且端庄,音容贤淑不会忘”。这首优美的诗最后还是被朱老夫子读出来淫奔的意味。

与《有女同车》具有相同结构的《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不但全篇字数相等,段落结构也相同,都分为两段,每段六句,每句四字。同样语言极有生气和韵味,字字珠玑,如歌如画。清扬二字极好,是“诗眼”,《毛传》说:“清扬、眉目之间婉然美也。”“清”是眸子清亮,“扬”是眼神飞动。无怪乎人评价《诗经》怎么看怎么着,都是《郑风》最有味道。在清晨的野外(典型环境),诗人在新鲜而又岑寂的雾气里,遇到了一位美丽动人、清新婉约的女子(典型人物),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诗人表达了他最大胆、自然的爱慕之情(典型感情),一次偶然的邂逅成就了人一生中注定的缘份。诗分写景、写人、抒情三个层次,是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感情的绝妙统一、出之无心浑然天成。但也就是这首诗被封建僵化的老夫子们解读得满篇都是淫、是偷情、是艳遇、是野合。他们望文生义、牵强附合地把“偕臧”注释为“皆藏”。而“臧”的意思是“美好”,不是“藏匿”不是“藏在草丛中、桑园里的藏”,不是让想象力无限丰富的道学家联想到暧昧、幽会甚至野合的场景、联想到露水夫妻春风一度的偷偷摸摸和躲躲藏藏,这里诗人以最美好的自己,遇见一个美好的人,然后和她(他)一往无前地美好下去,世间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吗?

除以上几篇而外,《郑风》中的《风雨》、《狡童》、《褰裳》、《山有扶苏》都是各有特点、风格泼辣的爱情诗,《郑风》中这类爱情诗,展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美好的情感世界,这里没有世俗的偏见(没有门当户对的考量,只要两情相悦就会产生出爱情),有的只是个体生命本能的情感流露,一次野外的邂逅,一次同行的巧合都会酝酿出一遍精致的爱情,至始至终散发着愉快和天真的气息,这种淳朴、自然、浪漫与明媚的爱情,至纯至善,如同山野之中不败的鲜花,虽然充满野性,却像营养着生命的空气一样,培育着生活的情愫,塑造着生命的精神。《郑风》中这些对华夏先民圣洁自由的婚恋情爱的赞歌,将具有永恒的魅力。

毋庸置疑《郑风》是《诗经》中最动人的篇章,因为她是现实主义文学中最浪漫的华美乐章,它体现了人性中最真挚而奇妙的感情—爱情。21篇《郑风》中,其中19篇都是爱情诗歌,占《国风》中爱情诗的三分之一,所以作为郑氏后裔有理由提出《郑风》为我国古代爱情诗的瑰宝,东方最美的爱情诗集。它们是当时郑国少男少女的爱情在内心深处自然的流露,表达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纯朴而自然,不是语言上的词藻铺陈(尽管它的语言非常优美),是爱恋、是相思,任凭情感的河流自由自在地流淌,胜过了一切语言上的技巧和文字上的刻意勾描。

《郑风》以她独特的魅力,已经走过了两年多年,潜移默化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田,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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