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久的思念

祖母是上世纪的1991年重阳节前一天离开人世的，她一生育有九个子女，五男四女，都成家立业，枝繁叶茂，走时她老人家膝下已有十五个孙儿、七个孙女，若干的外孙外孙女，十多个重孙重孙女，四世同堂，这对89岁高龄的她老人家来说是很值得欣慰和宽心的。

记得那是九月初六，星期一上午，我刚好在南通，单位就打电话到我出差的厂里，让我速归，祖母去世。那是家里打电话到我单位，我单位又随即转告的，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泪水止不住哗哗地往下掉。出差前，祖母已病了一个多月，肝癌晚期的她，基本什么都已不能吃了，只能喝点米汤度日，疼得厉害时只能靠打杜冷丁来稍稍解除些痛苦，即便是这样，刚刚开始生病的祖母，还坚持为我摇着躺在摇篮中的我刚刚出生九个多月的儿子，每当看着她当时最小的重孙儿睡着了，她才让自己孱弱的病体稍事休息一会儿，小家伙一有什么响动，祖母必定会立刻醒来，此时的祖母虽然眼睛已经昏花，但耳朵特别地敏锐，她会很仔细地看他是否尿了，再为他重新掖好被子。她老人家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我们把她最小的重孙儿再带带大，至少能带到能奔会跑的光景……

我简单跟同事交待一下，立即坐车往回赶，下午到的家，让我万分惊讶的是，祖母竟还在弥留之际，祖母知道我回来了，脸上的皱纹些许有了舒展，我看着即将离我而去的祖母，心里是万分的痛楚。爸爸告诉我，早上六七点，祖母噎气昏迷了好几分钟，以为她走了，后竟奇迹般醒了过来， 醒过来，一直在查问孙儿们是否都回来了，当得知她最大的孙儿和我在外面时，对她的儿女们说，你们将来都有福，都发财，就再也没说什么。完全是一种意念在支撑着她，她在等待，一直等到她的孙儿们都赶回来，快到子夜了，她才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在祖母的背上渐渐长大

祖母是我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离开的亲人，所以悲痛是格外的强烈，我出生时，祖父刚过六十岁就在饥饿、寒冷中过世了，那时祖母整天以泪洗面。有一次爷爷托梦来，说他从阴朝地府花了很多的银子给祖母买了一个孙儿回来，陪伴她，让祖母不要太难过了。这些都是我开始懂事了祖母反复讲给我听的，从我记事起，祖母确实没有怎么哭过，只是到了祖父的生辰或忌日，祖母总是让爸爸烧纸钱给爷爷，要知道，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烧纸是封建迷信，都是要破的“四旧”之一，可祖母不管那一套，她说：他们要抓就抓了我去，  谁都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都有人生父母，连祖先都不要了，这革命那革命的革了还有什么意思。祖母说的是有人性的真话，但在当时看，可能算是反动的了。

我生下来几乎是祖母把我一手拉扯大的，六十年代末，那回儿爸爸妈妈虽然是农民，但确实很忙，一大早就要去上早工，晚上有时半夜还要被都被叫起来，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所以自我断了奶就是跟奶奶睡，每次我吵着要喝奶，实在吵得不行，祖母就只好把她干瘪的乳房来哄我。有一次被一个亲戚看到了，跟祖母讲，不能这样的，不然这小东西大了一定是个说谎的主，祖母信以为真，只好改用其他办法来哄我入睡。

人民公社刚开始那会儿，大家都吃集体食堂，人们还是能一日三餐吃得饱的，可越到后来就越不行了，只有壮劳力才是整份的，祖母和我只能吃半份，父母亲为了能让我们祖孙俩吃饱，常常省着吃的带回来，祖母说到我一岁时，食堂里的稀饭都可以稀得照见人影了。青黄不接时，常用萝卜英、山芋叶等来充饥，为了能多吃一点，后期祖母坚持要为队里养的猪铡猪草来挣点工分和口粮。那时候的我特别懂事，小小年纪就被祖母带着一起做事，有时累了，就会躺在祖母的怀里或趴在祖母的肩上睡着了，有时干脆睡在刚收了稻子的新稻草上。儿时很多的美梦都是躺在这温暖柔软的金黄色的稻草上开始的，它们带着泥土特有的芳香和父母收获的喜悦，就像充满阳光和芬芳的新被子一样。

我是七岁上学的，老师是祖母最大的孙儿，亦就是我的大堂哥，刚上学时，功课也不紧，就语文和数学两门功课，学起来也轻松。我倒是跟大年龄的同学学会了农村孩子特有的本领，上树掏鸟窝，下河摸螺丝抓螃蟹，大冬天在积了厚冰的水面上破冰捞出快要冻死的鱼，所有这些既改善了家里的伙食，又增添了无穷的乐趣。这些在现在的孩子们来讲都是无法想象和体验的。

儿时岁月，每年夏季是最迷人最富有诱惑力的，节气刚过了立夏，成群的鸟儿早已在我们家房前屋后的各种树上安了窝，有榆树，有苦楝，最让鸟儿放心的是刺槐，因为有刺，一般人上不去，有时一棵树上的花喜鹊们能做几个窝在上面，一个靠着一个，刚刚轻衣薄衫的我们看见这么多鸟窝就去钻天打洞地想着爬上去掏鸟蛋，由于我身体灵巧，上树掏鸟蛋自然是我的拿手好戏，看到有喜鹊在上面进进出出的大鸟窝，我就兴奋得不得了，三下两下蹭蹭蹭就爬到了树干的顶端，这时候大花喜鹊，身体黑白两色相间，我们叫山喜，或者灰喜鹊一看有敌来犯，会不断地在你头顶上盘旋，用尖尖的喙来啄你的头、脸、耳朵和臂膀，它们当然要拼命地保护它们的蛋宝宝，树下的小伙伴就大声地嚷着，或者用弹弓来吓唬那些鸟儿，当我稳当当地靠近了那鸟窝，把还温热的鸟蛋一枚枚地放在上衣口袋里时，心里别提有多滋润了。有时候一个下午能掏十几枚甚至几十枚鸟蛋。分他几个，分你几个，余下的带回家，央求祖母给我煮了吃，煮之前先把鸟蛋放在水里面观察一下，沉下去的才能煮，浮上来的说明里面已孵有小鸟，不能再煮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把几枚已开始孵化的蛋再送到鸟窝上去，并且做个记号，下次就不会打搅它们了。有时候大人们也会将一些能孵化的鸡蛋（就是母鸡和公鸡养在一起生的）让我一起带上去，让喜鹊帮忙代为孵小鸡，但必须算好日子，及时把刚出壳的小鸡拿下来，否则喜鹊会将它们用嘴扔出窝外。也有时候一夜暴风雨，清晨起来，我们会拣到许多羽毛要丰不丰，已被覆巢之祸摔死的雏鸟，这对于很多成天被饥饿困挠着的人们，无疑是一顿美味。

即便是这样，那时的鸟儿还是不见少，麻雀就甭提了，田野里一落一大片，赶都赶不走，人一赶，它们就飞到高高的电线上叽叽喳喳开会去，人一走，又都溜下来，放暑假时，生产队常让我们去赶这些讨厌的家伙，每次也会给些工分。我们先在稻田边和中间插上几个自做的稻草人，一人从家里带一只脸盆，一看到麻雀落下去，就一起猛敲起来，麻雀们还未来得及吃几粒稻穗就被“哄”一声吓飞起来。每天要晚的时候，祖母就会站在屋子后面大声叫着我的乳名，祖母的声音极为洪亮，有时连几个生产队都能听得见。回了家的我，吃着祖母煮好的晚饭，尽管已是十分的疲倦，但还是想着作业还没写，三年级的时候我已变得十分用功，晚上一般都要看书写字到九、十点钟，那时候虽然刚装电灯，但电是极不正常，三天两头地停，每每这时，祖母都会点起一盏油灯。她老人家在油灯下补些衣服，做做针线活，我只是在这灯下回忆老师一天所讲的课程和写老师布置的作业，或是听祖母讲些以前读书人悬梁刺股，如何上进求取功名的故事。

信佛让她过分地充满善念

祖母是三十几岁拜的观世音菩萨，开始信佛，每年三、六、九月吃斋，吃斋是荤腥不沾，全都是素食，吃过一个整月后才开斋，现在想起来，她的长寿也可能与她的吃斋有点关系。祖母一生信佛拜佛，四十多年，至死未渝，让她对观世音菩萨产生如此大的信仰是在她刚请了佛回来二、三年时间，那时候盐城沦陷，被日本兵占领，疯狂的日本兵四处抓男人和妇女，男人被拉去修碉堡和炮楼，有时男人不够时，妇女也被抓去强迫性地和男人一样无偿干苦力。年轻漂亮的就被留在里面“服侍”皇军，实际上就是做了慰安妇。

那一天，天刚亮，扫荡的“皇军”进了庄子，男人和女人们一起被赶到了一块圩子上，我的祖母那一天起得早，似有神助一般，远远地看到日本兵进了村，她赶紧叫上祖父和我的伯伯姑姑们分散地躲进了家后面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荡里，没来得及躲的和行动不便的全被集中到了一起，日本兵呜哩吧叽讲了一通，就开始拉人，人群中有一位我的六祖母，我的祖父行七，六祖母是祖母的嫂子、妯娌，当时四十上下岁，也要被赶着和男劳力们一起去，六祖母死活不肯走，丧失人性的日本军掏出手枪对着她就是一枪，只见六祖母上衣的下摆一动，衣服里的棉絮倾刻飞了出来，人就倒在了血泊中，其他人全都围了上来，日本军也怕犯了众怒，只得草草收了场。六祖母被人抬了回家，由于子弹是穿肚皮而过的，当时未伤及性命，但由于后来的伤口不断地溃烂化脓，没等到日本鬼子被赶走就含恨去世了。

侥幸逃过一劫的祖母更是对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充满了无限的崇拜，她坚信是观音大师在庇佑着她和她一家，但确实不管是日本兵，还是和平军（汪精卫的伪军），还是新四军。或者是国民党的部队在盐城，也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祖母和她的那么多子女没有一个身体受到伤害，也没有被抓去当壮丁，我的大伯和三伯去当兵都是自愿自觉地解放后去了部队的。

由于祖母的这种信仰，她会常常为一件事自责，那是抗战已接近尾声了，庄子上驻着上千号人的新四军，我们家的东西厢房都腾出来，让新四军的领导住，灶房也是，祖母只是再三关照狗肉不得上锅。祖母一生有几样动物是决然不会吃的，一是狗，二是乌龟和甲鱼，三是白头翁。狗是通人性的动物，亦极为忠诚，人怎么忍心吃它呢？乌龟亦是有灵性的，且是长寿的代表，“千年王八万年龟”，吃了它们是要折自己阳寿的；至于白头翁，祖母讲它原先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童养媳，小小年纪受尽了凌打和折磨，吃尽了人间的苦，二十多岁不到头发就全白了，还要日夜不停地干活，实在熬不下去了，投河自杀变成了一只鸟，变的那只鸟居然还是个白头。这样受尽人间欺凌的鸟，人怎么忍心吃它？当然可能还有一层意思，“白头”其实是“夫妻恩爱白头”美好期望的浓缩语，只是祖母至始至终没有跟我们讲。

就在新四军的部队驻进来个把月，一天两个新四军抓了一个日本兵的俘虏，二十多岁，据说是扫荡时，他要抢一个老百姓孙女身上的银锁片，小女孩不给，就残忍地杀害了她，这时新四军过来了，落了单的他被一家人团团围住，气愤的老百姓准备用铁叉把他叉起来祭奠还不满十岁的小女孩的冤魂。新四军战士把他从愤怒的老百姓铁叉扁担等农具中救了下来，回来时，将近午夜时分，可能是那个日本兵早上起来扫荡到中午快饿晕了，也可能是习惯使然，他挪到了鸡窝旁边，头情不自禁地伸到鸡窝门口，向里面仔细地张望，恰巧被祖母发现了，祖母叫来了几个新四军，说长官这个鬼子还想偷鸡蛋吃哩，其中有一个就是刚才绑他回来的，几个人不由分说把那个日本兵押到了屋子后面的一大片芦苇荡里，不远处只听到一场沉闷的枪响，就没再见到那个日本兵回来。祖母为此事一直揪心了好长时间，她遇人就说：不是我多嘴一句话，他或许也没得死，兴许他送回东洋还能改造成一个好人，话再说回来，即使该他死了，也该让他吃口饭，这样做了个饿死鬼。我们就跟祖母讲，日本人杀了咱们多少中国人，每一个沾满了中国人民血的刽子手都应该死。他不是杀了那个小女孩也落不到老百姓手里，他小小年纪已不知道杀了多少中国人，这样的杀人魔王是没有必要讲仁慈讲菩萨心肠的。再说了，即便他被我们的部队改造了或作为战俘送回日本，就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吗？

祖母还是坚持认为：话虽是这么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不死在我一句话也便也罢了。她老人家确实不知道慈悲是要看对象要讲原则的。她信奉的观念里面，以德报怨，往往会代替爱赠分明。或许她老人家信奉的正是人类之梦想的大同社会里的做人品德吧，但在那个讲阶级讲斗争的社会里似乎有点早了。

在政治年代了无政治意识

我十岁以后亦就是1978年，日子一天天好起来，逢年过节不但鸡鸭鱼肉有得吃，有时还吃不完，祖母就会把它们腌制起来，留着开春吃，祖母常说：丰年防荒年，有得吃时留着点没得吃时吃，三月三饿得猴子把眼翻。于是屋前的挂钩上常常是挂了一排的咸鱼咸肉，吃到了三月底，还剩一些没吃完，还要时常拿出去晒，那时候，祖母的眼神已不太好。一天放学回来，祖母让我们去把咸鱼收回来，可怎么找都找不着了，估计是被人家讨饭的或者过路的偷走了。我和弟弟张口就要骂那个贼，祖母说什么也不让，她说你们还小，不知道“鱼分四两自有主”，兴许想那条鱼的人比我们还需要它哩。再说你骂了他，结的是你自己的口过，损得是自己的德。

祖母经常是这样，她总是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和立场考虑，说是与世无争也是与世无争，但更多的还是与人为善，她这样的做人和处事风格，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大家庭。

因为祖母信佛，所以每天坚持烧香祷告，记得一天我和弟弟放学回来，看见奶奶在偷偷地烧香，就说奶奶是个老封建老迷信，人家一家不烧香，为何我们家要烧香，再烧香我们就去揭发你。奶奶气得半天没说话。后来烧香就不再当作我们的面，有一段时间改为每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才烧香。因为刚“破四旧”那会儿，确实工作队下来一家家地收缴香炉和供奉的各种神仙菩萨，全都换成毛主席站、座像和红宝书。祖母没办法只得将一只据说三只脚都是金的铜香炉，埋到了老屋门前一棵一百多年的石榴树下。风声松动了些时候，祖母几次带着锹去挖，但什么也没有挖到，后来烧香就用一只民国时候买的瓷香炉，至今这只香炉还传在我的家里。由于几次都没有挖到铜香炉，祖母更相信它是金子的 ，只有金子埋到土里才会走。

最让祖母伤心的事还不是埋了那只香炉，而是快解放那会，她老人家用可以覆盖一只老式八仙桌桌面的银元，买了当时盐城城东边从南到北上百亩的土地和几十部的风车，刚买下手才两年，就解放了，祖母买的地暂时也就不敢种，更不用说租给人家种了。土改时，好在家里人多，定了个中农，六祖父家是定的富农，五祖父由于人口少定了个地主，解放后至少被批斗了二十几年，一直没有尊严和脸面。记得我上五年级时，他还被大队派人押着一起去批斗、游行和安排为集体拾粪。我问祖母他们是不是以前剥削压迫过那些劳苦大众，祖母说怎么会呢，他们都一辈子勤俭，怕错花一分钱，聚了点钱就买地，买了地自己实在种不了就租给一些没地种的穷人，有时候租子都收不上来，我也是学着他们这样做的，不知道这些老老实实、勤俭持家的人怎么就差点成了人民的敌人，差点半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重阳节前一天她永远离开了

祖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也就是到了她年老的时候，才常被姑姑伯伯家带去，但都是小住，最长个把月也就必定要回来的。家里的环境她太熟悉了，甚至闭着眼都能摸得过来。由于她是她那一辈中健在的仅有的一两位长者，加上她的子女都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祖母也就成了这个大家族中最有威望的。后期家族祭祀等一系列活动都要请她去的。我是她的孙子当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所以祖母对我特别的器重，就在她预感到病重怕逃不过这一劫时，祖母将自己平生只戴了几次的一枚金戒指和她结婚时娘家压箱底的几枚银元给了我，这些银元她自己珍藏了七十多年。其实这种祖孙之情确实是无法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的。她自感到不行了，就让家里人把她从床上移到堂屋西侧的地上，将自己一生的积蓄细数分给她的每一位子女，孙子辈和重孙辈。

最后祖母走的时候还是带着点遗憾的，因为祖母信佛，所以她希望土葬。她对农村里执行火葬是不赞成的，祖母相信有轮回，如果在阳世的肉身都没了，下辈子如何重新投胎转世，所以越到老时她越怕有人当面提“火化”两字，她病重时，甚至要求我的父辈们等她百年后悄悄找个地方把她入土地为安，但又怕影响伯伯们的工作，临终前一个多月就只字不提了。为减少她老人家这种恐惧，在村里做书记的三伯告诉她说国家有政策了，过了重阳也就是老人节，又可以实际土葬了。祖母硬撑着被病魔折磨了四十多天的身体勉强坐了起来，脸上又有了些红润的神采，她是千真万确地相信他的这个当干部的儿子的话的。因为没有差一天才重阳节，她的子女们看到了祖母临走时眼角上的泪水。

祖母虽然离开了我们近三十年，但她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眼前浮现，时常还会踏进我的梦中。 她临终前照看着的摇篮中的重孙儿，如今都研究生毕业在一研究院工作。上大学前，我和父亲带着他特地到她老人家坟上去祭奠。

我为有这样一位祖母而庆幸，所以根本就不会再去想她不分对象的一味仁慈、宽容，我为我们小时候不懂事顶撞和指责她老人家而深深自责。不是吗？至少，祖母这一辈子是一个有信仰的、令人尊敬的人，于国于家都有贡献的人。这种对信仰坚持的态度可能要比给她的后辈人留下所谓的金山银山要强很多倍。她在解放前靠着她勤劳置下的那些田地产业，最后都归了国家，她没有为此提过一个字的要求，讲过一句话，她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危害过国家，孙子辈中有企业家、公务员、有教育、医务和金融工作者，重孙辈中有近十人考上了大学或研究生，这就是对国家的贡献，这就是她的品德和风范所在。也将永远存在我们这个大家族每一个成员的心目当中。

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