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殇

书殇

早晨起来找书，翻到几年前与儿子在山上摘的红叶。即便早消退了水分，叶片依然是那样的红。红叶夹在书页之间，那是儿子小学第九册的课本。我是突然想起李颖的《夕照》，想翻来重读。现在，他远离镇雄，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昆明上初中。小学课本被我整齐的堆放在一个近乎橱窗的书架里，外面用我的书盖着，书实在太多，没有办法。儿子去昆明读书后，我清理了他的书，许多“无用”的书被我从书架上移走，堆弃在一个准备适当的时候买掉的废纸堆里。今年儿子回来，要找一本练习册，在废纸堆里找到。尽管没有说什么，我在他有点失望的眼神看到了所谓的人是物非。当初我并不知道儿子除了课本之外，其他的书还会有什么用处。

这让我想起我还在泼机读小学，父亲在中学教书，特别盛行现在叫小人书的连环画。一般几分钱一本，也有一角多的。书店里一上新的连环画，我就跑去，假装要买。隔了柜台，叫售货员拿来看，很随意的样子，顺便翻看里面的内容，直到看完。有时，一本连环画，要跑去看好几次，最后还是没有钱买。喜欢得不得了的，只得回家骗工资低的父亲，将它买回。现在都无法记起，我是用什么方式搞到近一百本连环画的。那时我家在泼机，没有房子，住学校寝室，星期六那些小人书被带回老家一个箱子。后来，我家在泼机修房子，老屋给远房亲戚住，最后是房子年久失修。直到某天，我发现那些小人书在老家那个箱子烂的烂，散的散，化为乌有。一个人少年时代的财产其实都是虚无的，更何况是书。

这些少年时代与书有关的往事，在后来经常被我放大。高中毕业后上昭通师专，我最喜爱的事情除自己买书外就是在图书馆里看书、借书、赔书。昭通地方不大，书店也不多，但在书店里可以买到相当优秀的书。某本书只要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之后，我就跑去买。甚至老师不经意间提及的书，在书店里也可以买到。或者给老板说了书名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书店里准会找到这本书。当时还盛行旧书店，那些旧书来自何方，不得而知。书的价格也不贵，我常常从微薄的生活费中花去大部分钱买了很多书。

那时，好像很盛行偷书，好多学生在图书馆里偷书。有个学期，中文系阅览室在宋家宏老师的提议下开放，结果是只开放一星期就被关闭掉，原因是书被偷掉几百本。连刊载宋老师论文的杂志也被偷掉，还有出版得非常少的《围城》也下落不明。而我从来没有偷过一本书，也没有能力和胆量去偷书。我只在图书馆中以欺骗的方式赔过书。赔书，大多是5倍，比起在书店里买便宜得多，而且好些书也是书店里没有卖的。如今回想起来，这近乎缺德。很多书当时觉得很好，赔了之后，其实用处不大，这本书近乎消亡，只存在我个人的书架上，而更多需要读这本书的人再已看不到这本书，或者可以开启某个人思想之门的书再已无法找到它将要开启的门，它只是一个愚钝的家伙书架上的一个装饰，它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这当然是我现在的想法，否则，我也就不会做赔书这样的蠢事情。后来我又去云南教育学院读书，在那个图书馆，我依然是读书、借书、赔书。此外就是偶尔在书店里买书，更多时候还去昆明新闻路批发图书。

之中很多书是经常读的，比如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也有些是从来没有读过的，甚至当资料都没有查过的，比如《红楼梦》的资料辑录。有些书是当时嫌贵没有赔，现在市面上无法买到、后悔不已的，比如《托马斯·沃尔夫短篇小说选》，有点“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味道。那时想起很想赔的一本书《昭通方言疏证》，姜亮夫先生的杰作，云师大图书馆的藏本，一问要赔二十倍，一个叹为观止的天价，转念一想，如果真的赔了那本书，恐怕也只是瞬间的快感而已。由此我也想到，一个图书馆恐怕应当充分的估计一本书的阅读量、赔书量，是不是可以让学生来赔书，这或许不失为一种办法。而更让我反思的是，我赔了那本书又怎么样，古人不是说读不尽的书吗，一介书生，买得尽或者赔得尽天下的好书吗？一个应该由国家来完成的事情个人能完成吗？

当然，一个人的阅读、收藏欲望是无止境的，当我开始出版书的时候，我就想，现在许多书其实都是垃圾，每年出版那么多的书，真正称上好书的又有几本，这个时候我也就不再想买书了。而不停的还是有人在出版书，好些人还称自己著作等身，等到我开始反思那些可以称为经典的作品，比如《史记》，一个作者一生到底写了多少，《论语》或许是一个群体的结晶，它到底又有多少字呢，如果真的用数量来衡量一个作者，那就是何等的可悲，而那些花一笔钱来自费出版书的人们，在将自己的书送给别人的时候，内心到底有着怎样的波澜，那是一种文化的追求，还是对文明的一种破坏。我不敢说，一本自费出版的书就绝对没有价值，如果它确是高质量的，应当是对人有益的，如果没有质量，或许是危险的。花了这么多钱，作者是否想过，自己可用出版书的钱来买书送人，那或许更有意义和价值。

这让我想起一个很知心的朋友，老家远在外地，来镇雄教书，自己买的大量的书都放在老家，看的时候没有书，又不想将书运来，这近乎分居两地的朋友，这种痛苦是许多人不易体会到的。这也让我想起多年前，我分配到镇雄雨河中学教书，带了大量的书去，那时连桌子都没有一张，将一些报纸放在地上，书就一摞一摞整齐的码得在上面，与桌子同高，那种翻书的痛苦不可言传，更何况没有书读的人呢。每个假期，要回老家去，担心的不是其他东西被人偷掉，那种痛苦是来自于内心的。在乡村，偶尔也有好事者，做出想读书的样子，一定要借某本书看，然后弄到书不堪入目、遍体尘垢的地步，甚至向你报告，书打失，真是恨不得上去就给他两个耳光。

现在，我依然寄居在镇雄，租借了几十平米的房子，尽管，搬家的时候，最难弄的就是那些书，我想起雷平阳的《四顿书》，一个读书人真的不容易，但那些书还是重重叠叠的垒在我的书架上，上课之外的时间，全都花在读书写字上，有时回忆起自己这一生已过的半世时光，回望自己书架上这些书，有的来自于非常豪华的书店，有的来自于地滩，有些来自于赠送，有些来自于自己心酸的劳作，不言而喻，就像我自己的命运一样，多少年以后，当我回归西天，我的这些书将魂归何处。或许像我有一年在上海虹桥机场偶尔买到的《朱元璋传》一样，当初被设定在机场的大厅货架上，它的命运是被指向通往远方的，这个地方似乎是更繁华的地方，而繁华的地方应当有更繁华的书店，这其实仅仅是一个伏笔，它注定只流落在一些落后的乡村，这不是一本世俗的书，它的品位背后，隐喻了一个乡村的书架，它随我从上海回到这个叫镇雄的地方，落到我这样一个穷书生的手里，面对我非常潦倒的心情，它是否认命了。

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书需要买，有太多的书需要卖，就像现在，我书架上重重叠叠的书，有些是一辈子无法浮出水面的，有些是我经常使用的，有些是被人从内心取走了的，无论如何，成为一本书来到过这个世界是幸运的，不管它要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脑袋，一双什么样的手，一阵什么样的呼吸，也是足够的，即便是抄袭，或者在不同书本里呈现的同一优秀文字，我在一首诗歌里说：

“之后，这些文字将奔赴何方

成为何人的美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