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午后,合上《走读泸县龙桥》这本新书,突然心生桥念。于是,来到船码头,再次端详起了这座坐落在泸县县城福集,横跨濑溪河,呈东北至西南走向,获得‘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有别于‘龙桥’建筑风格的惠济桥……
据《泸县志》载,地处濑溪河畔的福集镇,原名七里市。清乾隆二十四年在此建公馆。民间俗称流经此段的河道为‘伏济’水,地方官员将‘伏济’谐音成‘福集’,地名由此诞生并沿用至今。
而惠济桥的前身,史称七里桥(又名伏龙桥),始建年代无法考证,却命运多舛。从史料记载的明万历三年起,历经战乱损坏、洪水冲毁后修葺、修缮。于清道光年间,由刘超元等将原来的石板桥,改建成桥长105.6米,宽7.9米,高10.53米,券跨约10米,拱高7.53米,桥面微呈弧形的九券石拱桥。并用条石砌成高1.1米、宽0.3米的‘品’字形桥栏。
该桥建成后,它与九曲河上精美绝伦的龙脑桥一起,成了连通当时川南茶马古道上的一条重要支线。而对于留在桥史中的刘超元,我曾幻想过他站在巍巍的玉蟾山,遥望着流淌在泸县大地上逶迤、平静的濑溪河;也想象着他面对浊浪翻滚,湍急的洪水,目睹桥断船毁,生灵涂炭时眼中流露出的悲怜……
崇敬着这样的先贤,我走向惠济桥。直到那天,终于发现了县志记载中,在桥的第七、八墩的西侧,距桥面0.5至0.9米处的4尊高浮雕人物造像(现只留下大致轮廓)时,瞬间,我联想到了大足石刻的创始者赵智凤,那位倾其毕生精力,只为重现佛国慈悲的和尚,修得圆满后仍将自己的石像,拱手侍于佛祖释迦牟尼……那么,在这四尊雕像中,刘超元是否也会承袭赵智凤,将自己虔诚之心,音容笑貌化成不朽石雕?与桥日夜为伴,让仁者之心,随滔滔河水,润泽苍生。
目光游离,河面上券券半圆形的桥洞。倒映在清澈的河面上,幻影摇曳、上下相连。若游云中的皓月,照着我的悠思,也照着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熊文灿。
熊文灿,泸县人,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县志记载距桥西北端约40米处,在早已消失的桥碑楼内,曾留下过他为惠济桥的前身撰写过的碑记。
对于这样一位位高权重,权倾朝野的高官,专家根据《明史》记载,给他总结出了一幅“善于招抚,善于打点,善于吹牛”的奸佞之相。朝野诟病,下狱问斩!但《泸州市志》主编赵少康教授根据史实,以‘独木难撑大厦’的学术观点,总算为他挣回了一丝颜面。可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卸下悠思,漫步惠济桥。眼前的人行道上,块块被月岁磨砺后的青石板,依然严丝合缝,平整光滑、细腻如玉,心情也豁然开朗起来。踩在上面,内心还真有些不忍重足。
只是,在这车来人往,喇叭声嚣,时有装满混凝土的砼车,从我面前呼啸而过,脚底也传来到强烈的震动。当这震动消失后,我感觉这桥虽过百年,回想不论是远观桥身,还是近看桥面,均未出现过倾斜和裂隙,可谓固若金汤!
不意间的惊讶,激起了原本藏在内心深处最直接、最鲜明的敬仰!不由得用手抚摸着这被风雨侵蚀,已显斑驳的桥栏。看錾子在这大小相等的石头上,錾出笔直、工整、匀称的凹槽,扁錾修整出平整光滑的轮廓……这些精工细作,让略呈弧形,又像扁担似的桥面托起‘品’字形的桥栏,更显深沉寓意。彰显在了桥史中语焉不详的刘超元,身首异处的熊文灿的各自身上。我也好像忽然从石券桥里,彻悟了一点人生,得到了一点新的智慧。
可我宁愿相信这桥已不再是桥,而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用心解读的一部‘古籍’。它以上千人付出的血汗为墨,以数以万计的铁锤、钢钎、錾子为笔,以铺展于天地间的濑溪河为纸,历时数年……一笔一画,用情至深,最终完整、健康地呈现给我们。即便是这样,但现在除了唯一知道的刘超元,能代表工匠精神的其他建设者,竟连一个名字也没有!我顿时觉得有种良心上的亏欠。抱着这种亏欠,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起惠济桥。
“凉糕,凉面,酸辣粉……”,“武汉鸭脖,串串香……”骑着电三轮的小贩,带着悠扬的吆喝,慢慢悠悠地驶过惠济桥,消失在了冱水路的林荫道上。我仿佛又看见暮色下的惠济桥,那通体闪烁的霓虹,从左到右循环往复,若柔指滑过琴键。而扁担似的桥面,一头放着过去,一头装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