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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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11月，我感觉人生无常，10天前还与何家松老师笑谈人生趣事，想不到10天后驾鹤西去成了诀别，心中十分悲痛。
何家松老师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在广州市86中学初读初中时的级长（当时称“连长”），同时也是我的英语老师，2012年11月24日（星期六）早上5时30分，他以76岁的年龄因患病去世。
何老师之前身体一直很好，只是近几年因患上膀胱癌后住过多次院并作手术。他每次住院我都时常去探他，和他聊天，而且都聊得很开心，让病房充满笑声。今年10月底他再次住院时，我去探他。何老师对我说：“东明，这恐怕是我一生最后一次住院了，再也走不出去了。”我安慰他：“不要这样想，你几次度过病危难关，相信这一次也会康复走出医院的。”
不巧的是，正如何老师本人所预见到自己的生命体征那样，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住院。当我从何老师老伴汴老师的电话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止不住眼眶潮湿了。
何老师是浙江义乌人，1936年7月26日出生，195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本是在吉林大学任教的，由于他的妻子（也是他同校的校友）先他之前来到广州的音专学校当老师，随后他也南下来到广州，屈就郊区黄埔的广州市86中学当英语老师。
何老师仪表英俊，身材高大，1·73米高的身材、不胖不瘦，架上副近视眼镜，样子长得有点像歌唱家蒋大为。直到晚年，他的仪表也相当英俊，很有气质。他上的英语课水平很好也很生动，同学们都很专心听。那个年代的学习，是伴陪着“学工、学家、学军”进行的，学校组织去从化建分校，去学农，何老师都与学生一样挑泥砖、石头，建校舍，一起在农田插秧、收割；学校组织“战北江”，筑固北江大堤，他一样挑着泥土带领学生奋勇向前，学军的军事训练也如此。
何老师有两件事情让我记忆很深。第一件事是在从化建分校期间的挑泥砖中，师生们连日肩挑让肩头的肉都被扁担压烂了，痛得要命。同学们肩挑时除了不断换肩外，还往往用手将担子两头的绳往上担，以减轻肩头的负重。学生们都十分留意戴着付近视眼镜知识分子何老师是怎样挑的。只见他除了不断换肩挑外，还将一条毛巾裹着扁担贴着肩头那位置，扩大负重面，让同学们感觉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另一件事情是：何老师还带领我们参加学校组织的“抗美援越”示威游行。1970年秋，当时的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北越首都河内，中国政府作出了严重抗议，并发表声明：“八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我们86中学全校师生五千多人，举着标语横额小旗在黄埔港码头内，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佬，滚回去！”等口号。当时，何家松老师带领我们分别用国语和英语高呼口号，江边船上的汽笛长鸣，场面壮观，我们个个义愤填膺，热血沸腾……
参加工作后，尽管何老师多年担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的常委及政协副主席，我们学生也时常与他常来往。他住10多平方的房子时，我们的学生去他家探望他；当他住170多平方市里按职务分配的房子后，我们学生也一起结伴去探望他，当时我是这样对同学们说的：“看看市领导的住房是如何的”。其实，他的房子在当时来看只是比较大，只是书比较多而已，其室内设施和普通老百姓的家没有两样。多年来，我们师生一起喝茶聊天，亲密无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那个年代毕业的学生，普通工人居多，一般干部居多。多年来，我们许多学生时常去探望他，也从没有送礼物送给他。在这个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比较严重的社会，何老师对我们十分理解，也不会因我们的社会地位低、工作职务低而疏远我们、看不起我们。他说：“这都是文革的过错、社会的过错而造成的，要是当年你们都能上大学，社会地位和工作都不是现在这样了，这些我都理解，我们都是师生、都是朋友啊……”
但是，我们许多学生也相当争气，我和其他一些同学一样，在做好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继续教育的学习，完成了大学的各科学习并毕业，没有在社会的大潮中落伍。
2002年事9月，我出了本《风雨人生路》的个人文集书，他欣然为我的书写了《笔耕不断写风流》的序，并与市交委副主任叶波以及羊城晚报黄寿庆、广州日报刘亦凡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我的书座谈会，对我作了热情的鼓励。
何老师的文化知识底蕴很深，对历史很有了解，我与他一起，常谈民盟的历史，谈民盟领导章太炎、罗隆基等爱国民主人士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谈文学、谈写作……就在10 天前，在他的病房，他被癌病折磨得十分痛苦时我去探他，我告诉他我刚在《羊城晚报》的《花地》栏目发表了篇文学作品《故乡的老榕》，我将这棵故乡的百年老榕的经历简要说了一下，谁知何老师就接上我的话笑着说：“在这棵榕树下发展新党员，举手宣誓；在这棵榕树下绘制村里的现代化蓝图……”将我在作品中的内容说了出来。我俩都开心地笑了。
其实何老师是没有看过羊城晚报及我这篇作品的，因为他在医院没有订晚报，只是心有灵犀、有文学相通罢了。之后，我们一直聊得欢声笑语，痛疼的愁眉也不见了，这让陪伴他的太太很开心。何老师留下了他的病房电话号码，让我有空打电话给他聊天……
几天后我再去探望他，他很痛苦，气弱声低地说：吃不了、拉不出、睡不好。后来我两次打过电话到病房给他，接电话他的太太或亲戚说他昏迷或说不出话。一周后我再去探他，他已不能言语，坐起时身体任人摆布，我陪他坐了一个多钟头才离去……
我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晚打电话给我同班的另一个同学告知何老师的情况。这是我班的一个女同学，他与同班级一个男同学结为夫妻，两个都是何老师的学生，她的丈夫对何老师有如干儿子般亲呢，这些情况她们都知道了，近期都探望过何老师多次。
事隔几天，当我再一次打电话到他病房没有人接，再打他太太的电话，说他已经走了……我的脑袋一下子有点空白茫然。
何老师一生，为人勤勤勤恳恳、一生清白。教师育人，知识丰富，重于表率，因而桃李满天下；长期为官从政，从不以权谋私，比如他太太从学校后来转到广州地铁公司当技术干部到退休，享受的还是企业退休待遇，经过多次调整退休金，现时才拿到三千多元的退休金。但在他太太退休的前期地铁公司职工，却享受到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退休金比她多出一倍。对此，何老师没有哼声，也没有出面指示下面的人或托人去办。要知道，在他住的市里干部大楼，楼上楼下住的全是现职市里各套班子的领导。在他认为：政策在不断变化，这事还是按新政策办吧。在学生的眼中，他不是什么政协副主席，还是我们可亲可敬的何老师。
2012年的11月30日，天空阴沉，不断下着大雨，下午3时，在广州市宾仪馆的青松厅何家松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聚集了他生前工作过的领导、同事、学生和朋友。
有他任教过的广州市86中学、广州外语学校、广州师范学校的学生；有他工作过的民盟广州市委员会、广州市人大、广州市政协的同事和下属；有他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各党派的朋友。
那天，我所认识的现任政协主席苏志佳，前政协主席陈开枝、副主席冼若瑶，民盟广东省委常委、现任省政府参事王则楚等人是何老师生前的领导和同事也来了，并同何老师的亲属及我们一一握手问候。参加的人很多，一直站到告别仪式的大厅外。
告别仪式现场，摆满了花圈，我浏览了一下，单位的有各党派、各部门的（包括市委统战部的），个人的有广州市长陈建华、及何老师生前许多领导和朋友及学生。
哀乐低沉，参加告别仪式的全体同志向何老师的遗体三鞠躬。主持告别仪式的同志介绍了何家松同志的平生，指出：何家松同志在担任民盟主委期间，带领广大民盟成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大力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组织并参与了对增城畲族村的智力扶贫工作。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勤奋工作，积极为多党合作事业和广州改革事业作贡献，曾先后获“广州市文明市民”、“广东省优秀盟务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后，曾分管教育文化、体育委员会及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认真负责，带领专委会积极开展调研，坚持贞政协委员们深入现场、走访群众、做好第一手材料的收集，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为顺利完成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2001年11月，何家松主动提出辞去民盟广州市委员会主委职务，他的高尚品格受到广大盟员的赞誉。
何家松同志人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广州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并为此积极贡献余力，还担任了第四届广州市政协委员会联谊会副理事长兼法人代表，与其他老领导一道为联谊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何家松同志为人正派，低调谦和，平易近人，识大体、顾大局，一生简朴清廉，值得我们尊敬。
悲痛之中，何老师的长子何纯十分感谢他父亲生前各位领导、同事及朋友前来对父亲“送最后一程”，并对其父的一生的为人称其为：待人宽厚，对已严律。在学习中度过一生，是教育和培养子女的好父亲……
风雨中，哀乐低鸣，参加告别仪式的全体人员绕何老师的遗体前一周，憩睡中的何老师似乎梦迥到他的浙江义乌故乡，那里小桥流水，风景秀丽；梦迥他的童年、他曾经火热工作过的地方……大家向他作了深深的最后鞠躬，愿他一路走好。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近7年了。7年来，每次在学生的聚会中，一些同学都时不时提起这位尊敬的师长，称赞他后来从政做官，但对学生却十分热爱、生活朴素，严于律已，宽厚待人、是新时代做人的典范。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