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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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伟
一
通江县医疗保险局第二轮扶贫分配地点定在春在镇石板店村和钥匙坡村，同时进驻两村的还有春在镇政府、红峰公司和南教城林场的扶贫干部。钥匙坡村于2014年已经脱贫，我所联系的三户也都是已脱贫而不脱钩的贫困户，其中一户叫马洪瑞。2017年5月17日，我局响应县委号召，第一次到春在镇钥匙坡村一社时，我便来到了马洪瑞家。
县城距钥匙坡村36公里多，四十多分钟可到村上。乡道、村道都是水泥路，弯多路窄，入社的公路由石碴子铺成，坎坷不平，夹杂很多铁线子、车前子及其他不知名的小草，车在院坝边停下来。老房子是一座年久失修而又难以维修的三合院，穿逗结构，公路到院坝，十余步石梯约四、五米高。我的另一个联系户就在该院子的右厢转角处。石板地坝与街沿石都覆有少许苔藓，特别是石地坝，坑坑洼洼，饱经风雨剥蚀。墙上多蛛网，柏水柱上反复张贴过红色的春联，已经泛白碎化，留下斑驳陆离的纸屑痕迹。院坝边一丛苕牡丹，不时开出几朵硕大的花朵，瓣多色红，格外引人注目。
出院向左，紧接着又是一户人家。修房时间晚于右侧大院，一排两间二进砖木结构。它比老院子向前突出来六七米，直接抬升的石墙由小石条磊成，高出公路近两米，院前没有石梯直通大门，两院之间一条小路相连。
马洪瑞家的老房子
街沿不足两米宽，而且没有围栏，水泥地板，柏水柱悬立墙边。坎下公路很窄，从右至左绕过院坝、猪圈，沿斜坡上升转右向后山延伸。院左与猪圈之间有一块三米多宽的土坝子，靠墙一堆木块子柴。我们前去那天，一大家人正坐在那里晒太阳，聊天。坝后散在错落几座坟墓，最靠前的一座矮坟被葛藤、天冬、爬山虎等蔓生植物完全覆盖，几乎不可见零乱的坟头石——后来听说，那就是马元聪老人的坟墓。
当天聊天的人群中就有马洪瑞，他今年72岁，初中文化，身高一米五，是一位干瘦、黝黑的一个老头，牙齿也掉了不少，说话有点不把风，难以听真。衣着朴实，精神饱满，为人忠厚，热情好客。说话语调抑扬顿挫，喜欢打手势辅加说明，有儒者之风，一看就是读过书，当过村社干部的模样。
我们初次见面，了解了一些关于他家庭的基本情况，鼓励鼓励脱贫致富。行业限制眼界，爱好选择志趣，我一个学医的人怎么帮他们脱贫致富，一时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只有回去后根据情况慢慢思考，留下电话便准备到下一家去。
就在我们站起身来要离开时，马洪瑞才说起他们家是红军后代——一家有两代五人参加了红军，有遗物留存至今。
一家五人参加红军，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站着听他讲了一个大概便急忙问他，有人来采访过吗？他说有人来作过了解，但没有整理出来，写成文章发表在书或者报纸上。
扶贫与业余爱好产生了契合，并有缘与马洪瑞一家结对，突然提起了我的兴趣。可惜时间不允许，我暗下决心以后下村，多抽点时间到马家来好好了解一下。医疗保险局是服务性参公单位，事多繁杂。下村的路深没丛林之中，弯多路窄，一遇错车，路程便会超过一小时。一个单位十余人同行，然后分散到六个社里30余户贫困村民家中，所以必须统一行动，按时推进。否则，一旦掉队，得独自步行半个小时以上。
马洪瑞（前右）为笔者讲述红军故事（2017-5-17）
按照县委要求，我们每周要去看望一次。这次我决定把家访内容重点放在了解红军故事上。但是，每次前往，不是时间伧促，就是他们不在家，一而再，再而三，老是没有大块时间进行全面了解，只能断断续续、零零星星收集素材。好在有手机帮忙，现在共留下7段录音、一些照片和一些笔记。其中马洪瑞讲话6次录音共80多分钟，其弟马洪玖1次约10分钟。之后，马洪瑞提供了他亲手书写在小学生作业本上的长达9页的《马洪瑞家庭的革命历史》。马能儒也找到了一些实物及图片。我还从村两委、乡邻那里，从侧面也得到了少许补充材料，加以辅证。
2018年4月10日上午，我去看他们时，马洪瑞、向兰英夫妇俩都不在家，只有马洪玖一个人坐在院左空地上的柴堆旁编草鞋。我一边与他聊天，一边还摄了一段视频，也得知了一些新情况。马洪玖喜欢笑，高兴时也爱说话，甚至抢着说话。他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事件不全面，时间不连贯，思路不很清晰，表达也不完整。故事有头无尾，有些内容对应不起来，有些需要多次询问核实才能搞清楚一个问题。但有些内容似乎很具体，闻所未闻，其真实性不可完全采信，又不可不信。后来有些内容的确被马洪瑞否定了。
马洪玖这个人也是值得记录的。他是马洪瑞的亲弟弟，好像是七十左右的年龄，苍老，消瘦，口齿也不太清晰，胡子那碴，夹着几根白须，戴顶黑色线制耷拉子帽子，衣着不整，席地便坐。
“马洪玖，马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是要解放时生的，向清知道我的年纪。”
“向清是谁，他住哪里？”
“碑上没有刻字，这才死了不几年。”
我问谁去？至少我现在还没空去问向清。不知是他幽默，还是逻辑思维出了差错。
马洪玖双脚内翻，穿不了鞋，他自已便以捡来的各色旧布条、烂布衿衿、麻绳，编织成圆形的草鞋，然后拴束在脚上。背后经常斜挎着一双预备草鞋。他终身未婚，与马洪瑞一家住在一起。后来听说有时他也能帮忙挖地，种豆子，坐洋芋，煮猪草。他不想做农活时，就一个人坐在地上编草鞋，拆了编，编了拆，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一坐就是大半天。
可惜在2018年5月10日，我们单独见面刚满一个月，马洪玖就身患重感冒去世了。我这里的录音和照片，成了他留在世上最后的遗音和遗像。
马洪玖在纺织草鞋（1018-4-10）
我把这些红色的故事，慢慢积累起来，串连起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比较完整的故事梗概，但离史学考证方法编撰文稿，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二
通江县城经春在镇到麻石镇有一条直达的省级公路。钥匙坡村原属新建乡，十多年前撤区并乡时，将新建乡合并于春在镇。从县城到春在镇阳望山村口分路可到新建，经钥匙坡村上达麻石镇。麻石、春在、新建三地，形成了一条环线公路。因相对较近，麻石镇才是钥匙坡村民的油盐场。
1932年春，党组织下达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每个党员必须发展五名党员，或动员五个人参加红军。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带头参加红军，对非党员青年参军，不准拿钱买卖，不准抓壮丁。
1932年12月18日之前，由于中共党的地下组织延伸，早已把红军可能入川及其大致走向、最佳线路、大概目标等消息提前传播到通江县境内，并积极组织发动建党积极分子参加红军。因此，马德贵赶回家中提前告诉了家人，并动员兄弟姐妹参加红军。
马洪瑞的爷爷马元聪，思想进步，聪明能干，勤劳致富，历年来购置土地140多贝，还有大片荒山，建有四间正房带大转角的大瓦房，在当地算是旺族。他生有三子三女，老大马德富，老二马德贵，老三马德良，以及嫁到周家院的大女，嫁到漆树碥二女，嫁到袁家岩的三女。因家境殷实，以私塾方式对子女进行了比较良好的教育。当时，马德富已婚，有马洪熙一子，还生一女。马德贵已婚，娶妻向氏，有腿脚残疾，也育有一女。
马德贵回家通报了红军要来通江的消息后，马德富及其儿子马洪熙、马德良都积极响应，踊跃参加红军，还差一人怎么办？马元聪果断决定，叫人去联系马德良的二姐（因不知其名，暂时称为“红二姐”）参加红军。
马德贵，麻石镇红星小学一届教书先生，怎么突然成为共产党员呢？并且带来那么重大和机密的消息呢？马德良与马洪熙怎么也是共青团员呢？
原来，马德贵早就加入了共产党。那是半年前，一个身材魁梧，外地口音，很有文化的外地来人，在麻石镇、春在镇等地逗留了一个多月，名叫王维舟，以办农会、办夜校为名，悄悄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共产党员，培养建党积极分子。
“红二姐”早已嫁与麻石镇八一村六社漆树碥向家，其子向必荣、向建荣，均已经成人未成家。“红二姐”已是中年妇女，能一说即合，说明她也是一位有见识，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她能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参加红军，更加难能可贵。“父送子，妻送夫，娘送女”参加红军，成为一种光明的选择和时尚潮流。
马德良当兵时十八岁，马洪熙当兵时不到十七岁。会齐“红二姐”后，一大家人都兴高彩烈，连夜连晚步行六七十里，专程赶到洪口镇去迎接红军，并参加红军。
红军入川后，12月24日打下通江县城并一鼓作气，多路分兵直捣南江、巴中，“三天打下通南巴三个县”。通江县城的政权得到稳定后，立即分兵向所辖各乡镇片区剿灭国民党残余，包括离县城较近的麻石镇。通过28个月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建成了含5个军11个师32个团8万余众的红四方面军，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红色武装。同时还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川陕革命根据地总面积约4.2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有县级苏维埃政权40多个，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红色政权。
马德良几兄妹参加红军后，钥匙坡村已是地下共产党员的向仲禄与其父向中厅，及马德福、袁礼仁和同村的一个高辈子姑姑马心儒等人也先后参加红军。有史记载，“1933年1月14日，通江麻石场向中泽率贫农团929人来通江县城集体参加红军”，其余人等可能是同批同行。
马德富入伍后，被编入运输队，挖工事，打草鞋，负责搬运枪支弹药等物资。马洪熙可能编在童子团，他喜欢使用大刀，后来成为一员狠将。“红二姐”可能分配到了女子连，也失去联系。当时他们被具体分配到什么连队，从口述中都不太清楚。根据“老兵带新兵”的原则可以确定，他们当即被分散到各团各连之中。因驻地分散，战斗频繁，转移频繁，加之通讯不便，难以及时沟通消息，更难见面。
马德良一入部队，因一表人才，又识文断字，被编入通讯班；当过路卡哨兵；搞过肃反运动，清理来路不明的人；之后，加入反围剿战斗部队序列。马德良几乎是在参加红军时就认识了徐向前总指挥，并多次受到徐总很多直接关怀。同时在工作中，很快就结识了张国焘、邝继勋、张琴秋、许世友、王维舟等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
马洪瑞说，解放前，我们一家生活比较宽裕，家人都是人高马大的，可我小时吃了亏（营养不足），个子长不高。父亲一辈身体都好，从小入墅读书，连对子都写得起。马德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皮肤雪白，年轻英俊，刚到部队，徐向前总指挥一眼就看上了他，当时就叫他当通讯员。
《红四方面军川陕革命根据地大事记（1933年）》记载：“1933年2月12日，敌川西边区督办田颂尧以三十八个团近六万人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我军发起三路围攻。我军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于三、四月间分批逐步撤出通、南、巴。五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一部击溃刘存厚的几个团，接着又歼敌之左纵队十三个团。尔后又先后收复通、南、巴城等县。历时四个月的反围攻作战，到六月中旬胜利结束。”
马德良一行参加红军2个多月后，就参加了反击刘存厚的战斗。1933年4月，打下万源后，马德良改为“传令兵”，在万源县罗文坝调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干部。《红四方面军的漫漫长征路》：“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击败川军的三路围攻，力量迅速发展，遂将所辖4个师升格为军，依次改编为红四军、红九军（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搞宣传，刻标语。土门一带（今云昙乡）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天下劳苦大众团结起来”等石刻标语，落款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均由马德良亲自书写，由石匠錾刻而成。
通江县城解放初期，红军条件艰苦，生活很困难，曾在大坝沟毛草街设立团部指挥战斗；红军据点游移不定，战线变幻莫测，战斗频繁而又惨烈。根据我军特点，常常需要奇谋奇计才能取得战争胜利，如长途奔袭，先发制人；因地施策，节省弹药等。甚至因弹药缺乏，常常以大刀为主要兵器，与敌人短兵肉搏。马德良参加钥匙坡剿匪战斗时，地点选择在趁腰岩，红军战士居高临下，以滚木、石头打击敌人，同样取得胜利。
马德良从军期间，除参加与较大规模的川军正规军开展反围剿战斗外，与土匪、还乡团的战斗次数相对较多。有次去打下土门，围了几天都没有办法，红军就乘敌人刚吃午饭时进攻。一阵冲锋号，几发子弹，把敌人都吓跑了，红军战士冲上去没有牺牲一个人就占领了敌人的堡垒。一个敌军连长逃到土门西边切坎河一带，还是被抓住了。但他负隅顽抗，边跑边把手枪部件下了，扔得满山都是零件，只找到了一个枪把子。
在钱家梁战斗中，敌人使用三支长电筒来回照射，不断查看目标，马德良就采取摸夜螺丝的办法悄悄靠近敌营，安排三个人用打排枪的战术，突然同时开枪，一举端掉了敌人的哨所。
红军部队去打宣汉之前，在河边的深山老林里发现一百多座坟。谢德良觉得很奇怪，“这里没有打过仗，为什么有那么座新坟呢？”挖开坟包一看，果然有假，坟中埋葬的全是枪枝武器和银圆，应该是敌人逃蹿时来不及带走的。红军自此，军力大增。
两年中，马德良在竹峪关、罗文坝、石窝场、土地铺、团包梁、方家寨等地参加过数十场激烈的战斗，均大获全胜。这些以小地名命名的战役，是马洪瑞从马德良口里听到的，与历史记载不完全吻合，也不知其先后顺序。
敌我力量悬殊的七里峡战斗即将开始时，正下着漫天大雪，冰寒刺骨。张国焘见敌强我弱，主张分散突围（实为逃跑）。徐向前总指挥认为，要挽回危局，必须抓住战机，突然袭击，奋力一搏，并拖住敌人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才有生路，否则会全军覆没。为此，两位首长都发了火，徐总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甚至把手枪狠狠地摔在桌子上。最后，徐总决定亲自上阵指挥战斗。
马德良与一个叫谢德良的通江人一路去参加红军的，因同名不同姓，打成老庚，从战友情到异姓兄弟，终生结下深厚的革命情宜。他们都被编入特务连，参加七里峡战斗时，谢德良已任一排长。
当时，全体战士都没有饭吃，就拿生红苕充饥，并规定每人只准拿2个。徐总指挥一手提着手枪，一手拿着红苕啃，还一边开玩笑，监督战士，叫大家“自己拿，不许多拿多吃”。红苕洗都没有水洗，大家边跑边吃，连皮带泥都塞进肚子里，便投入了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红军战士们三天三夜不吃饭，不休息。当排长之前，搞文职工作的马德良还没摸过枪，他初上战场开头用的是湖北汉洋造步枪，打几颗子弹后枪管发烧。因徐总刮起喜欢他，就发了一支德国造勾儿枪给他使用。战斗期间，红军伤亡惨重，兵员也分散了。特务连二排排长被打死了，战场上就地任命马德良为二排排长。一天傍晚时分，徐向前总指挥因饥寒加劳累，未能突出去。在一片树林坡两棵大松树下有一个小山洞，马德良、谢德良两人把徐向前总指挥塞进洞去后，两人在洞口围抱着徐总，相互取暖。敌军打着火把来搜山时，见着没死的就补枪。马德良他们急忙拉过两具战友的尸体掩在自己的身体外，筑成死人堆才混过去了。后来，雪雨不断，路滑难行，马德良冻得全身抖起多高，一边悄悄地跑，一边抓一把路边的积雪，草草吃点炒面。因双手发抖，马德良把饭碗抖下地打烂了，徐总立即把自己的洋瓷碗交给他使用。等到友军及时赶来，反攻为胜。徐总、马德良等三人真是死里逃生，躲过一劫。
文载：“1933年10月27日上午发动的七里峡战斗中，红九军七十三团、四军二十八团与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相互配合，在三汇口乡与宣汉上峡乡交界的山脉：黑天池、杉冒尖、七里沟一线……向退守至杨柳关到七里峡一带的敌军发起总攻。激战三天三夜……杨柳关、七里峡战役，以死亡近100人的代价而大获全胜。”
战斗结束后，特务连一排二排大多数战士都活下来了，得到表扬。随后，马德良、谢德良同时宣誓，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马德良因有勇有谋，骁勇善战，在入伍一年左右就晋升为特务连连长。
随后，马德良经常跟随徐向前总指挥之左右。曾在空山战役后，随徐总一起去参观孽龙传说之地。
红军在鹿角溪打仗时，那河上有绳子绷起的一条桥。当时死了很多人，尸体都扔在白石崖下一个大坑里，还有很多尸体堆在渠道边。当时兵力不够，只得被迫过桥转移。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身为连长的马德良的左眼被子弹穿通，造成终身残废。
另一方面，红军入通站住脚后，随即建立地方政权。1933年上半年，因马德贵有文化，就任麻石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文书。后来组织上派向仲驹当主席，马德贵改为副主席兼文书，分管钱粮、肉食、布匹。马德贵忙不过来，添设马元旦（与马洪瑞同村同院）任文书。
1934年12月，红四方面军分三路向达县、万源方向去与王维舟会师，至1935年2月底，红军全部撤离通江。“1935年6月26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会议上确立了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部队要转移，家有父母、妻室的马德富、马德贵（如果当时还在世的话）及马德良，都没有告知家人就随军前行？特别是身为麻石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马德贵，岗位在地方政府，何时得到通知并赶往相距数百里之外的开江县而一起转移呢？这些问题都是个秘。
话说红四方面军部队开到开江县回龙桥时，开会传达了上级指示，即时出发与朱毛红军会师，北上抗日。那时，红军官兵都兴高采烈，迫不及待想赶过去见“朱毛”。突然，家中来人说，家里出大事了。
三
原来是“红二姐”的丈夫向自金、儿子向必荣二爷子不避险阻，辗转而至，找到马德良。马德良找到徐总，说三名家人糟还乡团杀害了。红军转移后，还乡团立即卷土重来。匪首是唱歌乡靳廷元，洪口镇陈云连，他们带领偻罗，伺机返乡，逞夜打破门窗，抓住马元聪、马德富的妻子向大娘，马德贵的妻子向二娘，严令他们说出参加红军人员的名字，他们不肯吐露一个字，便威逼、严刑拷打。马元聪他们仍坚忍不屈，靳廷元之流用枪托子铲他们的头颅、胸部，最终残忍地杀害了马元聪、向大娘，向二娘因伤势过重，次日身亡。
徐向前总指挥得知噩耗，立即给马德良开了一张路条，并送给四块银元、一把防身短剑和一套便衣，叫他迅速回家，处理完毕，即返部队。马德良再次把洋瓷碗归还徐总，徐总坚持不收，也一并带回了家。
马德良回村首先打听得知，母亲吓得没办法只好带着马德贵之女——因系红匪的子女，也被“铲草除根”，打成重伤，到处躲藏。随后，马德贵之女不治身亡，身埋他乡。马德贵之母，莫知所终。
马德良回家一看，家徒四壁，家如水洗，锅没一口，米没一粒，碗盘皆无，连筷子都没有一支，惨不忍睹。原来靳廷元及还乡团强豪之徒杀人之后，还把家中的粮食和贵重物品抢掠一空，其中有三个铜火炊，三个铜脸盆，三把铜茶壶（准备以后分给三个儿子的），银钱、首饰不翼而飞，被盖抱走，猪牛牵走，板凳，桌椅，碗盘，杯子……能带走的带走，能拆走的拆走，不能带走的扔掉或砸烂。
马德良在亲友的帮助下，四处赊借粮草，聘请劳力，采办装敛，大痛三日，一次埋葬三具亲人尸体。
刚刚处理完后事，不幸走漏消息，马德良被一伙清共分子抓获，双手绑缚，把刀架在脖子上，推推搡搡，要扭送到县城的城皇庙去示众，一路直打得死去活来。当时马德良背心里藏着徐总送的那把短剑，估计寡不敌众，不敢出手。后因被抓的人很多，在押运途中，他瞅准空档钻进树林逃了出来。并立即前往达县一带寻找部队，到处打听二十多天，都不知道红军部队的去向。无以为计，只能硬着头皮返回老家。
沙溪烈士陵园《英烈墙》并列两兄弟之名
马洪瑞说，我们钥匙坡村当年只有我们家的土地多些，房屋多些，富裕一点，没有比我家更富裕的地主。国民党的败兵残余的武装力量，不甘灭亡，丧心病狂，靳廷元等地主恶霸，穷凶恶极，他们见着流落红军和红军家属就杀。马德良一个人势单力薄，白天藏到荒草山上，挖山开荒，播种粮食蔬菜，晚上才敢回家来钻进猪圈里藏着。家里的土地，被靳廷元霸占。残破的房子，被靳廷元手下的清共分子马元吉据为己有。马德良生活无着，几乎沦为乞丐。他有时在深夜才敢到亲戚家，以残羹剩饭凑合充饥，然后急忙躲藏深山。但是，大多数时间只能吃野菜，啃树皮（桐麻树皮及野麻根），钻猪圈，盖谷草，维持生活。
决心解放穷苦人，自己反成穷苦人。
红军走后，通江县的党组织糟到严重破坏，苏维埃政权不复存在，又回到了白色恐怖时代。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开始国共合作抗战后，马德良才敢回家，公开露面，但是只要回一间房子。当年抱走铺盖那些人把铺盖抱回来，跪着说好话求情，马德良认为他们也是受压迫的穷苦人，只收下铺盖走人，没有为难他们。
四
1951年解放军返回通江，围攻靳廷元山寨20多天才得手，最后抓住靳廷元被判死刑，当场枪毙。直到通江县全境解放后，开展清匪反霸时，马元吉趁夜悄悄溜走，房产及部分家具，物归原主。
马德良从荒山回家后，逐步把家安顿好了，才求媒成婚。1938年左右，马德良娶妻王氏，生大儿子马洪璋，二儿子马洪礼，三儿子马洪瑞，四儿子马洪玖，还有一女马洪珍，排行老三，未及成年，在大办集体食堂时，病饿而死。马洪瑞生于1947年1月3日，母亲王氏去逝时，马洪玖1岁多，马洪瑞2、3岁，还不醒事，又没有照片和画像，他至今记不起母亲的样子。
参加大炼钢铁时，时为青年的马洪璋在刚溪河结婚，修房定居，后来因劳成疾，病死家中，无嗣，妻改嫁他乡。马洪礼（未婚）在铁溪修公路时，劳动强度太大加之生活艰难，把身体搞垮了，因病而死在回家的路上。
解放之初，生活还十分艰难，马德良将老房子的一个转角加一间正房，跟堂叔马德荣换了一斗谷子，才未被饿死。1952年3月，一名解放军干部来到马家，叫上马德良去洪口镇陈云连家，把自家被掠夺的东西拿回来。但是从陈云连家只搜出了一个铜盆、一个铜茶壶、一只铜碗，其余下落不明。之后，马德良在政治上才抬起头来，人生得到彻底解放，公开亮明身份。在文革期间，他也没有着过整，受过罪。
那几位红军战士，年轻又有文化，结果如何？
“红二姐”入伍后，莫知所终。马德富与马洪熙加入红军部队，失去联系。他们若未在通江某战役中牺牲，就可能在百丈关战役中壮烈牺牲了。他们虽碑上无名，而名留青史；他们短暂而辉煌的生命，早已融入革命事业，英魂永存。
马德贵离没离开通江，何时离开通江的，离开通江去了什么地方都不清楚。1963年，在纪念红军入川三十周年庆典上，有个身材魁梧的人带着两个警卫员，来到通江县寻找亲人，他能说出钥匙坡村名，政府接待员通知钥匙村两委干部到县政府核实情况，正待接见时，来人说村委的人不知道当年的详情，口气很果断地说：“不见”。政府接待员后来说，来人系本地口音，在谈话中曾提到，他的老丈是姚家沟向氏。若确如此说，那个人可能正是马德贵。当时马洪瑞年龄还小，不敢去见面。但是，他想，那个人若真是二爹马德贵的话，他一定会回家来看看。家里便把屋子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候亲人，亲人一行在庆典之后，却径直离开了通江，后来再无消息，也无处联系。
他或者是怕再见那伤心之地。
一家五人参军，难道真的只有马德良一人侥幸生还？
1964年，按组织需要，马德良把洋瓷饭碗和短宝剑一并交送巴中军事博物馆（前来收取文物的干部姓黄），常年展出。巴中市军史陈列馆英烈名录、通江县沙溪镇“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英烈墙上，均有马德贵、马德良两兄弟和马德福、马心儒等同村参军人之名。“红二姐”是否在册，因不知其真名，不得而知。马洪熙因年幼被编入童子团，后来听说，他随许世友的侦察部队去了外地。
“马德福是不是就是马德富哟？”
“不，马德福另有其人，也是本村马家一族的堂兄弟。”
马德良身带残疾，生活没有来源，全靠自力更生，随着人丁兴旺，生活更加艰难。全国解放后，政府颁发给马德良的《光荣烈属》纪念牌上，没有授牌单位，没有授牌原因，没有授牌时间，没有受牌人姓名，非常简陋粗糙，但至今仍珍藏在马能儒家中。1952年开始，马德良选任钥匙坡村贫下中农协会主任。在村上，他的特殊待遇是每年记1000个工分。按一个青壮劳力每天记工10分，若当年10个工分折合人民币3角钱的话，1000分即是生产队支付给马德良的30元补贴。逢年过节的慰问品，有时是一包糖（看马洪玖双手比划，可能有2-3斤重），有时还有蚊帐、毛毯、棉絮等等。由于他一直坚持公社集体劳动，还得到劳模表彰。同时，马德良多次参加过英雄故事巡讲团，经常到县乡各学校、忆苦思甜大会参加红军故事演讲。中央领导赴通，曾发给他一枚毛主席像章，上面刻着“中央慰问团”字样，可惜在文革时，被小孩子耍丢了。
马能儒珍藏的《光荣烈属》纪念牌（2018-11-14拍照）
“马德良有文化，有功劳，怎么没到政府任职？”
“眼睛受伤，残废，就没有找政府安排工作。”
“战友之情，刻骨铭心，他咋没有去找首长或战友？”
马洪瑞说：“爸爸一辈子爱看报纸，有一次从报纸上看到，说一个战友在陕西省委当书记。他当时真想去看望一下，但一想起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一心只为劳苦大众谋幸福而不求个人私利，况且自己回后来也没能归队。现在解放了，才去拉关系，向党邀功，为人不耻，就算求了。”
马德良一直本性耿直，品质高贵，为人随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家就喜欢打报不平，他时常说，共产党就是打报不平的。有啥政策对老百姓不利，他就敢及时站出来批评，站出来纠正。
马德良去逝时，拉着马洪瑞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国家还困难，你千万不要向政府伸手，莫给国家添负担。另外，一你定要带好你弟弟（马洪玖），不能分开住哈。
马德良在生高风亮节，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未向党和政府伸手索要特别的待遇。
马洪瑞为父亲马德良之墓清理坟头（2018-11-9）
马德良逝世那年，马洪瑞的大儿子马能儒刚满4岁，二儿子马骏1岁，幺儿子马小龙还未出生。马能儒今年已46岁，算起来，马德良应该是在1976年逝世的，享年61岁。
时值孟冬，地处荒山，没有碑铭，没有雕饰，没有拜坛，孤坟一冢，荒草一丛，从十分朴素的坟头看不出当年的光荣岁月和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慨……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那确实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伟大的时代。慷慨而又悲壮的战歌，至今响彻耳畔，令人心潮澎湃。
时间倥偬，岁月峥嵘，能生逢其时是人生之大幸。能融入其中，搏击其中，更是追求理想，坚守信念者崇高的选择，智慧的选择，勇敢的选择，也是造福人类，阴骘后人之壮举。
人，一旦注入了崇高的信仰，才有了真正的灵魂。信仰点亮的生命，才会有远大的理想和追求。这个人就会脱离俗气，脱离低级趣味，超越平凡生活，并甘愿为伟大的事业，奉献出宝贵的生命。马德良没有一点奢侈性装饰的坟头，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民与己之间，在取与舍之间，高尚的做人原则。
缅怀革命先烈时，笔者向马德良烈士的坟头，深深地鞠了三躬。
五
回屋路上，马洪瑞还说起一件事。当年张国焘大搞肃反扩大化，排斥异己，伤及无辜，怏及路人。当年，设卡放哨人员见过路人就问他，“上麻石街有几步台阶？”那些人若回答不上来，就说他是国民党派来探听革命消息的奸细，拉到路边就砍了。马德良是本地人，在设卡站岗中，本着实事求是精神，能证明他们是平常人、受苦人、贫下中农的，就作保放行，因而救下了很多人，免作冤死鬼。如爱国村王心建、干坝子池有玉等人，多次来马德良家感恩致谢。去年年前，爱国村六社花老四来到马德良坟前致谢，说是马德良快刀不杀冤枉人，给了他父亲新生命……
真令人惊心动魄，生死只在一念之间。
父亲还说过，1933年7月，红军从万源返回通江县，在途经洪口的一次战斗中，抓住了还乡团陈云连（随即被处决）后。他气焰嚣张地交待，是他派的手下混进红军队伍，利用肃反运动，污蔑陷害成功，杀害了邝继勋。徐总问他，邝师长现在何处？接着急忙去找到刚被杀害的邝继勋师长，尸检显示，手枪档住了上身，由肋下进弹致死。马德良建议急送医院，看能不能抢救过来，因当地当时没有医院，就安排四班人轮班抬送邝继勋师长到麻石医院。医生一看就说，因流血过多邝师长早就牺牲了，并埋葬于麻石镇。这个事件说明，徐向前总指挥事前不知道张国焘会杀害邝继勋师长；也说明马德良对邝继勋师长的深厚情宜和对他意外牺牲的真切痛心。
马德良后半生一直蛰居乡村，以农为生，低调朴实。但他一直坚持党性原则，发扬红军精神，严守党员节操，保持高尚情怀，清贫自守，甘居陋室，无怨无悔。因人丁兴旺，马洪瑞不得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马元聪老人坟旁，筑土建基，修起三间木瓦房。本身简陋，现已老旧破败。
通江县人民政府追认烈士批文一页
马德良一生，功至大而不倨，德至高而不名，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生活简朴，一生无积，却为后人留下丰富而又辉煌的精神财富。
五亲同行践红程，甘洒热血沃中华，满门忠烈著春秋，魂上凌烟梦回家。
近日，马能儒找到了一份通江县人民政府文件，文件附表中列出了所追认烈士的名单，与马洪瑞描述的马德贵后期情况相矛盾。烈士名单中第十一行称：战士马德良于1934年出征后失踪；第十五行称，区苏维埃主席马德贵，1933年10月在金华战斗中牺牲，通江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12月25日同时同文追认马德良、马德贵为革命烈士。时年，马德良已经病故4年多。
马德良“1934年出征后失踪”之说是不准确的，因为按时间推算，马德良应该是走完红四方面军在通战事频繁28个月的全程，并在击败刘湘六路围攻之后，开始出川北上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即1935年6月26日不久召开开江县会议之后，他才返回家乡的。
“失踪”与请假回家的事因有别，“失踪”与请假离队时间两者相差1年多，这都无所谓。比马德富、“红二姐”、马洪熙生死不明，榜上无名好得多。
若确如文言，马德贵在1933年下半年返回部队并在金华战斗中光荣牺牲了，那么，马德良在1963年回乡寻亲之事则为假。
波澜壮阔的时代终归平静，崭新的岁月必将抚平了历史的伤痕。很多的英勇的事迹和光荣的历史最终将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八十五年过去了，当年出走的英雄，若还健在，请你们回来看看朝思暮想、望眼欲穿的亲人；若早已壮烈牺牲，恭请你们叶落归根，魂归故里，列厝祖茔。
但愿对峥嵘岁月的勾沉并非多此一举。生命，生生不息；精神，代代传承。红军故事，时讲时新，需要铭记，需要传承，弘扬光大，万古流芳。这些故事，虽然不太完整——多次战役前后无序，没有一次完整的战役描述，情节凌乱，颠倒混淆，记述也缺少文彩。但是，这是可以的原谅的，因为马元聪明老人一次性把四个子女和一个孙子交给共产党，送到红军部队前线的事实，足以说明一切——老人崇高的政治信仰、超常的爱国情怀、超前的思想境界和常人难以歧及的送子壮举，堪为人范。为我们从光荣的岁月，英勇的岁月中深刻认识红军精神的真谛，为后人传承和发扬红军精神，提供了典范和践行方式。
2011年10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对始建于1934年的“王坪烈士陵园”进行改建和扩建，打造为四A级红色旅游风景区后，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将原来的35亩陵园核心区扩展到350亩，把分散在通江县50处11428座17225名烈士散葬遗骨迁移至烈士陵园，现在，整个陵园安葬英烈达25048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最早的红军烈士陵园。
“打造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四A级红色旅游风景区时，将全县散在的红军烈士遗骨全部迁进了陵园，马德良的坟怎么没迁走？”
“英雄来自人民，英雄也应该回归到人民之中，再说，英雄也有亲人，血脉相传，我们当时就没有同意迁坟。”
“被还乡团杀害的红军家属，算不算革命烈士？”
……马洪瑞憨厚地笑笑，表示他不懂有些政策。
过了一会儿，马洪瑞深情地说：“我今年72岁了，身体也不好。爷爷面下三个儿子只剩下父亲一个，父亲膝下三个儿子，两个儿子因生活困难，并为大战钢铁和修路劳累而死。写这稿文章的目的，就是明确历史、固定历史，也是为了寻亲。当年出走若还健在或有后人，我多么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联系上他们，共述亲情。”
这希望是美好的，深情的，是对红军战士当年流血牺牲程度最小化的祈愿，也是对红军亲人的安慰。
你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成了贫困户的？马洪瑞说，原因是很多的，自身患有多种慢性病，家属向兰英患有左侧股骨头坏死，属因病致贫。同时，子女多，还有马洪玖一辈子……
马洪玖兄弟患有弱智、间隙性精神病，精神正常时，哄着他还能做一点粗活，只是做不好，更莫说针线、煮饭、炒菜这类精细活，洗衣服都不得行，反正他想做就做，不想做也就由他玩。他精神不正常时，还兴打人，说打就打，想骂就骂，曾经因为一点小事将火钳掷向小侄子。吓得我们再不敢叫那些娃儿靠近他。马洪玖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反而需要照顾，相烦的不是我，而是他嫂子。向兰英辛苦一辈子帮他洗洗涮涮，好多年的冬天，双手起满冰口而毫无怨言。她这一生呀，为我们这个家庭，为子女，为马洪玖这个亲弟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哟。
从语气中听得出来，马洪瑞一家不但没有嫌弃马洪玖这个先天残疾兄弟，还充满怜爱、思念之情。
“一代更比一代强。改革开放年代了，外面更好挣钱。你大儿子在县城有房子，二儿子在成都打工，幺儿子定居北京，你们怎么不去同住呢？”
“父母的坟在这里，我怕牛踩马踏，不忍心离开。”忠信孝悌，必有余福。情愿贫困一生，也要坚持守护红军英灵，传承红军精神，这是人生之大孝啊。这也是故土难离，薪火相传的情怀。
家里还有些什么生计？从70岁开始，马洪瑞与向兰英每月能领到老年人民政补贴75元，地里南瓜、冬瓜、黄瓜、红苕、绿豆、洋芋，产出多，但没劳力背上街，变成现钱。种出来只能喂猪，一两条猪，它顿顿要吃，有些要煮熟了才肯吃，一两个劳力天天围着它转，饲料都是农家实货。养十几只鸡、几只羊也是如此，劳力和饲料成本扣出来，并不赚钱。甚至粮食产出来，人吃不完，只能作饲料，也没有什么副加值。所以农村要以现有的模式致富，是不容易的，关键是变不成现，不能持续、深入发展。实质上，现在政策好，不交税，不纳款，不统购粮食，还给很多种农业补贴，养老的、义务教育的、医疗保险的，退耕还林直补等等，少支出就等于多收入，2018年人均收入也达到了5000.5元，日子过得是比较富足的，幸福的，这主要是党和政府的关怀。再说，需要什么吃的、穿的，儿子媳妇从城里买了，开车一会儿就送回来了。比起父亲他们当年赴汤蹈火，朝不保夕，我们也知足了。
将来呢？儿孙都必定要到城市去生活罗。只是眼下逢年过节，生朝满月，红白喜事，姑娘姊妹，子子孙孙都回来看我们的话，就住不下罗。
2018年8月，在异地搬迁项目实施中，马洪瑞一家获得5万元（每人2.5万元）补助，在老屋之前偏左，旧房之右靠前，偏低一点位置上，新修了三开间一层一进二的平房。房子方方正正，外墙内墙已粉刷一新，白墙红门，窗棂光鲜，非常美观，自家花费不到一万元。家俱有待添置，地坝还在硬化之中。
新房喻示马洪瑞一家新生活的开始
这户人家是我新认的亲戚，是县医保局的亲戚，也是共产党的老亲、底亲。这种亲情时刻激励我们缅怀先烈，不忘根本，牢记使命，任重道远，奋发图强。我们去看望他们，带去的是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去的是扶志扶智的措施，群策群力的主意，还有精神上的支持鼓励；并利用职业之便，在政策范围内帮助解决一些医保难题；县医保局下派了2名干部驻村扶贫；同时，从紧张的办公经费中压缩一点出来，给贫困户送去棉被、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送去鱼苗、鸡苗、良种辣椒苗，助力致富；联系有关部门立项项，改水改路，改厕改厨，改善基础条件；帮助改良村民生活习惯，易风易俗，切实兑现党的初心，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2018-6-6起稿，12-26完稿）
（作者说明：本文均为实名实姓，主要由马洪瑞、马能儒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