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路乡愁

河路乡愁

史丽娜

　一

大运河没有想到，它流过沧州，便成了沧州人随意一个话题的开场白，成了沧州乡愁的道场。

沧州，自古就是“众水所归，九河汇聚之地”（《沧州市志·叙志》）。大运河的出场，给了人类主宰江河一张体面的入场券。

北京白浮泉、杭州拱宸桥，是这条世界最长人工河的起止点，也是维系多个王朝的血脉之源。大运河把仅有的1747公里的长度，分给沧州253公里，让沧州段流经最长。并用乡愁在这253公里布了一个局。从雏形的东汉，到兴盛的明清，乡愁装满了大运河的时间容器，一同入局的，还有布局者的底气。由此，沧州人要以千为单位来计算乡愁的长度，而它的宽度和深度，你只需随便找处堤坝看一眼大运河里的黄土和新绿就会发现：乡愁，还在路上。路边的老槐、老柳已把记忆分成段落，交给芦苇的、托付堤坝的、叮嘱村庄的，关于水的那场历史剧，并未隔世，传说、故事、遗迹和风俗成了寻觅大运河的忠实线索。

“河是最好的路，船是最大的车”，这是人们对大运河的表白。南下的船扬帆浩荡，北上的路旌旗蔽日；南方的米茶丝绸，北方的盐酒编刻；旗鼓军械，粮秣衣甲；锦帆暖阳，欢波雀跃。欸乃声声中鼓角震天的繁盛音犹在耳；风尘仆仆中朝拜的陈词句句铿锵。

大运河睿智！两千五百年来一直深谙自己的先驱性和责任感，联姻江南北国、挽手大海荒漠、拥抱西域东瀛，以柔克刚、开放包容，自省自律地为乡愁浇筑了难以识破的保护色。

二

我们不去赞为开通大运河立下汗马之功的杨广面对死亡“好头颅，谁当斫之”的冷静；不去听《瓜剩续编》中汪琬在人前夸耀家乡苏州特产是“状元”时的咂舌；不提临清的砖怎样一块块从大运河飘到京城砌出一座宫殿的神威；不悲悯十七岁定为皇太子、三十九岁才登基的道光帝的庸才时代。只说沧州，只说大运河穿城而过，流过乡愁，又流向乡愁的沧州。

从山东界一进沧州，大运河便收起了江南吴侬软语、红底描金的贵族情调，它擦净脂粉、换好布衫，俨然北方一普通农家少妇。仪式感消失了，生活的细节愈发清晰、真实。

在沧州最南端的吴桥县，大运河从一个叫第六屯的地方款款而来。北方人直爽，“锣歌”开场，便是递上一张写满性格的名片。“掌灯三日，放烟火，演杂技，士女喧阗，官不禁夜”。这种欢迎仪式，在当地，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几乎人人都会两手儿。孩子们打油买醋经常是拇指拖着瓶底比时间长短，雨天鼻尖顶雨伞看谁走得更远。这种被称作“耍玩艺儿”的把戏，年深日久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杂技。

斗折蛇行的大运河，也让杂技人的求生路荆棘载途。征南战北，街巷码头，汗珠子掉地下摔出来的光芒，让大运河愈发有了自豪感。清末的孙福友被誉为“世界近代马戏之父”；精通六国语言的史德俊、号称“东方卓别林”的赵凤岐、获得过列宁奖章的王汝利以及上海大世界的张献树，被称为杂技界的“四大金刚”。本为生计，一不留神却成就了杂技乡愁的前世今生。如果你听到“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走江湖”的锣歌响起，那定是一场精彩杂技的预热。

大运河最直接的作用在于漕运，它的角色是使者。像驿站、像穿梭于驿站的车马、像不停歇的时间，它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延续者。千里长途，关险路障，加上时有洪涝、盗匪、战乱发生，在长期的恐慌中，运河沿岸许多祈福、庇佑的庙宇、殿寺应运而生。向北，汉高祖四年所置东光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大运河为其留下 “沧州狮子景州塔，东光县的铁菩萨”的美名实景。寺：“即寸土之地，敬顺仰止之地，得妙法真如之地，当顶礼。”这座始建于北宋开宝五年的铁佛寺，原名普照寺，顾名思义，在奔走于大运河人的眼里，它从来都不是风景，而是人们对生活富庶、世态昌盛的一种寄托。

乡愁不仅可以入眼、入耳，还可以直抵心扉。从连镇的谢家坝到华家口，河水以九十多道弯的虔诚与大运河不离不弃。这样一来既减小了落差，又不用修闸妨碍行船。这“三弯抵一闸”的智慧，刹那让雄辩苍白无力。大运河的智慧是一枚放在时间里的物证，不只这些弯，还有用白灰、泥土和糯米汤混合浇筑的谢家坝。谢家坝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可那个创造奇迹的人呢？那个带头捐资、从南方大量购进糯米、并构筑糯米大坝的谢姓乡绅呢？在这不过百年的历史中，这位大运河的功臣，却只留下一个姓氏。这是我们后人的失职，是大运河的遗憾，我们应该找到他，在谢家坝，不，在世界留下他智慧的名字。

三

说起泊头，人们会首先想到它的铸造业，想到铸造了沧州图腾性标志的铁狮子。

其实，泊头的名气，首先来自水驿码头，来自船业。明清时大运河上58个驿站中，沧州占据6个，其中新桥驿，就在现在的泊头。官去民至，繁华了这座荒野之渡。到清末，泊头已发展成沧州境内唯一拥有船业行会的城市。《泊头市志》载：“市境内有朵、曹、石、李四姓养船”，船的吨位从15吨到100吨不等。这壮观，让泊头两岸酒旆翻飞、冠盖云集。1948年，泊头木船的载重能力一度超过滏阳河、滹沱河、子牙河航线的总能力（《河北航运史》）。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水灾中，泊头船队始终冲在前列。

都说水火不相容。泊头没有了水会平庸，有了火更让它神采飞扬。1912年，全国最大的“永华火柴公司”选址泊头，大运河畔又增添一道“水火并存”的景色。风雨80年，虽然泊头火柴成为时间的收藏品，但曾经的支点作用仍被历史念念不忘，也成为大运河上雕塑般的乡愁。

有些人是时候登场了，否则大运河缺少了主心骨。

人杰地灵的地方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征兆，比如南皮，一些历史上的大事件怎么都绕不开这里。东汉末年，袁绍在此被推举为河北各地州、郡声讨董卓的盟主，官渡之战中曹操在此大败袁谭。《南皮县志》说：“齐桓公筑南皮城”。齐桓公这一举动，让南皮这座土城一下子成了渤海郡的祖爷爷，五百多岁呀，一个心智早熟的城市出几个名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只是这几个名人的才气太大，走上几步就让中国的历史颠簸一阵。

张哲荪著《张之万之最》中说：中国历史上，兄弟二人同为宰相的只有河北南皮县的张之万、张之洞。哥哥张之万，把所有的褒奖词都拿出来还觉得不够：书画状元、风流探花；因镇压捻军有功，被大清政府送上一连串的乌纱帽：上书房总师傅、刑部尚书，赏黄马褂；授大学士、又加太子太保衔，赏东阁大学士；赏双眼花翎赐用紫缰紫禁城骑马。弟弟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创始人。创举和故事可以不重复地数上几天几夜。建矿务局、办水师、开铁矿、兴河运、通电讯、建枪炮厂、建纺织官局、建湖北铁路局、兴学改制等， “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一个“文化巨人”的磁场给后人留下多少仰视的目光和追逐的动力。

岸是经络，河是灵魂，城是明珠。在沧州，从古至今一直都是。

到达青县，大运河就要作别沧州挥师北上。京师在即，这段曹操北伐袁氏兄弟时由白沟向北续挖的第一条短渠—平虏渠，似乎有一种暗示。回头看看，这南北水路要冲，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有一座马厂炮台就不稀奇了。这座与洋务运动、袁世凯、李鸿章、邓宝珊、李景林、孙殿英若干躬擐甲胄有过关系的兵营，“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日子早已过去，但炮台残存的沧桑仍在叙说着“万家无雉堞之遗，四处尽焦伤之骨”的惨烈。

马厂，中国兵营的肇始地。硝烟散去，这块土地需要安抚，冰凉的空气需要花团锦簇。青县人心领神会，他们知道该怎么做。走吧，去赴一场青黄红三色盛宴，司马庄蔬菜、盘古文化、红木家具。在这个个大拼盘里，田园情趣与古朴高雅完美结合。

据说，红木家具的卯榫工艺，可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被称作红木家具的“灵魂”。 木槌、牙板、券口、矮老，夹头榫、粽角榫……大运河带着一榫一卯的灵性，翻山越岭而去，登堂入室而来，几千年的传统工艺，说出了局部与整体的相处之理。

四

乡愁从无探索的意向，却总在与现实的互动中彼此牵连，填满人的衣食住行。在市运河区新华侨北，东岸，有一处沧州曾经繁华的痕迹：“元明清盐场遗址”。明王朝迁都北平，皇城守边战略，沧州治城迁至运河边的长芦镇，这些条件，注定沧州盐业在明朝有一个鼎盛时期。

不产金、不产银的沧州，却出产胜似金银的盐，并且是全国重要的产地之一。这自古的“百味之王”，被味蕾认可的兴奋，远远超过因它导致的“炎黄子孙”合并的传说。马可·波罗对长芦盐的赞誉，更把沧州经济发展的剧情推向了高潮。在其式微壮阔，又跌宕咸腥的推进中，南川楼和朗吟楼也在清风楼南不远处以石刻的形式出现。这些消逝的乡愁，现在虽以“标注”的方式在沧州历史的记忆中摇摆，但“一带烟云接两岸，欲过荡漾泛泛舟”“鲸波晚带霞千道，鹤梦秋衔月一钩”的昨日风华，定会再现。

盐的滋味还留在唇边，醇而冽的沧酒又从大清朝的南川楼飘出缕缕诱惑，谁能抵挡住？钱谦益借诗抒怀：

君初别我新折柳，归帆约载长芦盐。

今我难还又早秋，也沽沧酒下沧州。

轻舟一叶三千里，长瓶短瓮压两头。

……

“原本只是出去散一会儿步，最后却决定在外面等到日落，因为我发现往外走。其实也是往内心里走。”约翰·缪尔竟然与我有如此相同的瞬间。大运河给足我从清晨出发到日落回家的理由，并理直气壮。但那些乡愁，又怎能是一个清晨到日落能说得清的。

曾有“天下第一关，地上无二寺”的水月寺，还记得它大殿的雄伟吗？晨昏叩之，声闻数里的闻远楼，能否还能想起它七丈之身的伟岸？青县的“草帽缏”，曾销往越南、缅甸、新加坡，是不是包揽了几乎南洋所有的草帽缏市场！秦村舞狮、镖不喊沧、施金拯溺、舟子渡孝子、盲人救选人、剪纸、面人、木雕、石刻、龙灯、旱船，金丝小枣、泊头鸭梨、冬菜，还有那些以石碑阐释的历史：梅公祠、麻姑寺、吕宅、乾隆御碑、百岁不老的九宣闸，这装满一河的乡愁，你们要耐住性子，听啊！

两千多年了，大运河是不是太过投入，竟忘了让自己的光环更灼目些，色彩更鲜艳些。它的脚步日渐踉跄，历史的暴风雨一场接一场，时间哆哆嗦嗦地哭喊：我怎么就成了凶手？大运河却平静成一条门前的小河。铁路和高速公路在发笑，它们在心里说着“再见”，“放弃”“消灭”，这类词也在文字里跃跃欲试。其实，我们无需对大运河有太多的高扬，它不怒自威的神旨在我们肤浅的解读中已渗入流淌的每一寸泥土。它完成了一个母亲的使命，完成了一次对中国文化的文身，足矣！

五

我曾在北环以北的北陈屯、兴济、青县的运河两岸发现同一种颜色：绿。像一位诗人撒在两岸的诗行，一路蜿蜒，向北、向南，时而开阔，时而狭促。槐树、柳树、间或大片的杨树分行、翻页；芦苇、蒲草随意交换着场地；野草知趣地填补着高低落差；大运河的光亮恰到好处地做了留白。这些绿错落着由岸上到河边浸漫，向上的姿势，无欲、充盈的定态。让人误以为绿是厌倦了红尘喧嚣，着一身迷醉山河的戎装，打拼天下。

以为前方就这样绿下去，绿得牵肠挂肚，无法收场。村庄若隐若现，狗的叫声高一声低一声传来，羊群云朵一样加入，绿在蔓延中的节制已凸显，这一路向远的绿，在大运河公园的Ω处相逢。这个与众不同的符号我一直叫它“钱袋子”，沧州人的“钱袋子”，一个很俗气的比喻，却来自布袋和尚“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的禅释。这是一个锦囊。与其说是两根绳子串起了这个袋子，不如说是两条飞翔的翅膀衔起了这个锦囊，这个锦囊，装着沧州人的乡愁，装着沧州人的智慧，装着动人心弦的绿色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