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最深沉的记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我的故乡在川北,在南部县,在五灵乡。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位于南部县最东面的五灵乡,这里地处偏远山区,千百年来默默地守望着川北的天空,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五灵乡曾是革命老区,曾书写过动人心弦的红色故事,书写过一段熤熤生辉的红色历史。但对于五灵人来讲,那样的故事一直在流传,那样的历史从未被遗忘,并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
2024年的清明节到来之际,为致敬英雄、缅怀先烈,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为唤醒初心之魂、激发奋进之力,各地纷纷组织党员前往烈士墓祭扫,通过默哀、重温入党誓词、敬献花圈等形式,对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和缅怀之情。那一刻,党员们心底里发出同一个声音:要坚定理想信念,发扬革命先辈的坚韧意志和奉献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新担当新作为告慰革命先烈。
那一刻,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五灵,站在革命老区的土地上,在缅怀中开始回望。
历史,往往尘封在岁月深处,被风雨浸蚀,被时间消磨,会渐渐变得模糊,直至真假难辨。但在五灵人心里,那段红色历史从未被尘封,仿佛就在昨天。昨天就在1933年至1935年间,红九军81团政治部曾设在五灵乡石城寨并建立苏维埃政权。从此,这片沉寂了千百年的土地有了一抹鲜亮的红色,有了一种蓬勃的力量。
虽然自己离开家乡已经数十年,但每次回到五灵,那抹红色就会条件反射一般浮现出来。那抹红色犹如绵绵不绝的气息,从这片土地里冒出来,从空气中飘过来,从五灵人集体的记忆中钻出来,用我们五灵人的话说:那抹红色早已扎根在我们心头,长在我们血液里。
是的,在五灵乡,红军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提到红军,当地人随手一指,就能看到当年红军在石头上刻出的标语,还能把红军的故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般熟稔,语气中充满了自豪与骄傲。作为土生土长的五灵人,我很清楚在乡政府所在地的大门外有一个巷子,名叫“红军巷”,巷子的石墙上刻满了“坚决消灭敌人,扩大和巩固川陕苏区”、“坚决保卫得到的土地和政权,苏区寸土不让”等标语,虽经数十年风雨剥蚀,仍能辨认。
记得自己在乡中学读书那阵,老爱往红军巷跑,还喜欢伸出手指沿着标语的刻痕划拉,并想象当年轰轰烈烈的革命场景,想象自己要是早出生几十年当上红军战士会是什么样子。当年,五灵乡有一大批青年响应革命号召,踊跃加入红军,从这里走出的红军中,有名在册的烈士就达60人。可以说,历史在五灵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无数先烈的足迹,让这块土地长出了红色基因。
今天,当我再次跨入五灵乡场的门槛,从有序排列的行道树到宽阔洁净的马路,从外形靓丽的居民楼到装修讲究的商场、超市,虽然到处散发着的现代气息让自己有些迷醉,却没有让我迷乱。不需要任何人指点,凭着扎根心底的记忆,呼应那抹红色强大的磁场效应,自己没费多少周折便再次走进记忆中的红军巷,如同穿越时空而来。那些石墙还在,那些标语还在,那一个个深刻进石头的大字熤熤生辉,应该是新近刚用红漆描摹过,如鲜血般殷红,格外耀眼沁心。
几乎是一种本能,我伸出了右手食指,开始沿着那些刻痕划拉。起先,我感觉自己的手指有些颤抖,有些迟钝,有些轻飘,但很快手指不再抖了,不仅有了力道,而且如行云流水般顺畅起来。看见一道道殷红的刻痕从自己的指尖冒出来,我有些恍惚,好像自己已经成了一名红军宣传战士,或者拥戴红军的当地匠人,让热血流淌,让热血浸入石头。当我停下来,扭头发现不远处的石墙下,有两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也在用手指在墙上划拉,那一刻,我心头不只生出感动,还有激动和振奋。
从五灵乡场出发,向东前行不足半个小时,便来到歧山坝村,这里是毗邻仪陇县的交界地,距南部县城近60公里。歧山坝西行与相邻的南部长坪山都是红军走过和战斗过的地方,是川陕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3年8月,为解决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食盐问题,红四方面军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四周悬崖峭壁、易守难攻的五灵乡歧山坝石城寨就是红军曾战斗和驻扎过的红色地标。
石城寨建于明末清初,海拔610米,城寨总面积约9000平方米,周围沟深壁陡,地势极为险要。山寨与外界相连仅为东南向的寨门,门高3.4米,宽1.4米,建于山嘴,石梯150级下通山脚。当年红军选择此处驻扎并建立政权,显然跟山寨易守难攻有关系。
沿着石梯向上攀升,两旁长满树木与竹子,还有杂草与野花,不时有飞鸟掠过,当一丝春风吹来,空气中花香袭人。终于抵达石城寨,仿佛抵达一方红色圣地。石城寨门不宽,由几块大石头垒砌而成,虽然经历风雨浸蚀有些斑驳,但看上去依然十分坚固,依然显示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站在石城寨门前,抬头四望,映入眼帘的是山连着山,延绵不绝。向下俯瞰,山下风光尽收眼底,那满坡满地的庄稼,那树木与竹林环绕的村庄,还有丝带般交织穿梭的乡村公路,构成了一幅让人醉心的新时代乡村美图。而曾经驻守在这里的红军,他们显然看不到这样的乡村新美景,但这样的美景曾是他们的构想与向往,这样的美景正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跨过石城寨大门,虽然红军的身影早已远去,但当年为了扩大政治宣传,红军在山寨石壁上刻下的“坚决保卫自己的土地和政府!”“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对川陕苏区第五次围剿!”等标语,依然清晰如初,依稀回荡着一股激昂豪壮之气。凝视这些刻进石头的标语,自己似乎隐隐看到了硝烟从刻痕中飘出来,并听到枪声从远处传来。
是的,枪声越来越清晰。
那是1933年的9月,红军在五灵乡各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距离石城寨不远的大东山盘踞着被称作“扇子队”的土匪400多人,匪首唐鼎成经常组织匪徒杀害苏维埃干部,抢劫农民粮食、财物等。而且,这支扇子队还搞封建迷信,对外鼓吹他们是“打不尽、杀不尽,一刀砍个白印印”的“神兵神将”。
9月的一天,“扇子队”组织200多人,每人背着一个装满“神水”的竹筒浩浩荡荡杀奔石城寨而来。红九军81团镇守石城寨的副营长王定双得到情报后,通知全营做好战斗准备。当头扎白布帕,腰系红布带,手拿大砍刀的扇子队接近石城寨时,王定双一枪便将匪首击毙,扇子队立刻大乱。战斗结束,扇子队死伤30多名匪徒。
经过那一战,红军发现了一个致命问题:石城寨虽然地势高,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一旦被敌人包围,驻扎在寨子里的战士只能被困死。不久,红九军81团撤走,仅留下一个营驻守。到1935年,红军全部撤离石城寨。红军走了,但那些标语留了下来,翻身闹革命的精神留了下来。用我们五灵人的话说:红军来过,红军在我们这里驻扎过,就把革命的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了。
其实,石城寨上除了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还有一块地叫“红军地”,因埋葬了一名牺牲的红军战士而得名。我想找到红军战士的墓地,献上一束野花向英雄致敬,但四处寻觅均无结果。正怅然之际,猛然看见一位年过半百的山民模样的男子向我迎面走来,手里同样捧着一束野花。
男子说自己姓唐,就住在石城寨。他还指着我旁边的一块长满玉米苗的庄稼地说,这就是红军地,当年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埋在这里,但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墓碑。不过,每年清明节他都要给这位无名的烈士献上一束花,想告诉他当地人没有忘记他。
唐大哥蹲下去先把野花放在玉米地旁边,随后又点了三支烟插进土里。他说,我不知道这位烈士当年会不会抽烟,但我知道如果他抽烟,肯定抽的也是土烟,比不得现在的卷烟,还是过滤嘴的,我想让他尝尝现在的好烟味道;如果他不抽烟,就当给他插上三柱香吧。
我学唐大哥的样子,先是献上野花,接着也插了三支烟。起身后,我没有马上离开,他也没有离开,我们就站在红军地旁边聊开了。他告诉我,山上曾居住有10多户人家。由于出行不便,不少人家相继下山,但他家一直坚守在这里,不仅种了20亩地,还养了一大群鸡鸭。从半山腰到他家要经过99步石梯,遇到雨天很难出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几年前花钱元购买了一台电动机和直径约10毫米的钢丝绳,以及滑轮和钢架子等,在山顶和半山腰之间修建起了“索道”,搞了个“土电梯”。他家靠着这个“土电梯”搬运农资、农产品等,现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问他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直接搬到山下居住。他的回答很简单,一方面自己舍不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家,另一方面担心自己走了埋葬在这里的红军战士会孤单。他说自己是听着红军故事长大的,发扬红军精神做好自己的事,通过劳动致富过上好日子,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他还告诉我说,石城寨村曾是五灵乡最小的村,也是贫困村,但在2017年就彻底脱贫甩掉了“穷帽子”,自己守在山上可以每天告诉先烈石城寨村发生的变化,跟先烈讲脱贫奔小康,讲乡村振兴,就像亲人间聊家常,这样多好啊!
告别唐大哥时我对他说,如果自己明年清明节不能来石城寨,希望他能帮我在红军地献上一束野花。他点头答应,说,你尽管放心就是,我不仅会替你献上一束花,还会替你插上三支烟。走出寨门,沿着石梯向下而行,中途回头眺望,我隐隐看到一抹红色正从山顶升腾而起,像一抹光冲向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