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两个高峰期对中国文坛的重大贡献

梁卫山

毛泽东一生诗词创作有两个高峰期, 第一个高峰期是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36年经历长征到达陕北这段时间，其诗作大都创作于行军途中，即他自己所说是“马背上哼成的”，既是记录早期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军事事件，也是毛泽东个人心态的表露；第二个高峰期是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前期，从1954年创作《浪淘沙·北戴河》到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创作主题和内容大都与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毛泽东的这两个创作高峰期创作的诗词对中国的文坛有着重大贡献。

毛泽东最擅长的文体形式，词尤擅长调，其中最著名的一些词作采用的都是比较熟悉的几种词牌曲调；诗则擅写七律，特别是表现革命史重要事件的一些著名诗作，如《长征》(1935)、《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到韶山》(1959)、《登庐山》(1959)等，采取的都是音韵格律严整的七律形式。因此可以说，长调词牌和七律诗是毛泽东最擅长的文体。而在整体风格上，则主要是“豪放派”。这里重点分析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

在建国后，也就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毛泽东诗词创作较少用典，即便使用典故，也注意用直白、形象的语言和意象揭示典故的当代意蕴。更重要的是，这些典故都不是掉书袋式的格式要求，而与诗作的主题和意境有着密切交融。如著名的《浪淘沙·游泳》的三次用典:首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一边写出诗人从长沙到武汉的行踪，语调之轻快也显示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节奏之快。更通过反用三国时期吴国童谣典故，来表现新旧时代的不同。第二处用孔子的典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既写作者横渡长江感受江流浩荡之急，也写告别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急迫心情。第三处是反用“巫山神女”的典故，完全改变“云雨”的旧意，从神女的惊奇而写今日世界之变。这些典故的化用，与所表现的时代主题不着痕迹地融合在一起，有浑然天成的效果，是毛泽东诗词中的高水平之作。

毛泽东诗词中一些著名词句，如“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帝子乘风下翠微”、“陶令不知何处去”等借用历史典故，又或如“狂飙为我从天落”、“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洞庭波涌连天雪”、“芙蓉国里尽朝晖”等化用古人诗句，其用字、出典、形象、意境和节奏等，都做了全新的改造，以营造其作为“今诗”的当代性特点。也正是这些典故和古诗句的改造部分，表现出了浓郁的诗意。

毛泽东曾反复与圈中诗友谈及写出“诗意”之难——“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又说“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文采不佳......作为史料是可以的” 等，既是谦辞，也是在强调诗词创作之为“文学”的特性。尽管充分意识到自己诗作发表的政治性，不过毛泽东对哪些诗作可以发表、哪些不可以发表还是有着慎重选择的。比如他在1950-1960年代之交所写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诸多“读报诗”生前一直没有拿出来发表，公开发表的“反修诗” 都是艺术性也相对更高的作品。在文学与政治之间，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仍旧始终坚持了某种“文学”的筛选尺度。这大致可以用他所谓“形象思维方法”来概括。其诗作的“形象性”，既包括对诗人行踪的交代，用代表性意象和事件展示新中国建设，也包括将富于时代性和历史性的政治与思想意蕴呈现为山川意象、典故人物风采和极富色彩感、视觉感、动态感的细节。

比如用“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呈现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磅礴历史气势。又如“大雨落幽燕”中的“幽燕” 二字，将眼前看似寻常的北戴河上空的雨中景象那种苍茫的意境表现了出来。最特别的地方在于，毛泽东的历史感和革命主题总是通过可见可触可感的细节和形象传递出来，从而赋予表现对象一种极富神采的“诗意”境界。这种“境界”意味着诗 人通过他的主观想象、感官体验和飞扬的想象力，与现实的表现对象拉开距离，并将其转换为另一个意蕴深厚的艺术世界。

1990年代以来的大众社会和党史研究领域，“毛泽东热” 的兴起和毛泽东研究的重新流行，最先突出的更是他的“诗人”或“文人”身份。这可以说是毛泽东诗词所独具的“文学” 魅力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是另一种“文学” 与“政治”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具体呈现。毛泽东的诗词比他的政治思想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诗人毛泽东”的形象甚至超越了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等的形象，这也使得今天深入地探究毛泽东诗词的具体内涵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从而充分说明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两个高峰期对中国的文坛有着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