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旗袍

                         梁卫山

  捧起张爱玲的《花样年华》、《心经》读着，读着读着不禁想起了穿旗袍的张爱玲，那个不太美、身着一袭华美的旗袍、淡笑着，婉约而至的幽艳的倩影。张爱玲生于落魄的贵族家庭，受过世人羡慕的良好的教育，经历过家道中落的世事变迁，又经历过情感的背叛。她携一身出世的才华，走过生命里的万水千山，红尘里坎坷的朝朝暮暮，写出了《花样年华》、《心经》《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郁金香》、《半生缘》、《色，戒》、《小团圆》等37部小说；《迟暮》、《秋雨》等散文著作；《论卡通画之前途》、《牧羊者素描》、《牧羊者素描》等12篇书评；《走!走到楼上去》、《有女同车》、《爱》等《小品三则》；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英译本序《〈海上花〉的几个问题》……她每一个姿势，每一次现身，都是倾城的优雅。直到暮年，了却红尘之时，仍是一身华美的旗袍，安享从容，仍是临水照花人。

  有人说：真正的优雅，经得起岁月。就像身穿旗袍的张爱玲，可以在繁华云烟中华丽绽放，也可以在世事苍凉中，携一份平和，安忍于世。就像这垂柳，可以在春暖花开，万象更新的日子里，洒脱飘逸，彰显魅力；更在恶略的天气，寒冷的冬季，保持淡弱不惊的心性，舞动袅袅身姿，展现饱满丰盈的灵魂。

  张爱玲幼时曾放言：“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对于美的早熟，或许来自母亲的遗传。她的母亲黄逸梵是湘军水师提督之后，骨子里有湘女的果敢，又是个思想前卫的新女性，会画画、弹钢琴，曾与徐悲鸿、蒋碧薇等人深交。张爱玲十二岁时，得到人生中第一笔稿费，旋即去买了一只小号丹琪唇膏。爱美之心，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可不幸的是她的家庭发生了变故，由于父母思想冲突严重，母亲选择留洋进修，父亲之后再娶妻子。继母有阿芙蓉癖，曾与各媛陆小曼同榻吞云吐雾。继母对待爱玲十分苛刻，过门时将自己的两大箱旧衣扔给她穿。

  此时，张爱玲正就读于贵族化的女校，周边皆是打扮时新、新潮的女孩，而她却只能拣继母穿剩的衣服穿。那些衣服不是磨损了边角，就是款式陈旧，令她十分难堪，“碎牛肉颜色”的薄棉袍更是成了她青春期里抹不去的伤疤。就是这个以自恋和孤傲出名的女作家，那时候却沉默寡言，看起来十分纤弱。她身形修长，线条流畅如画，从颈脖到腰身顺势而下，勾勒出一个薄而长的倩影。她由衷于穿素灰的旗袍，她那苗条、修长的身体被包裹在素灰的旗袍中，清瘦得几乎不见，如一缕似有还无的诗魂。

  到了三十年代初七月的一天，张爱玲身着素雅的丝质碎花旗袍，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走进了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中央书店。报纸包中就是日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和她自己绘制的插画。这身普通上海小姐的装束，是张爱玲一生中少有的保守造型，像是林黛玉初入贾府，谨小慎微。之后的几年里，张爱玲的文红遍上海滩，她急吼吼地喊着：“出名要趁早”。她凭借笔杆子获得了可观的收入，终于在父亲面前抬起头，也有了立足于世的底气。而少女时期穿旧衣服留下的阴影在此时彻底爆发！

  你看一袭旗袍的张爱玲，那一片式的旗袍加身，显出了身体的线条流畅优美。此时的旗袍，削减了腰身，放低了领口，宽大的喇叭袖渐渐缩短收窄，行动之时，步履前后交错，不经意似地露出珠白圆润的玉腿，修长曼妙。被禁锢了几千年的身体，骤然苏醒。西风渐进，传统的中国裁缝也开始借鉴西方剪裁，设计出更加立体贴身的旗袍。镂空的领与袖，皮毛珠翠的装饰，还有时新的外国面料，都成了旗袍上的新元素。传统与现代就这么握手言欢，彷佛在一夕之间达成和解。从此，旗袍勾勒出的婀娜线条，成了旧时上海的海岸线。当然，到了此时，旗袍再也不是单枪匹马的行头。时髦的女子在旗袍外披上裘皮大衣、披肩、线衫，以适应四季更迭。夏季的旗袍则被减省至无袖或短袖，薄汗轻衣透，自有一种妩媚风情。此时的上海被称作东方巴黎，这里的时尚潮、张爱玲式的新女性着装旗袍，通过月份牌传播到全国各地，影响着一代人衣食住行。

  如今，才女、作家张爱玲被看作是旧上海的一个符号。其实，对于张爱玲来说，上海这座城才是她的审美胎教。在上海，摩登与传统并存，东方与西方互相渗透，这个大熔炉赐予了她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她对美的痴迷，超出常人，似乎全身毛孔都呼吸着美感，对气味、声音、颜色的感触也极其敏锐。她的文字像是濡湿的颜料盘，绚烂陆离，一不留神那些色彩就会随时流动，形成另一幅风景。

  张爱玲的作品偏重写人物的心理，本人也偏爱鲜明的对照，沉重的黑与轻盈的白，清冷与明丽，简约的现代线条与传统花纹，皆是她的心头好。她为自己设计的许多旗袍亦是如此，愈激烈愈着迷。在香港念书之时，她就将奖学金全数拿去买衣料做衣服，并且乐此不疲。她还独创了很多穿法，譬如说在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在旗袍外穿上清装大袄和浴衣，别有一番风情。她热恋时爱穿“能闻得见香气”的桃红单旗袍，绣着双凤的绣花鞋。她曾在香港淘到一块广东土布，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绿的叶子，印在深蓝或碧绿地上。这布在乡下也只有婴儿才穿，她却做成了衣服，穿着四处招摇，“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

  张爱玲信奉惊世骇俗的美学，衣不惊人死不休。她去看望苏青的时候，身着怪异的服装，引得弄堂里的孩童在身后追赶。还有一次，她去印刷厂校对，工人们齐齐停工，驻足观看她的奇装。这些瞩目令她十分满足，彷佛瞬间扬眉吐气，一扫少时的服装阴影。她曾经告诉旁人：“要想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人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了吗？”张爱玲回答：“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她本人就像是一个调色盘，一切不协调的色彩、装束到了她身上，都显得合理而隆重。张爱玲曾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张氏小说中，旗袍亦是出镜率最高的道具。《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以女学生的身份出场，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处处透露出一个内地少女的不合时宜。经历过梁太太的调教之后，她开始穿磁青薄绸旗袍，增添了几分成熟，亦有妖娆气息。而白流苏这个“擅长低头”的东方佳人，与范柳原初见之时，穿的一袭月白蝉翼纱旗袍，婉约中流露出性感的意味，难怪可以吸人眼球。

 《金锁记》中，老小姐姜长安亦是凭借旗袍下的中国风情俘获情人。更不用提被李安改编过的《色戒》，电影少了些尖刻与残酷，被打磨得太过温和，简直不像张爱玲。倒是汤唯身上不断变换的旗袍，总提醒我们这的确是张氏作品。在现代人眼中，张爱玲便是旗袍最忠实的捍卫者。五十年代初，在上海召开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夏衍惜才，邀请张爱玲参加了。此时，旗袍在大陆几近绝迹，大会上不论男女，一水儿的蓝灰中山装，唯独她还穿着旗袍，外面罩了网眼白绒线衫。这身衣服对她来说已经十分素净收敛，可在当时看来依旧扎眼。张爱玲深知，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无法想象没有旗袍的上海。于是，像少年时那般，她计划了另一场出逃。几经辗转之后，她终于定居美国。那个曾经与她惺惺相惜的城市也不复存在，唯一没有背叛她的便是服装、便是令她高傲的旗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