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对中国当代诗坛影响巨大

梁卫山

毛泽东诗词对中国当代诗坛影响巨大,无论毛泽东本人的意愿如何，毛泽东诗词的发表确实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坛的走向，并塑造了一种更具大众影响力的毛泽东形象。从对当代文坛的影响来说，毛泽东诗词的发表，首先冲击了五四以来诗坛区分为新诗与旧体诗词这两个阵营的基本格局。自五四以来，诗坛公开发表的主要是新诗，而旧体诗除了少数例外(如鲁迅、郁达夫等)，很少获得发表的机会。1930-1940年代之交“民族形式”论争之后，与小说、戏剧等领域不同，诗歌主要借鉴的是民歌形式，而在改造“旧形式”方面(即古典诗词)并没有形成有影响的议题，强化新诗依然是诗歌界的一种常态。这种格局的变化发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百花文学”时期。

事实上，旧体诗在当代文学界得到公开发表，《诗刊》上的毛泽东诗词并不是最早的一次。1956 年由作家协会组织编选的《诗选》，第一次将旧体诗和新诗一并纳入，选入了郭沫若、柳亚子、齐白石、田汉和雪邨等人的旧体诗。编选者臧克家写道:“这个诗集，选入了一部分旧诗词，新旧诗合作一集，该是个创举吧”。对于五四以来一直将新诗与旧体诗对立，并将旧体诗排斥在文坛之外的文学界而言，这确是一个“创举”。臧克家谈及选入旧体诗的理由时这样说:“今天的旧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凡是为祖国建设尽力的东西都是好的。......旧诗虽然由于用文言文作表现工具因而有它的局限性，但它的作用谁也没有忽视过”，同时写道:“去年，关于新旧诗关系的问题，有过许多争论，而毛主席的那几句话，应该是一个公允的结论”。这里所说的“毛主席的那几句话”，正是毛泽东在1955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于3月在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与文艺界代表会谈时公开发布时谈到的。

臧克家在《1956 年诗选》中选入旧体诗并不是一种个人立场，而是毛泽东提出的“百花”运动的具体实践。这就如同“双百”时期，此前受到批判的“现代派”诗歌、通俗小说等，也一并浮出文坛，是同样的表现。可以说，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的发表是“双百”运动的产物之一，是当代文坛对待文学形态和文化资源开放态度的表现。旧体诗词有了发表的机会，特别是以毛泽东作为国家元首和政治领袖的身份发表旧体诗词，这对于新文学界所习惯的新旧、古今之别，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挑战。不过此时人们看待和处理旧体诗的方式，仍旧是在将五四新文学视为主导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也就有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诗当然应该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虽然承认旧体诗词也有存在的必要，但仍旧承认新诗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同意自己的诗词发表，除却对旧体诗词的开放态度，同时还关涉到毛泽东对于自己诗作内容的判断。在《诗刊》发表18首之前，毛泽东就有了主动出示和发表自己新作的愿望。这18首诗词中，有两首写于建国之后，且是表现新中国建设、歌颂“改天换地”的作品，其一是1954年写作的《浪淘沙·北戴河》，其一是1956年写作的《水调歌头·游泳》。他很乐意将这两首新作示人:“这年的12月4日，他把这两首词寄给刚刚卸任的政务院副总理、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第二天，他又把《水调歌头·游泳》寄给老同学、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录陈审正’”。传记作者由此判断:“一般说来，他不大愿意主动以刚写就的作品示人。可这两首不同，大概是它们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很乐于把自己的心迹告诉别人吧”。

但无论怎样，鉴于毛泽东特殊的政治身份及其诗作一经发表在中国与世界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18 首旧体诗词的发表对于人们惯常所理解的“当代”“现代”“古典”之间的等级序列关系，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日本学者竹内实的疑问很有代表性:“战胜了封建思想的革命，竟以这种形式来回复文化‘传统’，也不会不给人以一丝意外的感觉”“把与‘传统’ 针锋相对的革命以‘传统’的形式来吟咏，并编成传统形式的书，这不是宣告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一个时代在这里结束了吗?” 这事实上也就是在问：五四新文学是否已丧失了其重要地位?因为在毛泽东诗词这里，当代的“革命”直接与曾作为“封建” 表征的旧体诗词形式(包括旧体的诗体形式和线装书的出版形式)建立了关系。

有日本著名学者初读《诗刊》上毛泽东诗词时的“惊讶”，并由此促成他关注和研究当时的旧体诗词创作：“我的惊讶在两方面，即毛泽东诗的形式内容，和革命导师的作诗与发表成了国家的大事件，而不论哪一种情况都足以使我对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相关的常识性理解发生混乱”。在他看来一方面是其形式之“旧”与内容之“新”的对立，另一方面是革命领袖与国家元首对文学的介入，这两方面都打破了人们所理解的革命“常识”。可能在这种“常识”中，“革命”之“新”与“封建”之“旧”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同样，“文学”和“政治” 也不该混同，但当人们这样理解时，无疑背后有深刻的西方式现代和文学想象的影子。这样正触及了毛泽东革命和诗词的“独特性”所在，即这是一种人们所不熟悉的西欧式现代革命与文学之外的实践。

日本著名学者以明治以后日本作家的短歌和俳句改革为参照，提出五四以后的中国人对待古典诗词和新诗采取的是一种“一国两诗”的态度和方式：“新诗派排斥旧诗就是事实，而旧体诗派压根儿就不承认新诗为诗，也是一个事实。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旧体诗词本身要转变为现代之诗的强烈欲望不曾出现过”。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诗词的发表无疑并非“复古”，而是“旧体诗词本身要转变为现代之诗的强烈欲望” 的首次出现。毛泽东此前不同意其旧体诗作的发表，正因为深刻地意识到这种“一国两诗”的现状，而默认了新诗的主导地位。毛泽东支持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自由诗的发展，也同意并支持自己旧体诗词的发表，发表了毛泽东的诗词对当代诗坛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中国当代诗坛格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