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上的女人

         李锡群

　  下了汽车，一条既熟悉又陌生的柏油路便在脚下了。在我儿时的印象中，这原是一条黄土路，不很宽，倒也平坦，两旁爬满了青藤绿蔓的蒺藜秧。孩子们光脚在这路上跑着玩，常常被蒺藜扎出血，啼叫不止。现在变成柏油路了，心里便生出了一缕兴奋之感。

正值盛夏的中午，华北平原上的天气热得要命。田野里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绕过一片棒子地，忽见一女人正推着满载青草的独轮小车顺着一条黄土路走着，屁股随着车子一扭一扭地摇摆着。我料想此人该是本村人，于是赶忙上前搭话。她先是上下打量了我一阵，而后十分惊喜地说道：“你可是小旺吧？”

   “哦，你，是柱嫂！”依着照片上的模样，我终于就认出她来了。其实我和柱嫂只是匆匆的见过一面，那还是三十年前，我随母亲回老家看望姥姥的时候。那时柱嫂还是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儿。她个头儿不高，体型倒很苗条，赤红脸儿，一双滴溜溜直转的小眼睛透露着几分精明，一张灵巧的小嘴说出话来像团火似的叫人心里暖烘烘的，旺弟旺弟的叫得那个亲劲就甭提啦。如今她的脸色已经变得黧黑，眼角也刻上了几条浅浅的鱼尾纹，只有那双透露着几分精明的小眼睛依旧那么炯炯有神。我说：“柱哥在外头还好吧？时常回来探家吗？”

   “唉，他不回来倒也心静，回来就事多。反正这个家有他是五八，没他也是四十。”她话锋一转说：“你怎么也没提前来个电话呢？我也好去车站接你呀。”

    我说来时很匆忙，电话也忘带了。

   “ 你呀”她努努嘴瞟了我一眼说，“就光想着教书啦，难怪是个大教授呢！”

    我们边走边说话。我问她现在正忙什么。她不好意思的笑笑说：“还不是整天价穷忙，光拾掇棉花就忙得喘不过气来。有嘛法啊，为了这个家，早晚得落个累死。”

    我说：“拾掇棉花怎么还推着车子呢？”

   “回家时也好顺便割点青草喂驴啊。”

    他长吁了一口气笑笑说：“柱嫂就这命，天生是个挨累的虫儿。可不比你们摇笔杆的人哩。”

跟随柱嫂进了那座古朴的青石门楼，门楼里的墙上有个小方洞，里面供奉着门神的画像。还是过去的老风俗，这里的人始终还是那么迷信。我小的时候，每逢春节，家家正房南墙上都要贴上天地爷的画像，堂屋里的锅台上方供上灶王，连场院里也要垒起一个小砖屋，当地人叫它“财神垛”；里面铺上棉花和鲜艳的彩纸，再用白菜根做个棉油灯点上。不管有神没神的，也是活人一种祈福的方式吧。一进院就看见靠西墙的地方拴着一匹毛驴儿，正唳唳地叫着直朝柱嫂点头。她麻利地从车上拽下几缕青草扔过去，然后带我进屋。堂屋里，年老力衰的姨正蹲在灶下烧火，苍老的面孔淹没在一片烟气之中了。我激动地呼唤着姨，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一躬。她这才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拉着我的手说：“呦，是俺旺子吧？”

    柱嫂叫老人家陪我说话，她自己便忙着烧火做饭去了。老人问过我父母的身体状况和家里的生活情况，似乎再无别的话说。她只说我坐了几千里地的火车一定很累了，便铺好了褥子要我歇息。我说不累，我还算年轻，不像姨这么大年纪的人不禁折腾哩。姨大约八十四五的人了，即今头发已经全白，枯皱的脸上纵横交错地刻满了核桃纹，两腮凹陷，下巴愈发显得尖了，两只大眼睛也深深地眍了下去。无论从什么地方再也找不到她年轻时候的影子了。在我的记忆里，姨年轻时是个十分俊俏的女人，高高挂挂的个头儿，亭亭玉立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庞，两弯细长的眉毛下闪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单是脚小了点，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听母亲说，姨十五岁就嫁给了在北京出外的姨夫。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只是好景不长，结婚三年姨夫就猝然病故了。姨便守着刚满周岁的柱哥过日子。她昼夜不停地纺棉花、织布。单靠卖粗布维持生活，养育儿子。后来成立人民公社了，她就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每年挣下的工分不比一般男劳力少。柱哥长到十八岁时，也到北京工作去了。家里只剩下姨一个人过着清锅冷灶的日子。那时候我还是个刚懂事的孩子。母亲大概是怕姨一个人太孤单，便常常打发我到姨家做伴儿，在姨家一住就是好几天。日子长了，姨和我就像母子一样了。有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好奇地盯着她那双畸形的小脚丫说：“姨的脚怎么会长成这怪模样儿的呢？”

    “还不是小时候裹的。”

    “干嘛要裹呢？不疼吗？”

    “傻孩子，疼有嘛法呦，那时候脚大找不着好人家哩。”她见我一直盯着她那双扭曲得变了形的小脚丫，有些难为情了，紧忙扯过被角遮盖上了。

    “姨长得这么好看，还会找不到好男人吗？”

    “别尽说些傻话啦。”姨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神态忽而异常冷静起来，柔柔的目光痴痴地盯着那棉油灯跳动着的火苗不言语了。不知这样地呆愣了多久，她从胸腔里悠长地吁出一口气来，然后就催促我说：“赶紧蒙上被子睡觉吧，要不老马猴子该来逮小孩啦。”

    我蒙在被窝里睡不着，把被子掀开一角，从缝隙里悄悄地观察着姨的动静。夜深了，她依然没有一丝睡意，又呆坐了好一会儿，便悄悄地从炕厨子里掏出针线，刺啦刺啦地纳起鞋底子来，我疑惑不解地说：“姨的脚这么小，干吗要做这么大的鞋呢？”

     姨见我还醒着没睡，似乎有些诧异。便吞吞吐吐地说：“是给你柱哥做的啊。”

    “撒谎。”我想，才不是呢，柱子哥个子长得那么小，无论如何他的脚也没这么大的，“你一定是给哪个老爷们儿做的哩！”

    “别瞎说啦，小孩子知道个嘛呀！”姨的脸上顿时泛起了一团掩饰不住的红晕。她见我还要往下追问什么，便有意岔开话题说：“你睡不着，姨就破闷给你猜吧。”

   “行啊！”我拍着小手坐起来。

       一条腿的梗梗梗，

       两条腿的叫天明；

       三条腿的佛前站，

       四条腿的挖窟窿。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情景时，心里就要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凉。如今，姨已经变得老态龙钟，年轻时候的风韵全然消逝了。我愈发觉得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梗在喉头。

    柱嫂是个手脚麻利的女人。说话之间她已经把饭菜端到桌子上来了：白面油饼，四碟炒菜。伺候好我们，她便回西屋领着孩子们吃去了。我要喊她和孩子们过来一块吃。姨阻止我说：“甭管他们，咱吃咱的。”

    我觉得刚来第一顿饭大家就分开吃总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吃了几口就撂下筷子走进柱嫂的屋里。一迈门限我就愣住了，饭桌上竟是上顿剩下的馒头，米饭和咸菜条子！我嗔怪柱嫂说：“干嘛这样呢，好歹大伙儿也该吃一样的啊。”

   “嘛不一样啊，给你做嘛你就吃嘛好啦。”她嘻嘻哈哈地笑着，顺手给我搬了把椅子，让我坐下。柱嫂屋里家具很齐全，只是电视上布满了灰尘，看样子很长时间没人动过了。西墙上挂着一面相镜子，里面多是她和孩子们的照片，我以前寄给她的那张单人照也在里面，且放置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上。北墙上挂着一张杨柳青的老画，画的两侧挂一副对联：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她说这字幅是本院里三爷写的。我说我还记得那个老人呢，我娘也总提起他。三爷是柱嫂院里辈分最高的一个老人。老人有文化，为人正直，在本院里也算是德高望重了，只是三年自然灾害时编了两句顺口溜：“山药叶掺糠皮，永远忘不了毛主席。”因此坐了二年牢。

    我在柱嫂屋里刚坐了不大工夫，姨就招呼我回去吃饭。饭后姨对我说：娘亲舅大。要我一定先去看看舅舅，然后再回来住着。我点头答应了。尽管柱嫂不愿意让我急着离开，但也没什么理由留我。她对我说：”去了也甭住下，看看就回来。咱妗子抠得很，舍不得东西给人吃，咱舅又是个老顽固，见了晚辈也没点热乎气儿。”

姨和舅两个村子相距十多里地。我到舅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这时舅和妗子刚赶着牛犁杖从地里回来，大概是才耠完棒子。舅舅依然壮实，穿着还像当年那么朴素，一身藏青色的衣服已经褪色，一双圆口布鞋也踢踏得没好模样了。妗子穿着一条灰不叽的裤子，一件无颜落色的背心子也穿得麻花了，大大小小的窟窿里露出肉来。她的体格似乎不很好，走起路来左右摇晃着，酷似一台将要散架的木车子。进了屋，我便从提包里拿出给老人的东西来，妗子立刻乐得合不拢嘴了，直夸我懂孝道，有出息。舅舅掂量着我给他的那两条“紫云”说：“这是在哪里买来的？”                

   “集上。”我说，“一家食杂店里。”

   “唉，咱一个普通百姓怎么能抽这么好的烟哩？”说着便打发孙子把烟退回去了。自己从烟荷包里捏出一捏旱烟，用旧报纸卷了个喇叭叼在嘴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舅舅当了几十年乡干部，为工作奔波了大半辈子，如今退休了，也该好好享受了。想不到他连这么几盒香烟也舍不得抽。他问我几个儿子，我说三个。他脸上顿时出现了笑容：“这就好，过的就是小子的日子哩！”

    我顺便问起表兄弟们的情况。舅说都挺好。三个大的都在城里工作，家里三个侍弄点地，日子都混得不大厘儿，而且每个屋里都是有个小子。眼下就剩小六没成家了，不过房子也给他预备好啦。

   “小子多当吗？”妗子插进来，“结了婚都一个个地像燕子似的出飞啦，撂下一大堆饥荒还得叫老人还。都是些个要账鬼哩。”

   “老娘们儿家就是头上长见识短！”舅舅白了妗子一眼说“不管怎么说，还是膝下有一伙子人好，起码死了有几个上坟燎草的。”舅又问我这次回来上过坟没有。我摇摇头说：我家那些老坟都在闹洪水那年压到大埝底下了，如今连个影子也找不到了。记得我们家也有一片很大的坟茔地，里面除了大大小小的土坟包子，再就是零零星星的枣树、杜梨树以及狗尾巴草、黄花菜之类的杂草；刺猬、蜥蜴、长虫不时地在杂草间出没。茔地下边是一片板结的河滩地。地面上泛着一层白花花的碱渍，生长着丛丛簇簇的红荆和芦苇。其间有一个荒芜的土岗子，土岗子上有许多碎砖烂瓦以及瓷器的残片。父亲每逢带着我到茔地上坟时，总要指点着那片土岗子告诉我说：那是早年间六十年还甲子时遗留下来的。据说古时候的人很讲究孝道，儿女们不忍心把六十岁的父母活活埋葬，便偷偷地在这地方挖个地窨子把老人藏在里面，每天给他们送饭食，直到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原来，这土岗子下面不仅深埋着前人的骨骸，也深藏着这么神秘的传说呢！

    “家里没人照顾着就是不行！”舅对我说，“你退休以后干脆搬回来吧，落叶归根啊！你们的祖坟可都在这里哩！”

    “咦，那可不是说着玩里！”妗子又插了进来，“咱旺三个小子，回来就要三处新宅子，得多少钱？拿得起吗？咱要是有钱帮外甥一把倒也行。”

    我知道，妗子不希望我搬回来，大概是怕我沾着她什么。其实我压根也没做过搬回老家的打算。在东北生活了几十年已经习惯了，根本不想再挪动了，况且折腾起来又没那么容易。我见舅有为难之色，便把话题转到柱嫂家的日子上来了。

    舅舅说：这几年柱嫂家的日子可是没比的啦。家里要嘛有嘛，手头又有钱。单是给大儿子盖那处瓦房就花了十几万块。不过柱嫂着实吃了好些累，光垫房身就花了十多年的工夫呢。

    我不解地说：“怎么费了那么大的劲呢？”

   “不记得了吧，那房身地原来是个大坑哩。”舅说，“你柱嫂一有空就用小推车往坑里推土。后来生叫她一点一点地垫平啦。”

    我想起来了，柱嫂那老宅子旁边的确是个大坑，大约有两三人深，里面蓄满了水。蛤蟆、泥鳅在里边生息繁衍。水面上浮着一层暗绿色的藻类植物，时时散发出腥臊的气味。我简直不敢想象，一个女人把偌大的水坑垫起来，该付出多大的力气啊！

   “甭看你柱嫂是个女人家，可一般男人也比不上她的武艺子哩”舅舅告诉我说，柱嫂不但能干，而且很有心胸。盖房子，娶儿媳妇都是她一手操办的，一点也没用柱哥插手。前些年孩子们小，日子不行，柱嫂除了在生产队劳动，还开了个小卖铺，常常一个人半夜起来推着独轮车到镇上进货，回到家鸡才叫头遍，早晨下地干活一点也不耽误。

   “嗨，哪个老娘们家不是那样干的呢？”妗子不服气地说。

    我早就听母亲说过，妗子也着实有一身的能耐，也很孝顺。前些年舅工作在外，常年不着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靠妗子一个人撑着。她一个人当女又当男，可是受了点好累呢。据说我姥姥去世时，正赶上舅在南方出差，等他赶回来奔丧时，老人的尸体已经腐臭了。丧事都是妗子张罗着办的，吹吹打打地热闹了好几天，好风光呢。

   “操心受累你应该的！”舅不耐烦地说，“不然俺要你这傻老娘们儿有吗用呢？”

    妗子立刻哑了，赶忙默默地生火做饭去了。

    听母亲说过，妗子是舅舅订婚时在瓷壶里抓阄抓来的。那时候舅舅家的光景蛮不错的，明三暗五的大瓦房，东西各有三间厢房，青砖大门楼，家里有地又有马车，日子很红火，加上舅舅是个独生子，并且在本村学堂里念书。于是主动上门求亲的人很多。最后老爷想了个主意，选出三个姑娘，把他们的名字分别写在纸条上，再团成团儿放在瓷壶里，让舅舅伸进手去抓阄，抓着哪个就娶哪个。结果舅一伸手就把妗子抓出来了。结婚那年舅才十六。婚后第二年，舅就到乡政府工作去了。后来妗子相继生了六个小子，坐了六回月子，舅舅从来也没帮妗子洗过一回褯子，也没给妗子倒过一回尿盆子。妗子从来也没抱怨过舅舅。

    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了，总觉得心里有一种什么东西缠搅着，倒不像小时候住姥姥家那么踏实了。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柱嫂就打发闺女来接我了。妗子并不阻拦，舅舅也没有强留。于是我便跟着侄女回柱嫂家了。

    柱嫂见我回来了便很兴奋：“这回就哪也别去啦，柱嫂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这天晚饭没再分开，全家人都在堂屋一张桌子上吃的。饭还没吃完，柱嫂就开始分派第二天的活计了：大小子去东地耠谷子，二小子去南地浇棒子，她领着媳妇、闺女拾掇棉花。孩子们都顺从地答应着。吃过晚饭已经十点多钟了，柱嫂抱过一套没沾过身的被褥给我铺好，叫我早些休息。把我安顿好了，她才回自己屋里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柱嫂早已呼喊着孩子们下地干活去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姨两个人。姨在家也闲不着，踮着尖尖的小脚在院子里摸索些零碎活儿。姨的脊背已经驼得很厉害了。我依稀觉得她宛若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大包袱，整个身躯俨然一只弓着腰的黑猩猩，正步履蹒跚地走在一条荆棘丛生的山路上。我默默地凝视着她那佝偻的身影，猛然意识到，她在这条路上已经跋涉了很久，很久，如今已奔波得精疲力竭了。说不定哪个早晨后晌就要猝然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了。我甚至恍惚觉得，她的灵魂已经脱身而去，只空留下一具驱壳等待着时间的侵蚀。我深深地感到岁月的残酷。一种无可抗拒的悲凉之感袭上了我的心头。人啊，匆匆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又要匆匆地离去，而一辈子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人都是这样的。”姨笑着对我说，“少不省力老不省心哟。”

   “姨老了也并不省力啊。”我不无感慨地说。

   “还不是生怕他们把日子混到人眼下哩。”接下来便絮絮叨叨地评说起柱嫂来了，“你柱嫂倒是能干，也不怕吃辛苦，待人热心肠。你铺盖的被褥就是她特意为你预备好的。这娘们就是不知节俭，爱穿戴，连媳妇带闺女光是穿衣裳一年到头就浪费很多钱哩。这么大手大脚的，也不想想，眼看着二小子也该寻媳妇啦，不多积攒点钱行呗？”

    我劝姨说：“都是黄土埋到脖梗子的人啦，尽量少管他们的事吧，保养好自个儿的身体要紧。”她却不服气地说：“那怎么行哩？由着她们的性子胡来，非把日子混杂了不可哩！”

   “你这是何苦的呢，操心费劲也不见得叫人家满意啊。”

   “管她满不满意呢。反正有你柱哥在，那娘们儿好歹不敢拿我不当。回去跟你娘说吧，我嘛都挺好，甭惦记我。现在我嘛也不缺，连装老衣裳也预备好啦。”说着，她把西厢房的门推开，指着里面的一口大红棺材说，“这是你柱哥给我预备的。”

    我茫然的望着那口棺材，只觉得许多话梗在喉头，一字也吐不出了。

   “还是柏木的哩！”姨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莫大的满足与慰藉。

    我顿然感到一阵酸楚。姨守了一辈子寡，受了一辈子累，难道就是为了这么几块破木头板子吗？我简直要歇斯底里的狂吼了。

    这几天来，我总觉得和姨在一起便是一种无端的痛苦。于是我常常独自徘徊到大街上。街上空寂异常。不必说年轻人，就连老人和孩子也没有闲逛的；只有几棵孤零零的老椿树默默地站在路边上，枝头上偶尔发出一两声蝉鸣，是那么单调，那么无力。

    这天柱嫂从地里回来得早，但天也傍黑了。她匆忙地洗了把脸，就吆喝着闺女抱柴禾烧火，让儿媳妇喂驴。自己去食杂店买挂面。回来便笑嘻嘻地对我说：“一定叫你这教书先生挨饿啦。要是饿坏了你，柱嫂可担待不起哩！”

    柱嫂似乎觉察到我抑郁的心情，吃晚饭的时候，她忽然对我说：“旺弟在家里干待着也没意思，我看明天干脆跟我上地里转转吧，免得在家里闷得慌。”还没等我开口，姨就忙阻止道：“俺旺小子坐椅子坐惯啦，才不跟你们去地里吃那个累呢。”

    我说没事，庄家活儿我也干过的。柱嫂也赶紧附和着说：“是啊，旺弟当农民时可是个了不起的棒劳力哩。就是现在放假了还常常帮着弟妹干地里活呢。可不像你那儿子懒得像只猴。”

    “就是你嘴会说！”姨白了柱嫂一眼不作声了。

    第二天我便兴冲冲地跟着柱嫂下地拾掇棉花去了。这天上午天气格外好，柱嫂的情绪也格外好。她换了一身新衣裳，白底碎花的衬衫，蓝地暗条的单裤，似乎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她告诉我如何给棉花掐尖、打叉子、抓虫子，我很快就会了。在棉花地里，有说有笑，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到了下午，天空忽然阴沉下来了，没有风，天气闷热，一钻进一人来高的棉花棵子里就觉得透不过气来了，柱嫂见我热得大汗淋漓，便用近乎命令的口吻对我说：“赶紧把上衣脱了，光着膀子吧。”她自己也扒去了花衬衫，只穿件贴身的小背心儿，胸前那对奶子一颤一颤地支棱出来。这时候侄女和侄媳妇已经干到前面去了，只剩柱嫂和我在后面边干活边说话。她说今年棉花特强，粮食作物不行；来年人们肯定还要往棉花上怃，而她却要多种棒子，保准有账算。我说怎么不种点山药呢？她说现在人都往钱上盯，种那玩艺儿出不了几个纸儿，不上算。我说小时候我最爱吃山药，常常睡觉时还要搂在被窝儿里吃。她见我对山药感兴趣，便笑着对我说：“旺弟想吃那东西还不容易吗，明年咱就种它二亩。到时候你来了，柱嫂专门给你煮着吃，烀着吃，准保叫你吃个够哩！”我说：“那好啊！”

   “过二年你再回来看看吧。到时候咱再盖上三间大瓦房，给二小子娶个媳妇儿，小两口生个大胖小子。咱家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柱嫂请你上城里吃大酒店不成问题。”说着，她便开怀地笑起来。那笑声里充满了自信与自豪。她接着又说，“只怕旺弟走了，再也不会回来，把柱嫂忘到脑后去了啊！”

    “怎么会呢，嫂子待我像亲兄弟一样，我又怎么会忘了嫂子呢！”

    “嗬，真不愧是个大教授啊，说出话来也叫人心里暖和哩！”她瞟了我一眼笑了，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我这才发现，她眼角的皱纹已是那么深，那么密了：“柱嫂也显老了啊。”

    “哪能不老哩，成天价牛马似的卖命，还要事事操心。”说到这儿，她长叹了一口气，“咱这种家庭的女人难哩。”

    柱嫂说的是实情话。华北这一带一直沿袭着一种风习：大凡在外工作的男人往往在当地寻个农家媳妇，大概是为了照顾老人。而大闺女们偏偏愿意嫁个在外工作的。双方结婚不久，男人便去城里上班了，家里所有的活计都扔给新过门的媳妇了。即便逢年过节回来一趟，住上十天半月的也帮女人干不了什么。于是，女人就成了家庭的支柱，什么活都得干，什么心都得操，像这类家庭的女人又谈何容易呢？柱嫂告诉我说，这些年柱哥一直在外头工作，家里的担子都由她一人来挑，整天价起早贪黑忙活，可家里外头的活也没完没了。单是棉花就缠死人，左一遍又一遍地掐尖、打叉、抓虫子、喷农药，简直叫人忙死。特别是棉铃虫生长的旺期，农药桶就得整天长在后脊梁上。她曾好几次打药中毒，险些丢了性命。我劝她说：“如今日子好过了，往后千万别再那么拼命了。”

   “不拼命行吗？混不出个名堂来叫邻居们瞧不起哩！”

   “可也要注意身体啊。”我不无同情地看着她，“再这样下去，柱嫂的体格就完了啊。”

    听了我的话，她的身子微微一颤，她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我说，“旺弟，柱嫂这辈子活得冤，心里苦啊。”说着，她一头扑到了我的怀里，两行热泪扑簌扑簌地流了出来。我下意识地把她推开。她转过脸去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家里，有谁把俺当个女人啊。”

   “柱哥对你不好吗？”

   “他，他是心疼人的男人吗？每次回来，不是俺这不好，就是俺那不对的，急了眼还要伸手打人。倒不如他不回来，家里清静些。”柱嫂还对我说，她虽然念的书少，可她特别喜欢有文化的人，起码知书达理，知冷知热的。

   “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还过了这么些年呢？”我有些为柱嫂不平了。

   “你是说俺俩离婚吗？”她马上转过脸来，睁大了眼睛说，“那才不能哩！俺娘在世时常说：好马不备双鞍，好女不嫁二夫。两个人好歹事小，名声事大呢！”

    多么荒谬的理念！我觉得，在沉重的生活面前，她无愧于一个坚强的女性，而在因袭的世俗面前；他却是一个懦弱的女人。我忽然觉得，她的灵魂深处有一只弱小的蚂蚁，在一方狭小的天地里漫无目的地爬行了许久许久，始终也没爬出她为自己划定的那个圈子。可我又能对她说些什么呢？

   “旺，你要是真的理解柱嫂，心疼柱嫂，退了休就搬回来吧，咱姐弟常在一起说说心里话，俺心里也敞亮啊。”

    看着她那充满了渴望与期待的目光，我点点头，算是给她一份安慰。

    天空渐渐黑下来了。突然炸响了一声闷雷，紧接着铜钱大的雨点便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打得棉花叶子哗哗作响。顷刻间田野里变得一片迷茫，各种农作物都淹没在雨雾之中了。我们只好踏着泥泞的小路朝村子走来。经过她家苜蓿地的时候，柱嫂叫我和孩子们往前走，自己把小推车停了下来。我以为她要解手，就不回头地跟着孩子们往前走。过了一会儿回头看时，只见她推着满满的一小车苜蓿一步一滑地往前移动着。我看着她那吃力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忍了，便返回去帮她推着车子，不料这一推反而把小车推翻到了路边的水沟里，我慌忙不知所措了。

   “哟，瞧你急得那样子！”柱嫂一边笑着一边下到水沟里，用肩膀一扛，那车子便上来了。接着把翻下去的首蓿连泥带水地装到车上，自己一边推着，一边笑着说：“旺弟就是比你柱哥强，知道疼人哩。”

    回到家的时候，我们都被淋成落汤鸡了。柱嫂放下车子，赶忙给我打来了一盆洗脚水，随后又从衣柜里翻出柱哥的衣裳叫我换上。她一再抱怨自己说：“这是怎么说的呢，叫旺弟跟着俺受罪，柱嫂过意不去哩！”

   “反正你就是嘴巧。”姨狠狠地剜了柱嫂一眼。柱嫂只是笑笑，没再言语。

这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了。柱嫂似乎也很久没能入睡，她屋里的灯一直亮着。直到熄灯以后，还隐约传来她那沉重的叹息声。

    到了半夜光景，姨霍地坐起来，打开电灯就往柱嫂屋里闯。很快又回来了，自言自语地嘟哝着：“都是王八羔子们把人吓破胆啦。”

我问姨出了什么事。她说刚才做了个噩梦，梦见柱哥回来了，又跟柱嫂打架了。姨告诉我说，柱哥一回来两个人就又打又闹，闹得叫人害怕。我说：两个人常年过着牛郎织女似的生活，难得到一起一回，亲还亲不过来呢，为什么还要不和气呢？她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柱嫂是个不很安分的女人，前些年村里办了个笔厂，从外乡里请来一个师傅，那男人识文断字的有文化，收了几个徒弟。柱嫂也去跟人家学徒，没想到后来就跟那个野小子勾搭上了。”姨叹了口气说：“这娘们年轻时不守本分。你柱哥知道了就要拿刀捅了她。一直闹腾了好几年。 

    “现在柱嫂还那样吗？”

    “现在不啦，岁数也大了，都当上奶奶了啊。”姨告诉我，那年出事时惊动了很多人，连院里的三爷也出面了。至于柱嫂的出轨，我也曾听母亲说过的，柱嫂是个聪明人，念初中时学习很好，只是家里不认可供一个闺女家上学，等到中学毕业不久，也不问柱嫂愿不愿意，家里就生把柱嫂嫁给在外工作的柱哥了，柱哥是个没多少文化的大老粗，又不知道疼爱柱嫂。柱嫂产生异心也就不稀奇了。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我在柱嫂家也住了半个多月。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我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东西一直压迫着我的心，让我常常感到烦乱不安。无论如何我也决计返回东北了。柱嫂十分惊诧地问：“干嘛这么急着走呢，是俺家条件不好，还是柱嫂没待承好你哩？”

    “ 不是，学校就要开学了，我该回去上班啦。”

    “那......你啥时候再回来啊？”柱嫂紧紧地盯着我说，“退了休能搬回来吗？”

    我不知可否地笑笑说：“尽量争取吧。”

    晚上，柱嫂给我送过来一个布包。里面是她给我和孩子们做的几双布鞋，还有一件红格子衬衫，是她特意到集上给我老婆买的。她说：“千里捎鹅毛，多少是俺的一点心意吧。”

    第二天清早，她又亲自去枣行里打来一筐大枣，选了些又大又亮的装进我的提包里。她说东北没有这东西，带回去让孩子们尝个鲜儿。我拎起沉甸甸的提包，心里也忽而沉甸甸的了。

    柱嫂和孩子们一直把我送到村口上。我临要上汽车的时候竟发现她的眼睛湿润了，分明有泪珠在眼眶里转动着了。她最后有力的冲我挥了一下手说：“你走吧。”

    我的视线也不自觉地模糊了，眼前依稀现出一条泥泞的黄土小路来，一个女人正推着一辆负荷沉重的独轮小车艰难地移动着。那吱呀吱呀的叫声仿佛一支古老的歌谣伴随着她。渐渐地，那女人的身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仿佛一只蚂蚁缓缓地蠕动着。那或许就是柱嫂的身影，或是姨和妗子的身影吧。我的心顿然往下一沉，滚烫的泪水潸然而下了。啊，女人，黄土地上的女人！